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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顿说：“这是我的同事，彼得·埃文斯。”
他们一一握手。
科内尔握手时非常坚定。
三泳·塔帕握手时轻轻地弯了弯腰。他说话时轻轻的，带着英国口音：“你好。”
“我没想到见到你们，”莫顿说，“这么快。”
“我们工作的速度很快。”
“我明白了。有什么事？”
“我想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莫顿先生。”科内尔对埃文斯和莎拉友好地笑笑，“遗憾的是，我们的谈话是保密的。”
“埃文斯先生是我的律师，”莫顿说，“我跟助手之间也没有秘密——”
“我知道，”科内尔说，“你可以随时让他们进入你的私人空间。但我们必须只跟你一个人谈话。”
埃文斯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看看你们的证件。”
“当然。”科内尔说。两个人都伸手去拿钱包。
他们把马萨诸塞州的驾驶证，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卡和护照给埃文斯一一过目。接着他们掏出了名片。
约翰·科内尔博士
风险分析中心
麻省理工学院
马萨诸塞大道４５４号
剑桥市，马萨诸塞州０２１３８
三泳·塔帕博士
副研究员
地质环境工程系
４－C栋３２３号
麻省理工学院
剑桥市，马萨诸塞州０２１３８
名片上还有电话号丹、传真和电子邮件地址。
埃文斯把名片翻过来。一切简单明了。
科内尔说：“现在，你和琼斯小姐能否告辞……”
他们在外面走道上，透过巨大的玻璃门向客厅张望。莫顿坐在一张沙发上。科内尔和三泳坐在另一张沙发上。谈话平静地进行着。事实上，在埃文斯看来，这就像另一场无休无止的投资会议。莫顿开过很多这样的投资会议。
埃文斯拿起大厅里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风险分析中心。”一个女人说。
“请接科内尔教授办公室。”
“请稍候。”咔嗒声。另一个声音：“风险分析中心，科内尔教授办公室。”
“下午好，”埃文斯说，“我是彼得·埃文斯，我找科内尔教授。”
“对不起，他不在办公室。”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科内尔教授正在休假，他的假期延长了。”
“我要找到他，有要紧事，”埃文斯说，“你知道我怎样才能找到他吗？”
“噢，应该不难，你在洛杉矶，他也在那儿。”
埃文斯想，她看见了呼叫者的身份。他一直以为莫顿为他的身份设置了障碍，但显然没有。或者，也许是麻萨诸塞州的那个秘书有办法除去屏障。
“唔，”埃文斯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对不起，埃文斯先生，”她说，“我帮不了你更多的忙。”
咔嗒声。
莎拉说：“怎么回事？”
埃文斯未及回答，客厅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见科内尔把手伸进口袋，简短地回答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看着埃文斯，挥了挥手。
莎拉说：“他办公室给他打电话了？”
“好像是。”
“所以我猜测他确实是科内尔教授。”
“我想也是，”埃文斯说，“我们可以走了。”
“来吧，”莎拉说，“我送你回家。”
他们走过敞开的车库，那排法拉利在太阳下闪着光芒。
莫顿有九辆过时的法拉利。这九辆法拉利分别停在几个车库里。这些车中有１９４７年的法拉利红鬃烈马，１９５６年的法拉利罗莎和１９５９年的加利福尼亚法拉利红鬃烈马，每一部价值都超过一百万美元。埃文斯之所以知道这些车的价格，是因为莫顿每买一部新车，他都要查验车的保险。
最远处的那辆是莎拉的黑色保时捷敞篷车。她把车倒出来，他上车坐在她的旁边。
即使按照洛杉矶的标准，莎拉·琼斯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身材修长，皮肤呈茶色，头发金黄，垂至双肩，眼睛深蓝。面容姣好，牙齿雪白。与其他加利福尼亚人毫无二致，她通常穿着慢跑时穿的衣服或者打网球时穿的短裙就去上班了。她打高尔夫球和网球、潜水、登山、滑雪，运动项目之多只有天知道。埃文斯一想起这些就觉得累，更不用说去做了。
但他也知道，她也有，用加利福尼亚人的话来说，自己的“难题”。
莎拉是旧金山一个殷实家庭里最小的孩子；父亲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律师；母亲以前是一个广告模特儿。莎拉的哥哥、姐姐都已经结婚，而且生活幸福，事业成功，他们都在等着她走他们的路。而她发现家人们的成功成了她的一个负担。
埃文斯总是搞不明白她为什么会选择给另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莫顿干活。或者根本不理解她为什么来洛杉矶，因为她的家人觉得海湾大桥以南的地方都俗不可耐。但她的工作干得很好，全身心地献给了莫顿。正如乔治经常说的，她的存在带给他审美上的愉悦。来参加莫顿组织的聚会的演员和名流们都同意这种说法；她曾经跟其中几个还约会过。这让她的家人们更加不悦。
埃文斯有时想，她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一种叛逆。就像她开车一样——她疾驰着，几乎不计后果，冲下本尼迪克特峡谷，冲进贝弗利山。
“你是想去办公室，还是去公寓？”
“公寓。”他说，“我要去开我的车。”
她点点头，猛地一打方向盘，绕过一辆缓慢行驶的奔驰，插入左边的一条小巷。埃文斯深吸了一口气。
“喂，”她说，“你知道什么是网络战争吗？”
“什么？”风声中他不知道是否听清了她的话。
“网络战争。”
“没有，”他说，“为什么？”
“你们没有回来之前，我听见他们谈到过。科内尔和那个叫三泳的。”
埃文斯摇了摇头：“难道没有帮你想起一些什么吗？你肯定他们说的不是网络操作系统。”
‘也许。”她加速驶过日落大街，冲过黄灯，行至贝弗利山时，她调挡减速。“你还住在若斯贝瑞市？”
他说是。他看着她修长的双腿从她白色的短裙中伸出来。“你跟谁去打网球？”
“我想你不认识。”
“嗯，不是那个……”
“不是。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明白了。”
“真的，结束了。”
“好，莎拉。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们律师总是这样怀疑一切。”
“所以，要跟你去打球的是个律师？”
“不是，不是律师。我不跟律师打球。”
“那你跟他们干什么？”
“尽可能地什么也不干。像其他人一样。”
“听你这样说我很遗憾。”
“当然，你除外。”说着，她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容。
她猛地加速，引擎尖叫起来。
彼得·埃文斯住在贝弗利山公寓群中的若斯贝瑞道上的一栋较为破旧的公寓楼里。他所在的楼有四个单元，正对若斯贝瑞公园。公园不错，有一大块绿地，人总是很多。他看见几个西班牙保姆一边照看着富人家的孩子，一边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天。有几位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在远处一个角落里，一名穿着工装的母亲利用午餐休息时间出来陪伴自己的孩子。
汽车尖叫着停了下来。“到了。”
“谢谢。”他一边从车里出来，一边说道。
“还不搬啊？在这儿住有五年了吧。”
“太忙了，没时间搬。”他说。
“带钥匙了？”
“带了。门前的擦鞋垫下总放着一把。”他把手伸进口袋，有金属发出的叮当声。“准备好了。”
“再见。”她绝尘而去，汽车在转弯处发出长长的尖叫声，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埃文斯穿过洒满阳光的小庭院，爬上二楼的公寓。他总觉得莎拉有一点点悲伤。她是那么漂亮，那么风情万种。他老是有一种感觉，她先是让男人们心理不平衡，进而拒他们于千里之外。至少，她让他不平衡了。他弄不清她是不是想他请她出去。至少，但是考虑到自己与莫顿的关系，这个想法很糟糕。他决不能干这样的事。
他一进门，电话就响了起来。是他的助手，希瑟。她不舒服，想早点回家。希瑟一到下午就觉得不舒服，要及时避开交通高峰期。她总是在星期五或星期一打电话请病假。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公司不愿意炒掉她；她已经在这里干了很多年了。
有人说她跟合伙人布鲁斯·布莱克有一腿。从那时到现在，布鲁斯一直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他担心被他的妻子发现，因为他所有的钱财都在妻子的掌控之中。还有人声称希瑟看上了另一个合伙人，具体是谁，没有指明。另一种说法是公司从世纪之城的一幢摩天大厦搬到另一幢摩天大厦时，她也在场。在搬迁的过程中，她被一堆控告材料绊倒，随后她把这些材料复印了下来。
埃文斯觉得事实真相其实比较平常：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在公司里干了这么长时间，非常清楚如果公司不明不白地炒掉她，她可以起诉这家公司。现在她精心计算着她一再违反规定之后，公司炒掉她要支付的费用和付出的代价。就这样她一年工作大约三十个星期。
在公司里，希瑟总是分配给最最年轻的合伙人。原因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一个真正好的律师不应该受到她的反复无常的妨碍。多年来埃文斯一直想甩掉她。上面承诺，明年他就会有一个新的助手，他把这看作是自己的一次晋升。
“你不舒服，我很难过。”他对希瑟恭敬地说道。你必须假装相信别人跟你说的话不是在撒谎。
“只是胃不舒服。”她说，“我要去看看医生。”
“你今天去吗？”
“啊，我正在预约……”
“那好吧。”
“但我想告诉你，他们刚刚决定后天要开一次大型会议。九点钟在大会议室。”
“噢？”
“莫顿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