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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名号能起到不同的社会功能。在人生各阶段获得不同的名姓，本身就意味着人生活动的重大转折、人生职责的重大加码。如果说生辰八字显得有些玄虚的话，人生中的命名活动倒是具有更为实在的文化意义。
又是“三纲五常”
要了解一个社会，那么，了解一下其内部两种性别之间关系，大概最有助于获得真切的感受。在男女关系上，一个社会会把它开化、文明的程度准确反映出来；社会的经济生活、人际关系、道德伦理各方面也都具体化地呈现在观察者的面前。
总体上说，玛雅男性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男尊女卑无可争辩。妇女被禁止参加宗教仪式，不得进入玛雅庙字，这大概是初民社会男女两性分属不同的社团，各自有各自秘传的教义、规则、权益、神灵，不少文化人类学家对此已有论述。玛雅妇女不许在街上正视男子，相遇时必须侧肩而过，这也许是“两性战争”（借用一下60年代法国女权主义者的语汇）的结果，是主宰与臣服的象征。至于男女不同食，虽说不能完全比附于古代中国的“男女七岁不同席”、“授受不亲”等等，但是，其本质还是相通的。社会要以一种最为日常的活动来确立并日复一日地强化男尊女卑的观念，无论是玛雅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自觉不自觉地这样做了。无论辈份如何，性别从整体上区别了等级地位，这是一种团体的地位。从男人们先行就餐的顺序可以看出，不仅长辈在先，即父亲先于女儿，平辈间兄先于妹，而且不同辈份之间也同样如此，儿子先于母亲，弟先于姐。家中男性成员心安理得地接受女性的服侍，训练培养了整个社会的纲常伦理。小男孩从小就懂得了自己的性别角色，小女孩也潜移默化受到了性别角色教育，以使她们长大后顺应整个社会男尊女卑的关系结构。吃饭小事，竟然是关乎社会结构秩序的大工程，文化机制的巧妙，正在此处。关于这一点，读者诸君不妨参看本书《洗澡洗出法律》节，那洗澡比吃饭更见奥妙。
著名的玛雅文化研究专家莫利（Sylvanus G。Morley）曾说过：“儿童的培养，更多地是靠他们自己顶应那套复杂的精心策划的社会实践的愿望，而不是靠苛刻死板的规矩。”①他实际上已经从玛雅人的儿童教育中隐约地看到了一种文化塑造上的智慧。
由于玛雅文献的缺乏以及多数文字尚未破译，我们无法知道玛雅先民对他们的伦常秩序作了怎样的理论表述，然而我们仅就今天玛雅部落遗民们的行动，也可约略地想见他们的“三纲五常”。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这样的说法可能让现代社会充满新思想的人们大倒胃口。然而我们俎能采取非历史主义的观点看待人类文化的历史，否定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社会价值和行为规范的合理性，否定其推动人类文明的巨大作用。如果耐心并尊重玛雅人曾经创造的一切，我们会发现，他们是以巧妙的方法实现社会人群的整合的。
如前所述，他们摆平了两性间可能的不平衡冲突，不露痕迹地巩固社会伦常的成果。如此说，他们不十分严苛地对待孩子，却有办法把社会精心设置的伦理观念灌输给他们的孩子。当一个男孩长到四五岁时，也就是现代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特别强调的那个年龄段，父母就要在他的头顶的头发上系挂一个白色小珠。这似乎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其实不然。不要小看这小小的挂珠，它在孩子头上晃来荡去，时不常地敲打着孩子的脑袋。尤其是当孩子异乎寻常地闹腾时，这种轻柔的“敲打”该会变得十分剧烈。我猜想，这是不是一种训诫的隐喻手段呢！也许时间已淡化了它的功能本意，但是，这种“敲打敲打”的文化训诫功能是可以想见的。如若不信，让我再举出几句太平洋对岸的经典来参证。中国的《诗经·卫风·渭阳》曰：“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注曰：“傩，行有节度。”也就是佩挂的玉饰件使人举止有节。再举更明白点的例子，《礼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也就是说，君子（在若干含义中也包括“上层人士的子弟”这一意义）集中注意力于身上所佩挂的玉饰上，这样必须按照一定的规矩，有礼有节地动作，才能使玉佩按一定节奏发音。别人可以根据玉佩相碰发出的声音察知君子是否有礼有节、合规合度；君子本人则用玉佩锵鸣之声驱除非辟之心。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玛雅人的挂珠在起源上当有类似的功能。他们曾经在孩子一出生时就悬挂小珠以使孩子（当然也是贵族的孩子，君子之类吧）变成“全神贯注”的内斜视（对眼儿、斗鸡眼），这可以参看本书《美丽的扁头·高贵的斜眼》一节。这回他们又故技重演，在这个“三岁看老”的人生关键期，给孩子头上拴上“敲打”的小白珠。想必这小白珠能够限制顽童纵性纵情的闹腾，极为微妙地让男孩们在意这个头顶上朝夕不离的小玩艺儿，从而从心理机制上造成一种对内心冲动和不平静进行克制的倾向。这真是个高招，亏玛雅人想得出。
对付女孩儿也有一套办法，当她们达到同样年龄时，就要在她们腰间扎上一根绳子，上边垂挂着象征其贞操的一枚红色贝壳。这其中隐含的意味，自然不言而喻了。
在青春期仪式到来之前，要是取下了这两样东西，那就了不得，尤其是女孩儿摘下贝壳，那会被视为奇耻大辱的，父母对此非常在意。
家庭中这些细微的潜移默化，保证了玛雅人的社会道德伦常观念的内化，四五岁是儿童性格形成的关键期，这时候形成的一套基本心理反应模式，会影响一生，决定着他（她）成年经验的轮廓。不仅个人，整个民族的命运都是在家庭这个狭小舞台的限制内决定的。一般说，玛雅母亲们非常亲抚她们的孩子，总是喃喃地对着婴孩讲儿语。这或许就是玛雅人总也摆脱不掉保护神观念的心理起因，他们总是渴望神来亲抚、眷顾他们，理解他们的处境、满足他们的愿望。这已经引发到玛雅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了。
有时，不得不对孩子体罚，母亲总是不参与此事。父亲的惩罚，大概有助于孩子们“切身”体验男性在社会、家庭中的权威，这对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父严母慈”，这个理想的家庭内部搭配，大概对玛雅纲常伦理的确立与巩固极有助益。
在玛雅家庭中，大孩子不仅被要求来照顾年幼的弟妹，而且他们也被肯定对弟妹具有权威。年轻的家庭成员对年长者的尊敬是根深蒂固的。父亲是无可争议的一家之长，没有他的首肯，什么也做不得，当然母亲也同样受尊重。这是什么？这就是长幼有序，这就是中国古人所重的“孝”，和“悌”，这就是现代西方大学者赖希（Wilhelm Reich）所指出的：“（家庭是制造）顺从动物的工厂。？”假如没有这种来源于童年经验的纲常伦理，假如没有这种“顺从”，那么，也就没有玛雅人想必极为完美的社会组织体系，进而也就无法想象这些缺少现代机械设备的人们能够通过齐心合力有组织的劳动来完成诸如宏伟的金字塔、坛庙、石碑等人类文明的辉煌记录。
玛雅人的“种姓”
玛雅人的聚居点有完善的道路、公共建筑等设施，但大部分玛雅人却都居住在城夕）的村落里。城里一般只有祭司、首领等不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人居住。他们的饮食依靠各村镇的进贡。
我们知道印度有个种姓制度，将人依据姓氏分为四种，首陀罗是奴隶，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服务于其他三个种姓。婆罗门据说出生于原人的头部，地位最高，具有神的力量。他们在社会中行使祭司的职能，授讲经文，主持祭把。刹帝利出生于原人的肩部，拥有皇权，同时也是战争的主力。吠舍出生于原人的腿上，入选应从事具体生产，然后以税贡形式寻求神的护佑、首领的保护。各个种姓集团大小不等，一般都在万人左右。但他们并不分别聚居，而是分散于各地，渗透在社会中各司其职。
其实，这种划分人口的方式在南亚各国的印度族居民中都有留存。种姓的划分不仅借助严格的婚姻保持血统的纯正，并且借助社会职业的固定化维持社会等级的稳定。比如，个人或群体的圣洁、高贵，按级提高。一些被认为具有污染性的职业，如与已死的动物接触（如制革工），或与身体的排泄物接触（如洗衣工、理发师和厕所清洁工），都由低级种姓的人去干。
每个社会都有维持社会等级差别、控制社会内部混流、冲突的机制。一般而言，父亲和儿子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政治、受教育程度）都不会相差太大。即使在高唱民主、鼓励从平民到总统的今日美国，社会阶梯上的跃升也是极个别的。
玛雅人没有种姓制度，但其人口也大致可分为四个群体。而且这些群体的内聚性较强，玛雅社会为维护这种文化分层，对各个群体人的血统、职责、俗规作了明确规定。保障位高者的凌驾，杜绝位卑者的僭越。
这四个群体是贵族（aknegebob）、祭司（ahjubob）、？平民（？ah ？chembal uinicob）和奴隶（ppencatob）。
贵族包括王（halach uinic），即真人，和村镇首领（batab），？以及更低级的头目。batab管理村镇事务。他们虽然是由真人指走的，？但基本上都来自一个世袭的贵族群体。almehenob这个同在玛雅语中的意思是“有父有母的人”，？他们被认为是天生的领袖。他们在真人面前受过考间、接收象征权柄的凭证之后，就返回各自村镇行使司法权和行政权。在战争期间，batab？是本村本镇战斗力的组织者。作为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