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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编者
②拉梅耐：《人民书》，1905年莱比锡版，第91页。
1839年5月12日，“四季社”举行了一次起义，“正义者同盟”也曾参加。这次密谋——在准备和实行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取得群众的支持——被镇压下去了，组织被拆散，领导者被关入监狱。沙佩尔和鲍威尔在羁押多日之后被驱逐出境，他们跑到伦敦去。现在，伦敦成为同盟的中心了。魏特林留在巴黎，集合拆散的盟员。从有关他当时活动的少数报道中我们知道，他是通过许多集会和通过与手艺工人的个别谈话来达到集合盟员的目的的，在那些集会上，他表现出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但是，针对工人的恐怖暴行，加重了他的革命活动的困难。1840年复，他曾到瑞士去作短期的居留，考察在那里的工人联合会里有无进行同盟工作的可能性。海尔曼·艾韦贝克接替巴黎区分部的领导者。
1841年5月，魏特林决定迁移到瑞士去，最初是到日内瓦。在这里和在瓦德省区，1834年成立的“青年德意志”的残余还继续维持着，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的运动，对于日内瓦工人教育协会里的德国手艺工人有相当的影响。此外，那些追随伟大乌托邦主义者的各个学派和宗派的思想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其中首先是傅立叶主义者。在洛桑、日内瓦以及其他较大的城市，有一些书店和印刷社在推销拉霍蒂埃和卡贝的著作，以及后者办的期刊《人民报》①。蒲鲁东在他的著作《什么是财产？》已经著名之后，甚至受到瑞士科学院的聘任。孔西得朗举行一些很受欢迎的讲座，并且由此获得许多新的信徒，从而有可能创立了傅立叶主义者的期刊《侦察兵》。此外，还有人试图在卡维和洛内之间的海角上建立一个共产自治村。
①这是卡贝在1833—1835年期间办的一个周刊。1841年复刊后改名《1841年人民报》。——中译本编者
魏特林和他最亲密的战友西蒙·施米特、奥古斯特·贝克尔、塞巴斯提安·载勒尔以及两个丹麦人彼得逊和克里斯田生，按照惯用的战术，决定在现有工人教育协会里建立同盟的小组和食堂。当然也要在其他的城市里创立新的协会。与“青年德意志”的人相反，他号召公开地进行宣传工作。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尝试，以便从迄今的宗派主义中解脱出来。魏特林解释说，这样做是必要的，“为了看一看年轻的共产主义原则是不是配得上它的伟大目标，好使那些胆怯的外交官、市长和商人们也习惯一下共产主义学说的喧嚷，如同船工们习惯于波涛澎湃的声音一样。”①这种做法不无成效，到1841年底，在日内瓦、洛桑、威维和摩尔西等地成立了许多食堂，虽然大多数未能持久，但是对于该地手艺工人的组织有所帮助。同时，魏特林在日内瓦出版了一个月刊《吁助德国青年》，在瑞士，同时也在法国、英国和德国销行。按照魏特林自己的统计，这份月刊约有一千份定户，其中巴黎有四百份、伦敦有一百份。②总起来说，他受同盟委托的活动，实际上由他的期刊和他在各地的同志所支持，起初伸展在瑞士法语区，后来又伸展到瑞士德语区，主要是在日内瓦、瓦德、诺恩堡、苏黎世、亚劳和伯尔尼各省。
①引自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1919年斯图加特版，第104页。关于社会主义的宗派分歧的历史根源及克服的必要性，参看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65—468页。
②参看本书305页。
在“青年德意志”的成员以及他们的领袖（马尔、杜勒克、斯坦道等）的对抗下，魏特林被迫在许多城市里从公开的宣传又回到秘密的宣传。在很多协会里，“青年德意志”的人和“正义者同盟”盟员之间发生公开的冲突，其结果大半是这一个或那一个集团退出协会，另行成立自己的协会。此外也可能组成新的共产主义的协会。在这期间，魏特林和伦敦以及巴黎的同盟的领导人，主要是艾韦贝克，经常保持联系，并且得到他们多方的支持。
魏特林的活动不能长久瞒过瑞士的资产阶级。他的有力的、富有鼓动力的语言，在他第一本著作里已经发挥了那样大的作用，在这份期刊里（从1842年1月起改名为《年轻一代》）也不能不令人倾听。期刊的口号是：“反对个人利益，如果它损害到全体的利益；争取全体的利益，而不把任何一个人除外。”①魏特林凭着这份期刊来指导他的宣传员和鼓动员，②并号召工人们起来作独立的行动。“自从人类有史以来，始终是别人来维护我们的利益，其实不如说更多地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看来不久也该到时候了，我们一旦壮大起来，就要摆脱别人对我们的这种讨厌的、无聊的监护。”③关于统治阶级想使“监护”永恒化的原因，魏特林写道：“……从来就是这样，并且今天还是这样。每一个新的、指责现存社会的缺点以及要求消除这些缺点的理想，总是和这样一些人发生冲突的，这些人的生活、私利、嗜好和欲望都与现存社会的缺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①其他的瑞士和德国的报纸及杂志②也都刊登关于同盟工作的消息和文章。例如：《电讯》于1842年8月14日曾从魏特林的期刊里转载了他的重要论文《共产主义原则的政府形式》，这篇文章要求，不是把“大人物”，而是要把有“才能”的人选入政府。关于这篇文章《莱茵报》写道，显然这是一种人们不可能否认它的“天才和创见”的思想③。这个思想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①引自梅林：《德国社会民主政治史》第1卷，第104页。
②魏特林写道：“人的任何权力不能阻止住善良和真实的宣传：人不能防止人们在劳动时、餐桌边，在他们的卧室里，以及在他们散步时说话”。引自上书。
③引自梅林编：《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908年纪念版，第ⅩⅤⅠⅠ页。
①魏特林：《这样是不能持久的》，载于《年轻一代》，又《电讯》1843年2月份第25期上曾转载。
②例如：瑞士的《邮政小号角》、《人民使者》、《西兰人》、《国民报》、《乡村报》、《来自瑞士的德意志通报》及后来的《瑞士共和主义者》；德国的《莱比锡通报》、《莱茵报》、《电讯》和《哈勒年鉴》（以后称为《德国年鉴》）等报刊。
③1842年9月29日《莱茵报》上的小品文。该报在同年9月30日又从《年轻一代》上转载了一篇通讯——《柏林的家庭住宅》。
不久，就发生了对于魏特林和他的同志们的报复手段。他被接连地从日内瓦（1842年12月）、伯尔尼和瓦德各省区驱逐出境，期刊的印刷遭受阻碍，寄往法国和德国的期刊被没收了。他移居到威维，并且在那里的工人协会里发挥了极有效的作用，这个协会原是由“青年德意志”的人控制的，魏特林把协会里的多数争取过来，“青年德意志”的人反而退出去，另行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协会。根据魏特林的报道，到1843年中，在瑞士有十三个工人协会，共有七百五十名会员，同盟对他们都有或大或小的影响④。魏特林也试图和有声望的瑞士公民取得联系，例如和出版家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联系，后者在印刷品销行上曾经给予帮助。此外魏特林有一个时期还有过这样一种想法，要求申请入瑞士籍，以便能够进行不受阻碍的宣传工作。但是由于瑞士官方不久就加以迫害，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同样的，他也曾努力争取海尔维格和谷兹科夫参加同盟的工作，但是没有成功。
④约·卡·布伦奇里：《瑞士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从魏特林那里发现的文件。委员会给苏黎世州政府的报告书全文》，1843年苏黎世版，第23页。
在1842年全年中，魏特林除了他的多方面的政治活动以外，不厌倦地致力于他那主要的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12月间，在他到达威维的那个月里，这本书已经在《年轻一代》的印刷者亚历山大·米霍德那里出版了二千册。数以百计的工人捐助印刷费用，并且以取得该书为报酬，他们自己也担任推销工作——一直销行到德国内部。同样，从巴黎和伦敦也寄来对于印刷这本为大家久已期待的书的捐款。艾韦贝克就预先说过，“这本书要和大卫·施特劳斯博士的《耶稣传》一样发挥作用，……”①。这本书不仅在手艺工人和劳动者之中，而且也在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种辉煌的成就。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以最高的推崇说到“这个成衣工人的思想和精神”，并且说，“这个手艺工徒的严肃、气度和求知欲使我感到可惊”。他讥笑地问道，那些高等学府的生徒们和这个手艺工人比起来算得什么呢，并且特别指出魏特林是他的阶级的先知——这是一种双重正确的评价。①同样，亨利希·海涅，虽然他把自己和魏特林严格划清界限，也不能不佩服他是一个“有天才的人”。海涅在他的《自白》一书里写道：“……他决不缺乏思想，他那题名为《社会的保证》（按即指魏特林这本主要著作——导言作者）的书长时期以来曾是德国共产党人的问答教科书”。②最后，马克思在1844年在巴黎出版的《前进报》上作为最重要的证言写下了那著名的词句：德国“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