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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协会的最初的组织，在法国和瑞士到三十年代时就解体了。例如，1834年在瑞士许多德国协会就已经被解散，它的很多会员被驱逐出境。当然当初并不总是工人占多数。
把一部分无产者从这种悲惨状况里解救出来的既不是自由圬工俱乐部的商人，也不是星期日学校和夜校里的教士、教授们，而是出于一些德国政治流亡者们的努力。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主张和辩护政治上的独立发展，他们不象那些星期日学校和夜校里的大人先生们一样在协会里以监护人自居，而是要通过政治协会的建立使劳动者习惯于独立自主，使他们意识他们在政治上成熟的必要，而这些根本是当时大多数有学问的空谈家所认为不可能的事。
自由、平等，曾经是法兰西第一共和的战斗口号。自由、平等、正义，也曾经是1830年之后在巴黎的德国人中少数共和主义者的战斗口号。但是什么样的自由？什么样的平等？它们是怎样规定的？哪些是属于个人的部分，这一部分又怎样来衡量？关于这些问题，从最高的理想直到实行累进税都谈到了。一份特别出色的杂志《流亡者》——它由大约二百名德国劳动者出资一直在巴黎每月出版到1835年的一份杂志——可以为当时的德国共和主义分子中的最激进的政治态度提供一个概观。在这份杂志上发表意见的人有费奈迭、毛勒尔和舒斯特博士，舒斯特的论文：《一个共和主义者的思想》向前走得最远，提出的运动目的也最为明确。①这些共和主义的思想也是舒斯特博士的最后的政治思想。我们推想，他从那时起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很可能，他也在和他具有相同思想的那个小圈子里找到了他的橄榄山和他的哥尔各塔。②
①在巴黎的德国共和党人的数目，并不象魏特林所说的那样少。在七月革命之后，在这里立即成立了一个德国新闻协会，对德国国内的反对派报纸给予经济上的支援。随着汉巴赫集会（汉巴赫在德国南部。1832年5月27日德国南部共和党人在这里集会，要求德国统一并建立共和政体，当时的德意志联邦议会竟以完全废止出版、集会自由加以报复。这次集会称为“汉巴赫集会”——中译本编者）而来的反动，迫使许多德国人以流亡者的身分前往巴黎。1832年成立了“德意志人民联合会”从这里产生出1834年的“流亡者同盟”。雅科布·费奈迭出版了这个同盟的期刊《流亡者》。不久，特奥多·舒斯特和费奈迭发生分歧；在他领导下1836年起组成了“正义者同盟”。
②橄榄山，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名，哥尔各塔在耶路撒冷附近，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处。——中译本编者
当时还没有命名、还在胚胎中的共产主义，受到了一个人的强烈的感情的滋育和培养，这个人的理智是和这种学说相反的，但是却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心已经倾注于这种学说之中了。我指的是拉梅耐，他的：《一个信徒的话》一书由路·白尔尼于1832年③译成德文，这本书对于培养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革命敌忾和那种狂热的敢死精神有很大的贡献，这种敢死精神表现在多次革命密谋和暗杀国王的行动之中。这本书在社会上所引起的激动情绪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即使是后来《不朽的犹太人》和《巴黎的秘密》④等书出版时有意鼓动起来的激动情绪也没有能超过它。
③这本书出版于1834年，并在同年由路德维希·白尔尼译成德文。白尔尼本人在《流亡者》的第一期上介绍过这本书。
④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欧仁·苏，出版于1844—1845年和1843年——参看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第五章和第八章。
但是，这位拉梅耐的平等的希望、许诺和安慰中同样没有解决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因此这种象电流似的激动人心的感情的冲击同样也就烟消云散在另一种妥协之中了。人们要自由，要平等，这个自由和平等的具体要求，首先是驱逐君主、教士和贵族，甚至包括没收这些人的财产等等。但是这以后又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一点，这些革命家自己也不明白了。傅立叶的信徒根本不要革命，只是希望通过他们那种社会改良的计划，争取富人参加他们一同组织的并不平等的制度，并且逐渐地把全体人类联合组织起来，企图由此永远消除贫困和匮乏。
1838年和1839年，在巴黎的咖啡馆社会里，德国人当中在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名叫贝恩哈德的成衣工人，他曾因为他那革命的、要求平等的言论被他的同伴称之为耶稣基督。这个人关于为实现平等而必须废除金钱制度的见解，特别中肯地说明了当时巴黎——各国的政治中心——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人之中的成熟的程度。关于废除金钱制度，贝恩哈德对他的朋友说：“要实现这件事一百年还太早。这样的理想目前我们不要传播，因为这样做只会使群众陷于混乱”①他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表示如果真的这样去传播，一方面要惹人嘲笑，另一方面将要招致敌视和迫害。及至后来有印刷品传播这个思想的时候，都是非常谨慎的。没有人敢把这样一种根本没有罪过的文字公开拿出来看，没有人敢把它放在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①这个地方也证明了魏特林多么不愿从他的旧观点中摆脱出来。——他在第三版的最后几页里描写了他拟定的所谓“革命纸币”、“民主共产主义的交换票据”和一种记载交易小时的交易簿。
当巴黎的德国共和党人从1837年起，通过他们的核心①发动了关于财产共有共享原则的口头和手写传单的宣传并且取得部分胜利之后，许多方面向这个组织的委员会提出建议，印刷一些证明财产共有共享的可能性的宣传品。“共产主义”这个名称当时在人民群众中还是不被人所知的，也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的法文著作，也许“巴贝夫的密谋”可以算作一本这样的著作；但是当时在任何地方要搜求到这本书必须化很多钱。那时候已经有了一种完整的对资本和才能赋予物质特权的联合组织的社会学说，就是傅立叶的社会制度；此外，在若干年前也有了一种共产主义的制度，这就是欧文的制度，但是它既不为大家所周知，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有任何完整的法国的共产主义学说，也就是说一种这样的学说：它彻底地解决了这些主要的问题，它向我们证明，——尽管有一大批人从事不舒适的、有害的劳动，又有一大批人专在享受，虽然这些享受还没有达到随心所欲的程度——尽管这样，人们如何能够来建立一些组织和制度，并按照这些组织和制度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促进而不会危害各个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①“核心”是指秘密的“正义者同盟”，同盟试图把它的活动扩展到在巴黎的全体德国人中去。
由于共有共享原则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提出了上面这个要求，在同盟的委员魏森巴哈和霍夫曼热心支持下，并经委员会审查，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现实中的人类和理想中的人类》。它是1838年底在巴黎出版的，发行了二千册。为了筹措印刷费，当时有少数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表现了令人极为感动的牺牲精神。有些人腾出住房，另一些人在夜间担任排字、印刷和装订的工作，另一些人出钱，甚至在没有钱的时候把他们的表送进了当铺。
从这时候以后，为了传播共产主义在巴黎努力活动的，在德国人中，著名的有毛勒尔以及特别是阿伦兹，这个德籍的俄国人多年来就把这看作是自己的任务，以他的才能和热忱献身于事业而对自己的功绩和报酬则十分谦让淡泊，并且竭力支持别人的工作，特别是他认为对这个事业更有能力和更能作贡献的人。可惜有这种品质的人不多，但是没有这种品质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有效的、彻底的运动。①
①魏特林对亨利希·阿伦兹大加称赞，却还有另一个原因。恩格斯在1846年8月间把巴黎工人的意见通知在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按照他们的说法，《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和《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两书不是魏特林单独一人写的。他提到阿伦兹（显然和魏特林所提到的是同一个人）、西蒙·施米特和奥古斯特·贝克尔这些人的名字。魏特林在这里所写的整个这一段，特别是第二句，使人有理由可以设想恩格斯所传达的推测至少对于《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是相符的，并且这个工作还同时有好几个人参加。就《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来说，也可以设想，魏特林的朋友和协作者曾经在搜集资料上帮助过他，这当然绝不减损他的功绩和重要性。在第一版的序言里，魏特林自己也说：“……如果没有别人的支持，我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我在这本书里汇合了我的同志们所集合的物质和精神的力量”。上文所提到的推测，后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理解为对于魏特林的作者身分有争论的意思。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或是梅林、卡勒尔、施吕特以及其他人等都不曾对此有过怀疑。
从巴黎发起的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通过劳动者的迁徙移动，在1839年已经向着德国国内发展。1840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被破获的一个政治秘密结社里，发现有共产主义的趋向和激进的共和主义趋向混合在一起，这至少可以从下面这一点推断出来，就是：在许多被告那里都搜查到上面提到的那本共产主义小册子①。
比过去所有的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口头和文字宣传更为有力，发挥作用更大的举动是高贵的巴尔贝斯在1839年5月12日所领导的起义。这个年轻而颇为富有的人组织了一个有三百人参加的坚强的秘密会社，他为了这个组织献出了他的一部分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