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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总是和人类对天文、地理、数理、人文的最初探讨、最初智慧携手而来。早期人类对它们深信不疑，把它们视为同其他生活常识。自然知识一样对人们生存非常重要的经验，认真遵行，并且代代相传。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迷信之为迷信，是因为这些事物的人为联结不存在确实可证的相关关系，更谈不上因果关系。然而，所谓“确实可证”也不过是个受人类认识程度局限的概念。在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提出之前，亚里士多德得自于日常观察的理论联结也从未受到过非议。在弗洛伊德“恬不知耻”地声称幼儿有性意识之前，所有人都不假思索地认为小孩子是个无性体。
当然，在人类认识史上，最难认识的是人自身。物理世界、化学世界、甚至生物世界都在人类的刨根问底、解而再剖中逐步透露出种种“确实可证”的因果规律，可就是人自己的思想、感受、命运，生老病死、婚恋嫁娶，始终困扰着每个有幸来人世走一遭的人，却还没有个世所公认的“命运元素周期表”什么的，让人自豪自豪。
这些个永恒的母题在标榜科技的今时已成为未来科学奖获得者们的课题，等待着比手术刀、电极探针更先进的科技产品的切割。而与此同时，又已为广大不知内情也不想知内情的人类大众所不齿。哲学、心灵感受、美感、宗教，对大多人来说都成了与生活关系不大的东西，只有那些半疯半痴的人才去想的问题。然而话又说回来，人们对梦、兆、死、运的关心和解释却从未真正消逝过，各种释梦、释兆、释生死、释运命的说法，不管是否“确实可证”，始终在不同规模的人群中流传。
玛雅人的迷信（不可确证的坚信、执迷不悟）也集中在这些方面。比如梦，如果一个人梦到自己遭受拨牙之类的剧痛，那么他的一个近亲就快死了；如果梦中的痛楚较轻，那么将死的是他的一位远亲。梦到红色的土豆预示着婴儿的死亡，梦到黑牛冲进家里或梦中摔碎水罐，都预示着家人的去世。现代精神病学说，梦确实有预警征兆的功用，现代医学还发现梦是人体生理系统的警示器，不过，即便用这样堂皇的“学术理由”也只能模糊地解释梦中痛楚的预告作用，而红土豆、大黑牛还是太具玛雅地方色彩了，域外人是无法承认其普适的真理性的，只好认定为迷信，姑且说给大家听听。好比《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让人无法置信，又引人入胜，有时觉得假如真的生在当时当地，信也就信了。
再如命。玛雅人认为如果把火柴掉地下了，火柴仍能继续烧，就是个好运的兆头；假如火柴掉下后能一直烧完那就表明把它掉下去的人一定长寿。打猎人如果把打到的鹿的鹿头、鹿肝或鹿肚卖掉，就必定会在日后遭厄运。由此还引申出一些诅咒他人的恶毒办法，比如想害某个猎户交厄运，只须向他买些鹿肉，再把骨头扔进井里。
迷信大多涉及人们最关心的事情，人们常常因为太想在这件事上交好运获成功而不愿冒险违反一些很容易遵守的小原则。这也是许多关乎人生大事的迷信经久而不衰的一个主要原因。谁也不愿为检验这些原则的真伪而冒断送自己人生幸福的险。
婚姻迷信就是这类几乎天然具有“颠扑不破”特质的一种。玛雅人选用的居然是房间里最不起眼的扫帚。据称，扫帚扫过男孩的脚会使他娶进个老年的妻子，扫帚扫过女孩的脚则会让她嫁个老头。可以想象，玛雅妈妈们打扫房间时，一定不会有她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在屋里捣乱。
另外，还有一些一般的征兆，仿佛中国老皇历里的“宜”与“不宜”。比如看到蜻蜓飞进屋，猫咪洗脸，蝴蝶高飞，都表示有客来到。玛雅历中20天一个月不同的日有吉日凶辰之分。平常玛雅人看到红眼睛的绿蛇、大得出奇或小得出奇的鸡蛋，听到猫头鹰叫，都是凶兆。每家每户门前放上些装食物的葫芦，家里几口人，门前就放几个葫芦，以祛病消灾。这些说道和中国民俗讲跳眼皮预兆吉凶等说法有共通之处，很难排除人所受暗示的影响。
关于天气的许多征兆则介于迷信与科学之间。比如，燕子低飞有雨，高飞则放晴。玉米叶薄预示冬天较暖和，叶厚预示寒冬。玛雅人还把蝉看作是非常重要的天气预报专家，根据它的活动来确定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烧田活动。这些做法和说法，和中国古代流传久远的谚语一样，其中确有人类观察思考经验智慧的结晶，在人类掌握一定生态学规律的今天，是可以理解并接受其“确实可证”性的，但在不久之前，也曾被斥为伪科学一类而遭到嗤笑。
同样，对于玛雅人留下的文字、数算、历法、建筑、天文等成就我们现在称之为灿烂文明、早熟智慧；而对于他们留下的释梦、释兆、释生死、释运命的说法、做法，我们是以文化手段、甚至冠之以迷信来介绍的。当我们在用我们的真理标准、真知标准去衡量一个过往民族对生活、对自然的思考和解释时，焉知这些标准、甚至把握这些标准的我们有多少真智慧？
通神者说神玛雅文献的研究史上有两本奇书。一本是《基切—玛雅人的圣书波波尔·乌》（The Popol Vuh Of the Quiche Maya），另一本是《契兰·巴兰》丛书（Chilan Balam）。
第一奇，奇在玛雅文献的湮没不闻。西班牙殖民者入侵玛雅之后，不仅在军事上与玛雅人的反抗展开较量；并且在文化上，两个民族也发生了冲突。西班牙人信奉的天主教教义与玛雅祭司集团所代表的信仰格格不入。结果，西班牙军队的随军主教迪那戈·德·兰达，竟然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焚书坑儒”，1562年他下令将所有玛雅书籍付之一炬，并将玛雅祭司全部处以火刑。玛雅祭司集团全权掌管着用象形文字记录的玛雅历史、文化知识，他们是玛稚社会的知识阶层。兰达这么一烧，致使玛雅历史文献只剩下四本幸存的手稿，同时，有能力识读和书写象形文字的祭司全部遭到杀害，致使那些幸存的真迹成为天书，至今无法破译。有志于研究玛雅历史文化的学者不得不另辟蹊径，从西班牙人留下的文献中捕捉玛雅的影子，甚至于那个下令毁灭玛雅文献的兰达主教，居然也成了玛雅史料的主要见证人之一。
西班牙人毁灭玛雅文化的做法如此决绝，主要原因（据他们自己的说法）是认为玛雅人的神祇、文字太像魔鬼所为。也许潜意识里也暗自惊异于他们完善的知识体系，虽然异于西班牙人熟知的常理，却也是匪夷所思，奇特而高度发达。这使他们心底发怵，感觉到一种文化上的威胁。
可惜，玛雅社会的严格分工使普通百姓完全无法接近这些文字。西班牙人处死了占玛雅人口一小部分的祭司，就相当于在中国把所有的儒生包括识字的一切人全都处死了。于是，虽然玛雅人一直守着自己的语言、守着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直到今天；然而却没有人能看懂自己民族的文字、自己祖先留下的史书。那幸存下来的四本文献分别收藏于欧美不同国家的图书馆或私人手里，只能作为一种古董供人观赏。
出于这上独特的原因，其他文献的价值都被逐次抬高了。其中被认为最有价值、最接近玛雅文化原型的，就是本节开首所提的那两本书。
第二奇，奇在这两本文献资料的玛－西结合。今天能够读懂的玛雅研究文献全部出自当年的西班牙统治者之手。兰达主教本人就写下了许多玛雅见闻。当然，这类记录必定会有许多歪曲和臆断，但在资料奇缺的情况下，也成为最常引用、最有权威的资料来源之一。这实在是玛雅的悲哀。
《基切－玛雅人的圣书波波尔·乌》是1688年由编年史家弗郎西斯科·希门尼斯译成西班牙文的，基本保留了原文本的内容。相比较那些由西班牙人撰写的《尤卡坦编年史》、《玛雅人编年史》之类，参考价值更高些。当然，后者成书于征服时期开始后不久，并且还可以同有关文物、口传文化相互参证，也是玛雅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但是，和《波波尔·乌》一书相比，参考价值的位次还要略往后排。
《契兰·巴兰》丛书的产生较富戏剧性。它起源干西班牙传教士的传教目的，最后却变成保存玛雅文化的重要工具。真是歪打正着。西班牙人入侵、征服的尘埃刚刚落定，天主教传教上们就尝试让玛雅人接受西班牙语。他们想用西班牙文本教玛雅人认字，让玛雅人口说自己的语言，但记录书写时完全采用西班牙文字系统。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最终促进玛雅人向天主教皈依，让他们慢慢摆脱魔鬼的异教以及附属于那种异教的一切。
当他们开始实施这一做法时，还有一个因素增进了他们的信心。西班牙人发现，用西班牙语记录玛雅语言，在音系上只须添加极少的音素。确切他说，只需在西班牙语音体系中加上两个音素，一个是葡萄牙语中的调，发音如同汉语的“西”；另一个采用创造的符号つ来表示，发音如同汉语中的“兹”，现在这个古怪的符号被dz取代。加上这两个音，西班牙语的字母表就完全可以为玛雅语记音了。西班牙人的这种文字改革很像给象形文字引进表音的拼音系统。所不同的是，他们将玛雅人的文字系统毁掉，把自己的字母拼写系统强加于人。实在是强盗相。
所以，玛雅人在无奈中采取了“曲线救国”的办法。那些原来希望被用来为天主教张扬教义的西班牙字母，现在被用以记录玛雅人的历史和文化。玛雅人真的将它们变成自己语言的新的记音符号系统，用它记录和传承自己的文化。《契兰·巴兰》丛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套丛书是由许多村庄各自的史书组成的。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用欧洲人的纸张、西班牙文的字母，写玛雅人的语言，记玛雅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