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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如此深情地描摹我出生的香椿树街，歌颂一条苍白的缺乏人情味的石硌路面，歌颂两排无始无终的破旧丑陋的旧式民房，歌颂街上苍蝇飞来飞去带有霉菌味的空气，歌颂出没在黑洞洞的窗口里的那些体形矮小面容委琐的街坊邻居，我生长在南方，这就像一颗被飞雁衔着的草籽一样，不由自己把握，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这是香椿树街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记。
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魁力的存在。有一位剃光头的电影导演说。那是前年春天的事。他从香椿树街上走过，方向是由西向东。这样他在行走了五分钟左右的时候就看见了和尚桥，正是雀背驮着夕阳的黄昏，和尚桥古老而优美地卧于河上，状如玉虾，每块青石都放射出一种神奇的暖色。而桥壁缝里长出的小扫帚树，绿色的，在风中轻轻摇曳。出于职业的敏感，电影导演轻叹一声，缓步沿阶上桥，他数了数，上桥经过了13级台阶。13，他想为什么是13而不是其它数字。这不吉利。他站在桥头，眺望河上景色，被晚霞浸泡过的河水泛着锈红色，水面浮着垃圾和油渍，向下游流去。河的尽头依稀可见一往高耸入云的红色烟囱。远景可以省略。电影导演关心的主要是桥以及桥的左右前后的景色，从理论上说，和尚桥是那种以南方水乡为背景的电影的最佳外景点，有桥，有水，有临河而立的白墙青瓦的房子。最令人炫目的是桥边有一座两层老楼的茶馆。
那就是梅家茶馆。到了1979年，茶馆的外形早已失去了昔日雍容华贵的风采，门窗上的朱漆剥落殆尽，廊檐上的龙头凤首也模糊不辨，三面落地门上的彩色玻璃已与劣质毛玻璃鱼目混珠。仰望楼上，那排锯齿形的捕木护壁呈现出肮脏晦涩的风格。无疑这一切都是多年风雨侵蚀的缘故。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茶馆门上的横匾，黑底烫金边，但上面没有字。一块无字匾，很少有人注意这个细节。无字匾一般不外乎以下两种原因：
其一：一时没有合适的称号。
其二：一时来不及烫上合适的称号。
去证实这两种原因对于香椿树街是毫无意义的。那些过着闲适晚年的老人每天去茶馆赶两个奈会，那些从来不进茶馆的居民每天匆匆经过茶馆，人们一如既往地把茶馆叫做梅家茶馆。
从前当我还是个爱好幻想的少年时，多少次我站在桥头，朝茶馆那排帖满旧报纸的西窗窥望。茶馆很容易让一个少年联想到凶杀、秘密电台、偷匿黄金等诸如此类的罪恶。我的印象中茶馆楼上是一个神秘阴暗的所在。我记得一个暮春的傍晚，当我倚在桥上胡恩乱想的时候，那排楼窗突然颤动了一下，许多灰尘从窗根上纷纷舞动起来。吱呀一声，面对我的一扇窗子沉重地推开了，一个男人出现在幽暗的窗边，我记得他的苍白浮肿的脸，记得他戴着一只毛茸茸的耳朵套子，滑稽而不合时令。桥与茶馆紧挨着，所以我的僵傻的身体也与他的一只手离得很近，我看见了他的手，一只干瘦的长满疤瘢的手，像石笋一样毫无血色，抠着窗框，每根手指都在艰难地颤动。他的眼睛漠然地扫过我的脸，扫过桥头，然后张大嘴说了一句话。小孩快跑。
许多人告诉我金文恺是哑巴，我不相信。我确实无法相信。要知道我是亲耳听见他说话的，嗓音温和略带沙哑，他对我说，小孩，快跑。
小孩，快跑。
我将永远铭记金文悄临终前给我的箴言。以后我每次经过和尚桥的时候，确实都是快步如飞。我不知道自己是惧怕什么，是怕全文恺说的话还是怕他再次出现在楼窗边。事实上就在我看见金文恺后的一个月，金文恺就过世了，据说是死于癌症。
几百年来一直住在茶馆楼上的梅氏家族，到了金文恺是最后一代。金文恺没有子嗣，金文恺的姚碧珍。
姚碧珍就是现在梅家茶馆的老板娘。香椿树街对姚碧珍的了解远胜于幽居楼上的金文恺，到了后来人们说到梅家茶馆时往往淡忘了一代一代的梅氏家族，而代之以姚碧珍如何如何的种种话题。
姚碧珍年轻时候肯定美貌风骚，肯定使金文恺拜倒在她裙下魂不守舍好多年。好多年过去了姚碧珍仍然有半老风韵，唇红齿白，腰肢纤细，尤其是她的肤色雪白如凝脂赛过街上的任何少女。那是由于终日与水接触的缘故，人们都相信这一点。姚碧珍自己并不这样看，当茶客们当着老板娘尽情赞美她与水的妙处时，姚碧珍说，人跟水有什么关系？水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有水沾了人气，哪有人沾水气的道理？茶客们说，怪不得你烧的水好喝，味道不一样。姚碧珍双手叉腰朗声大笑，你们听说过狐狸精烧水的故事吗？茶客茶客，不喝清水要喝骚水，就这么回事。
姚碧珍仪态之骚情、谈吐之放肆是香椿树街闻名的。她本人就像茶馆窗外的和尚桥一样、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风景供人观赏。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在我粗线条的世界观里，一直把姚碧珍这个人物作为南方生活的某种象征。我讨厌南方。我讨厌姚碧珍。
当我回忆南方生活时总是想起一场霏霏晨雨。霏霏晨雨从梅家茶馆的屋檐上淌过，变成无数整齐的水线挂下来，挂在茶馆朝街的窗前。窗内烟气缭绕，茶客们的险像草地蘑菇一样模糊不定，闪闪烁烁。只有姚碧珍的形象是那样醒目，她穿着水红色的衬衫，提着水壶在雨线后穿梭来往。我看见她突然站在某个茶客面前，伸出手做了一个极其猥亵下流的动作。
香椿树街的妇女对姚碧珍的历史了如指掌，姚碧珍的轶事经常是脍炙人口的，譬如姚碧珍夜里在楼上洗澡，有个男人给她搓背，他们的影子在灯光下清晰地映在窗上。妇女们着重强调的是，那个男人不是金文恺，而是一个真正的野男人。那么，他是谁？你说他是谁呢？
有人说是李昌。
说到李昌，他是又一个令我厌恶的人物。他其实是个小伙子，至少比姚碧珍年轻20岁，头发梳得又光滑又考究，经常穿一双白色的皮鞋。印象最深的是李昌的桃花眼，长着这种眼睛的男人，对于女人来说都是一摊又粘又稠的烂浆糊。我认为李昌就是一摊烂浆糊，糊在姚碧珍丰满的臀部上，时间长达一年之久。我很恶心，扳指一算，那段时间正是金文恺绝病在身之际。金文恺辗转于黑暗的内室，闻见死亡的气息从他心爱的耳朵套子上一点点地滴落。住在茶馆附近的人家经常在半夜里听见一种痴人的嚎叫，悲怆而凄清。他们认为是野猫在房顶上争食，他们一直认为金文恺是个哑巴，或者干脆是个白痴。这些愚钝的居民人兽不分，忽略了全文恺弥留之际的背景材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香椿树街似乎很早就无视活幽灵金文恺的存在了。他们窥视活蹦乱跳的人的时候，常常省略了其它更有意义的内容。
我不得不再次提到李昌这个可恶的名字。李昌属于无业游民一类人。最早时糊口靠的是贩卖蔬菜。在香椿树街西侧的早市上，李昌混迹于许多女人中间叫卖芹菜，莴苣或者韭菜。如鱼得水，悠闲自在从来没有过丝毫羞怯，他在卖菜时也穿着那双矫揉造作的白皮鞋，试图引起别人的艳羡。
李昌是个小伙子，他一般不会有泡茶棺的雅癖。那么他是怎么撞进梅家茶馆的呢？茶客们后来说，是骚货姚碧珍勾引了他。姚碧珍没有工夫去早市上买莱，就让李昌送菜给她，
一开始两个人还为菜钱菜的质量讨价还价，后来不管李昌送什么菜，姚碧珍就掏钱，再后来，李昌把菜往灶上一扔，姚碧珍也不掏钱了。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茶客中有细心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人跟姚碧珍插科打诨说，你跟李昌到底谁掏钱？姚碧珍就顺手把一杯剩茶往人家脸上泼，她郑重地声明，李昌是她的干儿子，干儿子给干娘送点菜，碍着你们什么事了？
李昌后来就是以干儿子的身份住进梅家茶馆的。李昌就是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家伙，说句粗鲁的活，李昌就是姚碧珍的月经带，恬不知耻地挂在那儿。他后来一脚踩烂了两只菜筐子，把扁担扔到河里，说是洗手不干了。别人说李昌你以后靠什么糊口呢？李昌竖起一节细腻的大拇指，朝梅家茶馆挥了挥，他说，老板娘有的是钱，我怕什么？
茶馆有钱是确凿无疑的。梅氏家族经营了几百年的茶馆生意，虽然几经灭顶之灾，钱还是有一批的，金文恺健在的时候别的本事不大，敛财有方却是很出名的。即使到了1979年，金家还有好多金器，据说装在一只老式手电筒里。手电筒在金文恺手里，还是在姚碧珍手里，别人无从知晓。直到金文恺病死后，有一条消息使众人震惊不已：金文恺到死也没有交出手电筒，姚碧珍摇他、亲他、骂他、拧他都没有用，金文恺怀着一种深刻的冷漠溘然故去。姚碧珍没有得到那只手电筒。
这消息是李昌走漏的，金文恺的寿衣是李昌穿的，李昌用一盆开水浇到死者身上时听见死者的皮肤噼啪噼啪地响，而且喷出一股呛人的腥臭。他估计金文恺有十年没洗过澡了，腋窝、生殖器上都长满了疥疮。李昌说。老家伙好可怜，到头来还不如一头猪的下场，从李昌的话里不难推断金文恺与姚碧珍的关系。他们这对夫妻做到后来完全是名存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