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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德哥尔摩东城一条主要街道上，上下班时经常能看到一位老人在街角站立，他昂首挺胸，目视前方，活像一尊雕塑。我到瑞典不久，人们就推荐我去看这“街头一景”。 那是立春后不久的一个早晨，我匆匆赶去上班，果真在那街角看到了他，只是又多了一项内容：在我驻足的一两分钟内，他忽然向右侧踱着碎步，头偏向右方，似在作“向右看齐”的动作，然后又刷地甩过头，保持垂手并脚的立正姿势。他可能是个退伍军人，我脑子里一下子闪过了这个念头。我向过路的几个行人打听，这位老者是谁？为什么站在这儿？他们有的摇摇头，有的摊开两手。我知道瑞典人的脾气，从不管别人的私事。 瑞典夏日阵雨多，出门必带雨具。有一次我经过他身边，正赶上下雨，他既未穿雨衣，也没打雨伞，仍笔直地站在那儿。雨水顺着他的头发流到面颊上，他全然不知晓似的。我立刻将伞撑到他头顶上，雨住了，我才离开。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也没有看我一眼，我心里有点悻悻然。同事笑我傻，说那老头可能是“神经病”。我半信半疑，老人的古怪行动吸引着我，逼我进一步寻找答案。 后来，我去丹麦出差几个月，入冬才返回瑞典。我问同事，那老人还在那儿站立吗？一位同事笑道：“你是不是动了恻隐之心，想做他的干女儿？”我没说话。第二天上班经过那街头，没有碰到他，心里似乎空落落的。下班后，飘起了大雪，我急急地赶到那街角，老人正在那儿站着，帽子上落满了雪，胡须上挂满了银白的霜花，活像一位圣诞老人。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在他身边抓雪玩，眼光不时瞟向老人。我发现孩子的眼神里有某种东西同老人有联系，便走过去问那男孩：“你认识这位老人吗？”“他是我爷爷。”果真让我猜中了，便又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我猜你爷爷在替什么人站岗，是吗？”“为国王。”孩子脱口而出。我高兴极了，似乎答案就在不远处了，便引着孩子的思路，故意逗他继续往下讲：“可是国王不是住在皇宫里吗？你爷爷怎么在这儿站岗？”孩子眨了眨眼，像在想什么，但他什么也没说，又径自去抓雪玩。我又一次陷入迷惘。当时我真想走过去同老人谈一谈，但望一望他那庄重的、不屑一顾的神情，这念头立刻打消了。记得我去皇宫参观时，因离值勤的门卫太近，那警卫向我发出过警告。 我被老人的“谜”困扰着，又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终于有一天，我们因工作需要，请所在地区的值勤警察吃饭。无意中，我提到了那位奇怪的老人，警察们听后面面相觑，空气好像一下子凝住了。我不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正想把话题岔开，一位年纪稍大的警官缓缓站起来，整了整自己的制服，神情庄重地说道：“他是我们的前辈，叫本德森，是一位干练的皇家卫队军官，受过多次嘉奖。三十多年前，他统领的骑警马队受惊，为了士兵和其他人的安全，他死死拉住惊马，被拖出去几百米远，险些丧了命。”我屏住呼吸听着，心像铅一样下沉。讲话的警官略停了停，又接着说道：“从此他失掉了记忆，但他唯一没有忘记的是自己的职责……”我的眼睛湿了……
第一部分：北极圈—瑞典篇帕尔梅之死—遇刺第二天（图）
1986年3月1日，星期六，我们正在使馆加班，突然传来奥洛夫·帕尔梅首相遇刺的消息，大家都惊呆了。瑞典社会治安非常好，怎么会出这种事？我们立即出发去出事现场。天上飘着小雨，行人全都缩着头走路。我们先到了离出事地点最近的华人餐馆“上海饭店”，杨老板告诉我们说，昨晚（即2月28日）帕尔梅首相偕夫人在离饭店不远的××影院看完电影后，便随着流动的人群，拥向最近的地铁入口。在离入口不远处，突然遭到一迎面男子的枪击，首相应声倒地，其夫人惊愕中连声喊捉歹徒。但极度拥堵，且人声嘈杂，歹徒迅既逃遁。我们按杨老板指的方向，沿Sveavagen大街向前走不多远，就见到一大群人围住一个花店在抢购玫瑰花，然后就汇入一条花溪，流向前方。我们跟着人流，见前面围拢好多人，那便是首相遇害的地方。四周虽然被警察拦上了绳子，但玫瑰花束已堆成了一座小山。地面的血迹早已被红玫瑰覆盖，变成了一棵晶莹鲜艳、树冠硕大的玫瑰花树，并且还在不断的添枝加叶。望着人们哀婉凝重的表情，我们也都肃穆而立。不知这种沉默持续了多久，围拢的人们才开始一点点离去，但新的人流又汇聚起来，花树也愈发枝繁叶茂。追随着又一条流动的人河，缓缓流到首相府。只见排队吊唁签名的人已成了一条长龙。看不到头，因为“头”已伸到首相府里去了。也见不到尾，因为龙身弯弯曲曲，它弯过街道又投入小巷，将尾巴藏到不易寻觅的深处。我们绕了半天，找不到“尾”，无法插入这不想放弃但也只能放弃的另一场吊唁活动。雨还在不停地下，人们的心情也似乎更加沉重了。湖边虽然不乏垂钓者，但已无了往日的欢颜；街上虽然也有擦肩而过的少年，却也无了往日的嬉笑打闹。街上静悄悄的，小汽车轻轻驶过，公交车也放慢了脚步，生怕惊醒了谁。整个斯德哥尔摩城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笼罩在一片阴霾中。
下午，我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独自在××影院门前徘徊，这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家影院。2月初，中国大使馆曾在这里为侨胞举办过一场春节电影招待会，放映的影片是《岳家小将》，深受侨胞和他们的孩子们的喜爱，电影院内外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曾几何时，从这家影院走出来的一位不寻常的观众却到了另一个世界。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出这种事。他是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走进这家电影院的，和百姓一起看电影，然后夹在人群中一起离开，他的身上应该还留着百姓的温热和气息。据说，来看电影时，他搭的是儿子的车。看完电影后，他坚持不要专车，要像普通老百姓一样，乘地铁返回寓所。老百姓当然喜欢这样的首相。记得当时瑞典政府推行的“高收入、高福利、高税收”的经济政策，被人们形象地说成是掏资本家的腰包，填充中下层民众的袋子。试想，除了资本家之外，谁又能不拥戴这种政策的倡导者呢？难怪自他1969年登上首相高位以来，连续四届出任此职。
第一部分：北极圈—瑞典篇帕尔梅的葬礼（图）
帕尔梅葬礼前的那个星期一，3月10日，瑞典全国降半旗，所有驻瑞典的使领馆也都如此。正午12时，全体民众为帕尔梅首相默哀一分钟。教堂的钟声不断，港口船上的汽笛长鸣，行驶的车辆停下来，喇叭声时高时低，人们的心都收紧了。飘扬在中国使馆门前的五星红旗那天也低垂着，随风轻轻飘动，表达着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首相遇害的哀悼。这情景使我想起了1976年1月，那个永远难忘的日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五星红旗也是这样低垂着。中国人民、世界人民都在为他哭泣。瑞典人民也一样，他们的首相帕尔梅怀着沉痛的心情，亲自到我大使馆吊唁周总理。如今，他遇刺身亡，中国政府立即派出了以卫生部长崔月犁为特使的代表团到瑞典参加帕尔梅葬礼，最后一次见见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3月15日星期六，帕尔梅葬礼的日子。世界五大洲的上百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参加葬礼。葬礼当天，车如海，人如潮。手持鲜花、花环的人们塞满了大街小巷，并拥向同一个方向——安葬帕尔梅的教堂墓地。人们比肩继踵，每往前挪一步，都要使足力气。我们就这样被裹挟到教堂墓地附近，墓地已被围得水泄不通，我们再也前进不得。在那里不同肤色的人们以各种方式寄托哀思。有一华侨组织打着一白色横幅，上面用中文写着七个大字“帕尔梅——一代英豪”。 后来我们终于有机会拜谒帕尔梅墓地，没有墓碑，只有一块刻着他名字的扁扁的大石头。整个墓地很窄小，这与我想象的国家领导人的墓地相去甚远，但却使我对他的崇敬又增加了一分。 开始我不明白，一个地处欧洲一隅的瑞典国家领导人的遇害何以如此惊动世界，后来我明白了，帕尔梅不仅属于瑞典，也属于全世界。他是和平使者，不结盟运动的扛旗人。他主张缓和，反对战争，支持南北合作，同情弱小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作为联合国特使，他五次奔波于两伊之间进行调停。他提出的“中欧无核走廊”曾引起国际广泛关注。为此，他多次获得美国大学以及联合国机构的和平奖。
第一部分：北极圈—瑞典篇十七年后的思考
帕尔梅遇刺虽已过去17个年头，但仍是一桩跨世纪的“悬案”。当时我曾天真地想，若是帕尔梅首相不以平民身份去看电影，而是出门带保镖，所经路线分段戒严，电影看专场，就不会有这场悲剧发生了。随着对他为人了解的加深，我明白了他被害的深层缘由。首先，国内的反动派和资本家不喜欢他。1983年12月，他们组织了有7。5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许多资本家坐着飞机在天上示威，反对他向雇主征收“职工基金”的方案。其次，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对他也不满意。越战期间，他曾激烈地批评美国，还亲自带队上街游行；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派核潜艇入侵瑞典领海时，他都对苏联提出了批评和抗议。此外，他还谴责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和南非白人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中国哲人曾说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么多人不喜欢他，他每时每刻都面临被除掉的危险。难怪瑞典各界都一致认为，这是一起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的国际谋杀案，是一起令人憎恶的恐怖事件。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在全世界张开了“反恐怖”的大网，人们理所当然地会想到，在猎捕疑犯的长串名单中，肯定少不了杀害帕尔梅的凶手和幕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