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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的义务。后因指责反战的日本教职员工会是“反体制团体”，而被在野党提出不信任案，更被舆论抨击为“对日本教职员工会最严厉的大臣”。
1980年奥野再度入阁任法务大臣，任职期间积极主张讨论修改现行宪法，因此遭到在野党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强烈谴责，险些使“铃木丸”（铃木内阁）翻船。
1987年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奥野为竹下登的当选立下汗马功劳。竹下登组阁时“论功行赏”，提升他为国土厅长官。任职期间他又以内阁大臣的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公开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称“日本是为保卫国家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后又因“日中战争是偶发战争”等否认历史的言论，引起国内外的强烈谴责，被迫辞职。
令人深思的是，奥野三次入阁，均因坚持其反动的历史观遭到批判，但他下野后却仍无丝毫反省之意，称“我根本不认为我说过不正确的话”。在教科书问题上，他认为“日本有必要采取果断态度”。1994年，奥野出任自民党议员组织“历史研究委员会”的顾问，该组织以一贯美化日本侵略历史而闻名。1995年8月15日，他组织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否认侵略罪行。他指责中学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这个问题的记述，认为“‘慰安妇’是商业行为”，日本军队没有强迫“慰安妇”随军。
另一个右翼头目丸山进当年曾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来到中国，但他并不是一名亲临战线的士兵，而是一名日本特务。1937年12月28日至1938年12月，他由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上海办事处调查课，被调往日本驻南京的特务机构工作。该特务机构要求调进的人员必须是了解中国各方面情况的人。当时，包括丸山进在内共派遣了6名特务到南京。这些“老底”是在由丸山进本人叙述、东中野修道整理的回忆录中抖出来的。
这名老牌特务在他的回忆录中，一口否认了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屠杀了30余万无辜中国人的历史事实，并诡辩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录，我经过查找未发现一份。因此可以说，在南京被非法杀害的牺牲者人数为零。”这份谎话连篇的回忆录被东中野修道随手拈来，作为主要参考资料塞进了他的著作《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之中，还被拿来作为“证词”，制成录像进行放映，其丑恶嘴脸可见一斑。
东中野修道，也是一位右翼“中坚”人物，1947年出生于日本鹿儿岛。现任亚细亚大学社会思想史、日本思想史教授，是日本战败后出生的一名右翼知识分子。据有关资料介绍，东中野修道是“日本自由主义史观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贯主张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公然诬蔑说“‘南京事件’是中国兵所为”。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派”实质上就是“修改历史主义派”，说得更直接就是“篡改历史派”。①
为达此目的，他们利用国会和地方议会等场所进行鼓动宣传，调动右翼势力对主持正义的华侨、华人及日本有识之士进行威胁甚至施暴。一年之中，他们在日本全国400余处召开演讲会，出版反动书籍50余种，并拍摄了美化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歪曲日本侵略历史的反动电影《尊严——命运的瞬间》。这部歌颂战犯东条英机的巨片上映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几乎没有引起任何的争论。1998年4月底，另一部名为《自尊》的电影也在日本摄制完成，片中宣称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和日本无罪，赞颂他是日本民族的骄傲。并有28名议员参加了该片在东京帝国饭店的首映式，他们观后宣称：那是一场旨在谋求亚洲稳定的战争，人们应该明白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个例子，一个“民族主义者”创作的连环画册在青少年中广为流传，该连环画册为这样一个观点辩护：日本皇军入侵亚洲其他国家是为了解放受白人殖民者压迫的人民。这本连环画册1998年6月份出版以来就售出了60万册！②
而东中野修道撰写的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论文，曾被作为“书证”提交给审议东史郎一案的日本最高法院。就是这样的“证据”，累积起来，竟致使东史郎最终败诉。
谎言还没有重复一千遍，在这个国度里就已经变成了真理。
《犁与刀》 第二部分谁在为“右翼”撑腰？（2）
而就在右翼势力紧锣密鼓地筹划“一·二三”反华集会时，日本最高法院再次驳回因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而被反诬“损害他人名誉罪”的东史郎等人的上诉，并对他判处50万日元罚款。这一结果虽说早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但是不早不晚偏偏选在此时宣判，难道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吗？
日本右翼势力这一逆历史潮流而动之举，绝非偶然的孤立事件。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在深刻反省战争罪行方面一直态度暧昧，躲躲闪闪，始终不敢，也不愿正视那段极不光彩的历史，迄今仍未在战争责任和战争赔偿等问题上给亚洲各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右翼政客们的“言传身教”，无疑助长了日本国内右翼思想的泛滥。近几年来，右翼势力从蠢蠢欲动发展到公然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为军国主义招魂的丑剧一次次上演，嚣张的气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每年8月15日，靖国神社便成了他们疯狂宣泄的场所。
日本自民党在“终战五十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的“成立意向书”中宣布：“日本今日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两百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上。这些殉难者为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而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对此，一位德国知识分子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德国人是欧洲基督教文明中的一员，讲究实事求是，因此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对外侵略的历史。可是日本人则不同，他们以所谓的‘东洋文明’为由，不想承认错误，这难道不是军国主义思想的体现吗？”③
1985年5月8日，在纳粹投降4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西德总统在谈到战后的一代对这场战争的责任时这样说：“我们不必粉饰和歪曲，我们需要正视现实的勇气。我们的先辈给年轻一代留下了痛苦的遗产。全体国民不论有罪无罪，不论男女老少，都有义务承担过去的责任。”为了警示后人，德国政府在纳粹军队进行大屠杀的地方和集中营等地，都竖起了警告牌或者刻有铭文的石碑。1966年，德国作家泊德尔在演讲中慷慨陈词：“我们应该怎样追悼那些阵亡者们？我们能不能这样说——他们是站在祖国的土地上，对入侵的野蛮种族战斗到底的人？不！不能。那场战争中的野蛮种族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首先，我们应衷心缅怀那数以百万计被虐杀、被活埋、被集体活活烧死的人们，那些本来应该活着而且有权利活着的人们。”
德国于1958年从各州抽调检察官，成立了“纳粹犯罪调查中心”。40年来，该中心一共经办7000多个案子，涉案人员多达150万，许多隐藏了多年的纳粹战犯在检察人员的顽强追踪下，最终落入法网。
可是在日本，1952年主权恢复不久，要求释放战犯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各种五花八门的请愿活动粉墨登场。1956年到1958年间，全部战犯获释，死去的战犯开始被以“护国神灵”的名义供奉到靖国神社。并且，他们的遗族还可以领取一笔可观的吊慰金和遗族年金。岸信介是十足的战争罪犯，曾经在东条英机手下担任军需次官，但是岸信介竟然可以出任日本首相。
荷兰作家布鲁玛在《恍惚有无前朝罪》一书中，对比了德、日两国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但是没有一个日本领导人有过这样的举动。在德国，否认战争罪行的，是一小撮被警察追捕的极端主义光头党；而在日本，却是首相、国会议员、内阁大臣和历史学家。
布鲁玛在与日本作家泽地久枝的对话中，叹息日本知识分子没有历史责任感。泽地久枝解释说：“从一九三四年至今，仍然存在着封锁压制言论的危险。”
布鲁玛吃惊地问：“右翼势力有那么强大吗？”
泽地久枝用厌恶的口吻回答道：“我还不能说日本是一个文明开化的社会。”
受欧洲民主主义教育的布鲁玛高声问道：“那么，直接谴责右翼有危险吗？”
泽地久枝回答说：“我想得豁出命来。”
泽地久枝的说法并没有夸张之处。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团体的暴力倾向明显加强。1990年，长崎市长因在核弹投下的纪念会上说“昭和天皇有战争责任”，他在市政府前就被右翼分子枪击而受重伤；1992年还发生过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被右翼分子枪击事件。近年，针对“绑架日本人事件”，极右翼分子数次开枪袭击在日本的朝鲜人，连与朝鲜谈判的日本官员家里也被安放了炸弹。
《犁与刀》 第二部分谁在为“右翼”撑腰？（3）
同样是君主立宪制度，在荷兰、英国、丹麦，国民和媒体可以任意批评女王甚至辱骂她；但是在日本，天皇依然具有神圣的地位，批判天皇依然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行为，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攻击。
现在，用左、中、右三派的观点来看一看日本的政治动态。日本的左派即我们所说的进步人士，他们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有比较彻底的反省，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是，他们的构成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中国受到优待的归国俘虏，以及被中国人收养过的“战后遗孤”。日本的右派即日本的“右翼”，竭力抵赖过去的战争罪行，主张建立独立强大的军事力量，重新称霸亚太地区乃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