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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都据为己有，故意停止流通，用种种不正当手段把该货物的价格提高两倍、三倍，他夸大产品的缺乏，传播种种恐怖消息，人们只是以后才明白原来这些是虚假的。他们是工业上的一群刽子手，在刑场上还要揭破和扩大受害者的创伤。
最后，所有这一切以及我还没有列举到的其他种种罪恶，由于商业网的精密关联，更是推波助澜，互相影响；因为产品不只是一次经过贪婪的商人的手；常有这种情况，产品要先二十次乃至三十次通过商业网，才能达到消费者之手。首先，在原材料还没有到达劳动者手里给它第一次加工之前，已经先要通过商业的魔爪。从第一次加工的劳动者手里他又回到商业网中，就这样，每经过劳动者的一次加工，产品就必须通过一次商业的魔爪，直到产品最后成形。然后这些产品到了大躉卖商之手，后者又把它卖给大批发商，大批发商再转买给城市的小商号，城市小商号再买给乡村小杂货店。每经过一次这样转手，就有一部分产品留在商人的手里：现在可以评判一下，我们的经济学家所衷心拥护的这种野蛮的商业，究竟是不是一个那末伟大的福利的源泉。
但是有一点是丝毫不爽可以肯定的，如果从它当前的状态来观察商业，并且把它和它应尽的作用来比较一下，那末可以把它比作是一个饕餮的享福的人，他强迫勤劳的劳动者以及消费者从他们的纯收入里出钱养活他；可以把它比作一个吸血鬼，他借口让血液和财富流通，吸取社会团体的血液和财富。有一点是丝毫不爽可以肯定的，它比之于生产者是一个海盗，来往梭巡着追寻猎物；比之于消费者则是一个蜘蛛，张开它的罗网，准备吸取那不小心的飞蝇的血肉。这种比喻完全恰当；因为如同蜘蛛在我们庭院里、田野上到处张开它那精织的网一样，商人在我们的大街、广场上陈列开他的货品，织出他那黄金的网，如果有一只飞蝇被网住，如果有一个愚人落进网来，他就立刻出现在柜台边，以便吸取它。人们常常看见在空中，在风里飘荡的蛛网和巡行的蜘蛛，同样我们看到巡行的小贩和商人。
奸商已经成了通行的俗语。这种奸诈的使用是那样的没有顾忌，那样的普遍，以至于人们不敢让一个小孩子到商店里去。这是一种可耻的事！可怕的事！现在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这也就是我们的商业；我们竟有这样的一些学者！这样的一些指导舆论的人！这是一些什么人！什么学者！他们对商业鞠躬致敬，在商业的神坛前焚香礼拜，把商业尊为国家民族的父母和养育人！可怜这样的人！可怜，可鄙！
这真正是令人奇怪的事，人们似乎除去永远批评政府而外，找不到其他可批评的了，仿佛只有政府唯一地吞下了国家的财富，仿佛只有政府才是那唯一的抽干国民生活的抽水机。——人们谈到国家财政上的经济合理，谈到减低捐税，谈到减少不生产的职员的薪给，谈到要求一个费用少、效能高的政府，四十年来我们就只是达到了这样一些东西，这就算是伟大的革命旗帜和所谓的政治哲理了！——不错！职员、军队、大批的税务员和边防军、警察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政府部门都是不生产的，都是需要大批经费来维持的，这些机关一部分应该撤消，其余部分应该作更经济的管理；但是用政治改革你们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政治改革的后果经常带来军队和警察的增加。从政治基地上发动起来的运动必然要促使在那政府的老干上长出新的枝桠来，从而两倍、三倍、四倍地增加捐税。这是经验和逻辑都已经充分地证明了的。
商业所加在人民身上的也是一种和政府的捐税一样的捐税；那无数的商业大军也是一种和职业军人一样的军队，这支军队不断地开往前线，去买和卖，去估价去掠夺！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是人们付出他的生命和血，用他的创伤去换取一点稀少的、微薄的报酬；这里是荣誉，爵禄，功名，忠忱和祖国！——那里是金钱！诈骗！金钱，金钱，还是金钱！
商人精神把腐化和自私注入社会组织的一切血管，它噬啮、破坏一切民族感①；它鼓吹一切卑劣、自私和腐化的思想；凡是高尚和伟大的事物，它一切推倒；它用它柜台上的尺码和天平来秤量艺术和诗歌，它把人理解为只是一架会加、减、乘、除算帐的机器。它的文学就是汇票和支票；它的战略就是抬高、压低物价；它的政变就是商业冒险；它的佩剑就是尺子，它的战俘营就是债务监狱；它的进攻就是人民福利的榨取；它的撤退就是破产；它的荣誉就是金钱！它的声望也是金钱！5）
①这就是它那最有益的和最慈善的本质。——著者注
特别是小杂货店，在做假的技术上更有经验。
为了便于欺骗和作假，他们把衣料、布匹让工厂给他们作特别的加工。一个商人看明白了他的顾客已经习惯于天鹅绒或丝织品通常有一定的尺幅宽度，他就一点一点把宽度缩小。这在围巾上也有同样的情形，所以这句俗话不是没有理由的；谁要到市场上去，必须手里拿着眼睛。
有很多物品，人们把它做得那样轻薄、脆弱，只要尽可能瞒过眼前就行。这种物品因此卖价稍微便宜些，以便吸引那些穷买主。这些买主由于没有经验就买下来了，往往吃了好几次亏才明白是上了当了，当初宁可花加倍的钱买好货，也比花半价买劣货好些，劣货的效用常常还不及好货的十分之一。
而关于食品的搀假又是怎样的情形！我曾经听一个农民说，他从牛奶搀水上每年赚了二千法郎。是谁把他的水当牛奶喝了？是我们！否则还有谁？富人有钱，可以让人把最浮面的好奶提出来给他吃。
酒的搀假已经流行到这种地步，在巴黎站台上，甚至于城市里出买的酒，无非是对过颜色的水，里面几乎没有一滴酒。
关于奶油、面包、肉类以及一切食品都是这样。一个不常买东西的人，几乎永远要比一个常买东西的人多化钱，后者手头有更多的钱，会鉴别货物并且懂得商业上的生意经。
富人有他的有利条件，一切都可以大批的买，小康之家也可以这样；但是劳动者和穷人却不能不在经过了三四道转手之后才把货品买来，因此也就要比富人贵两倍、三倍，并且还常常是搀假的，富人却不用怕搀假，因为富人能够付现钱而且买好的、多买。
在今天这个不平等的制度下，使商人有可能摆出这样一种姿态，仿佛是他通过他那投机精神使商业和工业繁盛起来，并因此给许多人创造了工作和饭碗，所以值得向他们感谢。这种偏见已经深入人民之中，人们到处可以碰到这样的说法，“是嘛，商业和买卖不景气，困苦也就那样大”。但是实际并非这样，而是：在不平等的制度下贸易和商业愈大，劳动阶级的困苦也就愈增加。看一看英国吧；这个国家的工业和商业比那儿都活动，但是在这个国家里困苦也正是那样大；为什么？因为强大的贸易和商业正是有利于促成财富的日益集中，并从而使游惰和浪费日益增加，从而不利于创造这些财富的劳动阶级。
在贸易和商业最发达最繁盛的国家和城市里，我们看到富人最多，而正是在富人最多的国家，穷人也最多；因为这是彼此不可分的。
你们试着在世界上那些贸易和商业最不发达的国家里看一看，你们会看到，在这些国家里奢侈的程度不象别的国家那样高，你们会看到，那里也有穷富之分，象今天到处一样，但是象在商业国家里那样可怕的贫穷，那样可怕的困苦，你们找不到。
如果这样一个商业国家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能完全从事于商业，并且由于它的有利的位置，适宜于从事商业，那末它从商业是可以得到好处的，因为一切人都成了商人、杂货商和杂货商伙计。但是这样就必然又有另一个国家受害，这个小的商业民族整年地贩卖着另一个国家的劳动产品。我们的汉撒同盟的港口城市就是这样的小杂货商共和国，在这些城市里几乎一切都上船、交易和贩卖，费用出在它所贩卖的货物所有人身上，也出在它把别人的货物所送交的那些人身上。这些小民族还不至于感觉到那样的贫穷压迫，因为这里的富人在外国产品上的投机大于在本国产品上的投机，因为在他们手里同时掌握着许多国家的贸易；因为在那里还继续存在的同业公会法不利于工厂生产和工业自由，特别是因为在今天工厂生产远不如商业的获利那样重大；因为竞争太大，并且第一次试办必然要冒很大的风险。
正好象有这样一些个人一样，他们能够由于他们的地位或是他们的职业剥削别人而过一种较好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些民族，他们剥削他们邻居民族而平均一般地生活得较好，劳动得较少，当然，总是有个别人是例外。
我们试举日内瓦为例，它有一种盛大的钟表贸易，这些钟表是在他们本地制造的。谁给日内瓦人盖房屋？萨伏衣人。谁给他们做家具和衣服？德意志人。而供应他们做衣服的衣料的是法国人。6）
在巴黎做工的细作木匠、鞋匠、裁缝有一半以上是德国人。人们周游法国和瑞士的各大城市，会觉得很奇怪，几乎在任何手工工场里看不到一个年轻学徒工。正因为这样那年年流浪到法国去的大群德国人，才希望去找到一个工作和安身之处，尽管找一个如意的安身处所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劳力大量过剩。
巴黎人不那样傻，大家来争一个象裁缝那样的职业，这种职业迫使他们整天盘着腿在一种腐败的室内空气里过活；不，他们宁愿在大街上卖火柴或是擦皮鞋。
在瑞士，工厂很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