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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角会导致殴斗，殴斗会严重到彼此凶杀的程度。与其用重罪禁止冲动的殴斗凶杀，不如防微杜渐，治其根本。倒炉灰小事与酷刑重罚之间，反差过于悬殊，那么，人们做到不乱倒炉灰，必定比做到忍怒不相殴杀要容易得多。最后施行这条法律的结果肯定是很少有人犯禁。中国古人的倒灰法律与玛雅人的洗澡法律真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有某种可“通约”的真智慧在！
洗澡法律虽是一个象征、一个隐喻，然而结果却是真实的，男性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们支配着她们。
“一刀切”不出好坏玛雅宗教有一种极强的二元论倾向。在他们的万神殿里有明确的善恶之分。好神带给玛雅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恶神则带来饥荒、洪灾、死亡和瘟疫等自然的不利，还会带来战争、内乱等社会性的灾难。好神和恶神共同对玛雅人的生活起作用，以他们特有的相互牵制、相互渗透的组合方式作用于人类，他们的喜怒哀乐投射到玛雅人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生活和命运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捉摸性。
这种善恶两分的倾向在许多生命力较强的宗教中都有表现。比如流行于欧美各国的基督教，不仅信仰上帝，也承认有魔鬼撒旦，并且认为两股势力在人以外的世界互相争斗，有时撒旦还会跑到上帝面前告状，使耶和华动怒，惩罚人类。以这种方式，宗教机制极微妙地制造了一个变因众多的宗教世界，从而使神与人的关系也由单一的保佑关系或公正原则变得扑朔迷离，成功地使之接近充满偶然性、不断流转变化的生活的本质。只要宗教中存在两种尚不能分出胜负的势力，那么神性世界的总体面貌就不会是静止不变的。而只有当神性世界的面貌、神对人的态度是可变的时候，宗教才能解释人所受到的诱惑、平安、打击等常变的遭遇，人心才能于常变中维持心态的平衡和不变的信仰。
小时候听人讲故事，人物一出场就急着问，是好人还是坏人。长大了就觉得很好笑。用好人、坏人的眼光去看人，真是很傻。
后来学习辩证法。可有一阵子始终分不清“一刀切”和“一分为二”，不都是分成好的和不好的、对的和不对的吗？再后来才明白，不能一刀下去分成好坏就完了，无论对好的还是坏的，都要看到它内在的好坏两面。也就是说，用好坏这种简单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并没有错。但这个标准要动态地把握，要在任何时候都把准这对立的两极，懂得坏中有好、好中有坏。并且正奇互反，在不同层次、不同时刻，好坏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这个认识过程看来像是在纠缠字义，实际上却正是认识过程的规律。正如《易经》所说：太一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人之初，物我不分，混沌一片。婴儿眼中的奶瓶和他自己的手臂一样，是他自我世界的内容。小孩子的原始情绪区分得也很粗略，没有什么明显的爱憎。等到有所喜，有所恶，懂得失意与得志的时候，就算是领悟了有暑热也有寒冷的道理。等到对所恶者知其所以恶，在失意时仍懂得怀有希望的时候，才算理解到这一阴一阳的动态含义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第一层中见到阴阳，在阴或阳中又见到阴阳，乃至在阴中见到太阴、少阳，在阳中见到老阳、少阴，甚至将一阴一阳相承相负，流转相易的道理运用于理解万物。这是中国古代智慧的最高成就。真正参透其中道理，并且突破纸上谈兵的层次，将此原则运用到人生的每一次出击，每一种等待中去，是一个很高的理智境界。
然而，太平洋对岸的玛雅文化，却用宗教的手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让好神和坏神共同左右自己的生活。好神带来雷电、降雨、丰收（雨神、蛇神），恶神带来死亡、毁灭（死神、战神）。他们之间永恒的冲突在一幅画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图24中，雨神恰克对一棵小树表现出扶持；而死神阿·普切却将树一劈为二。好神和恶神不仅彼此争斗来控制入所赖以生存的自然，并且还竟相争取人的灵魂。玛雅人深信，他们的一切祸福都取决于神的情绪、神的力量。这也是祭祀、庙堂在玛雅社会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一个原因。
然而，也就是通过这种宗教二分机制的设立，玛雅人将一种对立而统一的复杂机理深深扎根于人心的无意识中。玛雅人不可能用静止的“一刀切”方式去看待世界了。在小树茁壮成长的时候，他们意识到死神随时可能以各种方式将其摧毁。在和平丰收的季节、他们仍然要为随时可能来临的不意之灾祭祀。他们始终能在乌云中看到太阳，在战胜时看到失败。一种阴阳互易、祸福相继、无常为常的思想，从幼年起就扎根在每个玛雅人的心中，也扎根于这个民族的初年。宗教将这种理性智慧以非理性的方式固定为一种文化基因，等到个体的理性成熟后，能自然地用它来平衡命运的多变，平衡人心的各种欲求和各种自律。
用好、坏来划分人，是简单化了，是傻；用好、坏来划分神，是文化的成熟，是智慧。
天堂之门为谁而开玛雅人的天堂在13层天之上，那上面美妙无比。人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所有幸福美好事物，全都会聚在这个玛雅人的王国。
持有无须签证便一步登天的那种硬档“护照”的人，包括这样几类：自杀者，战死的武士、作人祭牺牲的人、难产而死的妇女和祭司。
这份值得玩昧的入境者名单，确有不易理解之处。要说直接与天神交接并作为“天国”在人间的特命全权大使的祭司，可以直接返回天堂述职，这还比较好理解；作人祭的牺牲者可以进入天堂，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原本就是航邮给天国神灵的礼物，总要让神灵们在天国查收吧。但是特意把难产而死的孕妇放在“大使”和“邮件”中间，却是出人意料之外。
战死的武士有资格进入天堂，这也不成什么问题，因为武士集团就是社会的政治特权阶层，他们是大大小小的贵族，其中最高地位自然就是酋长、首领了。他们战死沙场，才赢得进入天堂的门票，倒有自残自戕的家伙排在了他们之前，这又是为什么呢？
细舷想来，这恰恰是玛雅人智慧之所在！
资料虽然简略，但也足够想见真相。16世纪的兰达主教在他的题为Relacion de las Cosas de Yucatan一书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他们（玛雅人）说那些上吊自杀的人升入他们的天堂，并且把这当作完全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样就有许多人因为悲伤、麻烦或疾病等微不足道的原因而自己上吊，以此来摆脱这些事情而进入天堂安息，天堂里有他们所说的名叫Ixtab的绞架女神会来使他们重新苏醒。”
天主教是坚决反对自杀的，因为人自己无权杀死自己这个由上帝创造的生命作品。于是兰达主教用不以为然的口吻把悲伤、麻烦和疾病说成是“微不足道的原因”，实际上我们应把悲伤改成“悲恸欲绝”，把“麻烦”改成“致命打击”或“不堪重压”，把“疾病”改成“病入膏肓”或“不治之症”。
撇开西方人教义的偏见来看玛雅人的自杀原因，可能就得把“微不足道”改为“难以忍受”了。人因为难以忍受的原因而走上绝路，虽不能说理所当然，但也至少是可以理解体谅的。这里应多一些对人类需要的同情和关怀，多一些深层的爱和理解。
20世纪90年代到来时，人们开始认认真真地讨论起“安乐死”的问题。虽然传统的宗教信条和世俗的道德戒律还固守着阵地，包括反对“堕胎”等等，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对“安乐死”寄予了更多美好的希望，这是人类同情心与博爱精神日益成长的体现。
在这个背景上，我们将不难称许玛雅先行者们先知先觉的明智和大彻大悟的同情，他们为那些不得不自寻短见者的灵魂，安排了欣慰的乐园。
他们也为难产“殉职”的产妇安排了天堂这样的好去处，同情心在这里还是主要原因。不过若只看到这一层，那么我们的智慧还没能企及玛雅人的精深奥妙。
文化观念多少都免不掉潜在的社会现实功利目的，它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的客观需要。以一种情感上、感觉上可接受的形式来掩盖赤裸裸的利害动机，这就是我试图揭示的文化隐喻机制之一吧。如果这机制是个体与个体之间有意识地运作，那就是“欺骗”了；而在群体或社会中以集体无意识方式运作，就只能叫作人类必要的“文饰”，也就是“文化”，就是文明，就是智慧。
请想，妇女生孩子虽是自然法则，但造物主并没有让这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万无一失。相反，妇女难产死亡却是司空见惯，而在现代医学科学昌明之前，妇女难产死亡率是相当高的。为了保证社会与文化的延续，人的再生产是近乎本能的功利目标。玛雅人为了复制自己、传承自己的文化，不能不把发给祭司、贵族的“天国护照”也爽快地发给生孩子的妇女。这种崇高荣耀，在我们看来无非是空心包子，而对玛雅人来说却好像真的是什么实惠的许诺一样了。
然后我们重新想一下上吊自杀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这次我们触类旁通，领悟到玛雅人也许又有某种潜意识中的实际利害。有的野蛮民族有杀婴习俗，有的还把年老的父母背上山崖推倒下去，他们的残酷乃是出于无奈，低下的经济能力无法背负过重的包袱。联想一下，我们今天呼吁推广“安乐死”，不也隐含着不愿为毫无指望的“植物人”（丧失知觉、仅靠输液维持的绝症患者）白白耗费金钱、精力和感情的这一层“理性”的动机吗？那么，玛雅人巧妙地“鼓励”自杀，大概也是为了剪除社会机体上有害无益的残肢败体吧。至于让战死的武士得到荣耀，那显然是为了激励士气，培养为了民族利益不惜捐躯的尚武精神。让作为献祭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