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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哪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两国所瓜分；比国用法文，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95〕此番话再次暴露出了鲁迅视界的狭隘，他所在乎的仅仅是“翻身做主”，而全然不顾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历史的意义。之所以如此，我以为主要原因还是与他的缺乏历史感有关。“故乡最本己的东西已然是一种天命遣送的命运，或者像我们时下所说的，就是历史”〔96〕。正是造就着我们的历史，让我们从中不可避免地体验到了命运的情感，就如同故乡对于我们的选择或者收留。就这一意义说来，鲁迅没有故乡，他永远是一个精神的漂泊者。而这一切都为其超然于民族/国家之上提供了便利，令他可以借此更为清晰地观照民族/国家肌体上的疮疤，却对疮疤以外的部分视而不见。换句话说，他只愿意看到疮疤，认为这才是民族/国家肌体的全部真实状况。所以，当某位中国女士出于民族自尊，在异邦用自己的天足证实并非所有中国女性都缠足时，他立刻做出反应，谴责这位女士在自欺欺人，仿佛她撒了弥天大谎似的
〔97〕。鲁迅之于民族恶疾的憎恶，致使其对自己的民族越来越没有信任感了，他甚至十分意气用事地以故意认同异族的方式来激化这种不信任感。如他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98〕；提醒自己“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99〕。即使面对的是一个想学汉文的日本人，他也直言不讳地说“我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100〕，并劝告其放弃学习汉文的打算。
从怨恨到自我怨恨，以及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情绪化的反感，其实意味着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们的自我放弃和主动撤退。试想，作为启蒙精英的鲁迅都难以抗拒自卑心理的侵袭，那么要改变阿Q们的自轻自贱习性又何以可能？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此时的鲁迅还在声称“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101〕，但这已经不过仅属于其个人不服输心理的一种表现罢了。无可否认，鲁迅一向以“韧”的战斗风格而著称，但在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层面，却委实缺少西绪福斯式的无怨和无悔。可是，他的此种作为所引发的影响却又是深远的，这使得多年之后的钱穆还在对青年知识分子们进行这样的批评：“没有雄心，没有热情，没有勇气，向积极正面作进一步乐观的盼望。对国家前途只求其不灭亡不瓜分，不为印度波兰之续。根本没有想到龙飞鹰扬，称雄称霸。这一个国家自卑的情绪影响到个人的人生方面，亦按比例的自卑自贱。近五十年来的中国人，无论在政治学术军事工业一切人生的各方面与各部门，实在够不上说有雄心，有热情，他们亦如对国事般，只求做到适可而止。他们似乎用的自我批评的理智的成分太多了，而自我尊重的情感的成分则太嫌稀薄了。他们并不想做第一等人与第一等事。至少在世界的场围里面，他们是谦让不遑的。救亡与谋生，是这一时代最高的想望。模仿与抄袭，是这一时代最高的理论。从此一种自卑心理上面直塌下去，便招致了中国目前种种的病态。”〔102〕如果说这一切都来自于启蒙运动中鲁迅等知识分子们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曲解与误读，那么实际上，由根柢来说，它的问题主要还是出在对国民劣根性因源的误解上。也就是说，将国民性的负面表现全部归咎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染，这是鲁迅的一个严重误区。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性格都是处在一种长期演变的过程当中的，传统文化能够赋予它的影响只是局部和隐性的，并且根本无法控制它在未来悠远岁月里的意外走势。再说，传统文化本身也并非凝固不变的，它实际上是不同时代不同传统的一个永远处于动态过程之中的“混合物”。因此，一切所谓针对“传统”的发难，都可能属于极为笼统的做法，难以避免以偏概全的局限，往往无助于我们对真正历史病症根源的准确找寻。实质上，惟有国家现行的政治、法律、经济等制度才能给予其国民性格最直接、最显性亦是最有效、最有力的影响。换言之，一国的统治者对当下国民最突出的总体性格特征应该最负有责任。“统治者总是影响着社会，并且没有谁曾经否认过来自高处的榜样的力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影响都是有指导意义的”〔103〕。国家政策规范所制定的空间大小及其方式，往往是其民众展示个性自由的限度和导向；这个空间的开放抑或封闭，会直接促成民众性格的外向与内敛。关于这一问题，只需我们对韩国、日本或新加坡等国稍作一下考察就不难明白。我们和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同根同源，但在国民性上却显示出了极大的不同。就日本来说，这个在传统文化上表现出自律、审慎及唯美等含蓄个性的民族，很难让我们将其与侵华期间的日军暴行关联起来。从他们的传统文化中，我们无法为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求索出明晰的答案。我们只能从这一国家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统治者那里寻找可行的解释。事实上，鲁迅也不是不知道统治者对于国民的影响，毕竟他还认为“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104〕；并且曾指出：“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105〕可遗憾的是，他最终却未能透过这一现象，由国家现行政体去挖掘国民性的根源。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个国家现行政体的选择也并不同它的传统文化存在着什么必然的联系。因此，纠缠于传统文化来清算国民性问题的鲁迅，显然是找错了问题的症结。也正是由于此，所以他根本不可能认识到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在解决国民性问题上的重大意义。他对后者的理解仅限于“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106〕。至于孙中山会建构一个怎样的政体，以及该政体对国民性的改善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并未引起他的深思。他所关心的只是革命本身，这个用暴力推翻既有社会秩序的破坏手段，对于如何建设一种可有利于改善国民性的崭新理想社会秩序，他并没有明确的主张。所以，有人批评他“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当真你要问他究竟的主张，他又从来不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回答”〔107〕，此话不是没有道理。
怨恨与自贱败坏了鲁迅的判断力，这使其有时无法区分事物之间的界限。正如他以为“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108〕，但在实际行动上，他却还是一再采取了“冷嘲”。就像他极端憎恶中国传统文化，却又心甘情愿地辑录、伺弄着古代的小说和传奇；从来便反感传统文学中的夸张手法，而自己却始终都在运用着这种“夸大其辞”的嘲讽手法，蓄意放大民族传统文化与国民个性的瑕疵（如“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之类〔109〕）。同样，怨恨也败坏了鲁迅的审美力。如伤感和忧郁曾是五四文学中普泛存在的时代性美学风尚〔110〕，但在鲁迅的文本里，此种忧郁则蜕变成了“阴郁”，呈现出灰暗、阴冷的幽怨色调。他的眼睛似乎已经不再适应日光下的朗朗世界了。基于此，他的启蒙虽意在“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111〕，但实际上，他仅仅看到了民族肌体里过多的病症，他所指出的病根不过仍旧是一种疾患的表象而已。他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也并未开出疗治的药方。
作为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遗产，鲁迅太值得我们慎待了。因为他的思想与人格对后世的影响着实过于巨大，恰若有人不无欣慰地这样说道：“当代的许多作家，都在鲁迅的文字里，找到了一种共鸣，一些人的写作，也留下了鲁迅的影子。林斤澜、邵燕祥、张承志、张炜等的著述，就能看到先生的余续，汪晖、赵园的随笔，分明也带有鲁迅杂感的韵律的。在中国，有相当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走在鲁夫子的道路上。它已构成了文化的奇观。试问，有哪一位现代作家，死后还有着如此广大的追随者？鲁迅，乃少有的一个存在吧？”〔112〕但是，这种欣慰显然忽略了鲁迅给予后世的负面影响，诸如他的怨恨心理、反情感等种种精神品格，在此刻的中国文化格局里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把贫嘴当成幽默，把偏激看做深刻，把高雅视为做作”的当代文化时尚里，我们能够很容易地辨别出鲁迅的情绪色彩。此外，他的历史命运感的匮乏，至今也在继续削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之于民族文化的认同，阻碍着他们和国家之间那种共生的情感体验。当下的现实在提示我们，我们最最需要的是具有“皮格马利翁式心态效应”的思想家，而绝不是鲁迅这种有着“死水思维模式”的启蒙知识分子。所以说，现在应当是到了全面而深入地清理鲁迅这笔精神遗产的时候了。况且，我们也确实有理由对这样一位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公共人物“苛刻”一些，这苛刻不是吹毛求疵，不是强其所难，而是出于对此刻和未来的人们负责。
最后，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我不希望人们把本文的写作看成是对于鲁迅的解构，这压根就不是我的初衷，完善鲁迅才是我的真正本意。因为，我认为指出鲁迅的弱点，并不妨碍我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