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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发展经济，用什么形式？我国过去长期学习苏联的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有什么经验教训？是不是应该灵活一些？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不是应该考虑、应该研究？《未定稿》很早就注意这个问题，1979年4月1日发表了刘明夫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形式问题》。文中指出，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不是相互对立的；商品交换也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为了在市场上通过交换来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都是商品生产，而不必区分买卖双方各自属于不同的所有制。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们要运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社会生产。
这种理论在今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并且明确我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在二十多年以前，撰写并发表这种理论是要冒一定风险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等就因为坚持价值规律学说而被残酷迫害。
《未定稿》冒着风险继续发表这方面的大量探索研究的文章。1979年5月13日发表了寒山的《略论价值决定的条件》。文章指出，价值规律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所能实现的价值量。在商品生产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能靠抽象计算出来，只能在供求和竞争中确立，价值也只能在波动的市场价格中确立。科学的经济计划应直接建立在市场之上。1982年8月发表了杨永华的《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系——评介卓炯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卓炯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商品性质同所有制没有联系，商品经济是同社会分工和交换相联系的。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仍然要有社会分工和交换，因此到那时商品经济仍将存在。价值规律是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即使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价值规律仍然存在并发生积极作用。
五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说过：商业劳动只能“实现价值，但不创造价值”。“流通过程是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但在流通过程中，不生产任何价值”。受这种理论的影响，苏联和中国长期忽视商业，忽视流通，使经济发展受到障碍，商业职工的工资水平被压低。针对这种情况，《未定稿》于1980年9月发表了杨春旭的文章《商业职工的劳动不创造价值吗？》，文章指出，商业职工要用很大精力从事商品的保管、运送、分类、散装等生产劳动。马克思说，这些劳动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继续”。运输部门是生产部门。既然铁路、公路、航运工人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商业职工的这些劳动也应是生产劳动。作者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分析了忽视流通和商业的危害性，指出对此问题的认识应有革命性转变，才能有利于商业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广大职工同心同德地工作。对此问题，《未定稿》1982年3月发表了朱卫国的《商业劳动不形成价值的理论商榷》，6月发表了王志毅的《也谈商业劳动与价值形成》。为开展讨论，同期还发表了王宏昌的《买卖劳动不创造价值》一文，观点相反，以期引发争鸣。
六
为了进一步启发人们解放思想，《未定稿》1982年11月发表了熊映悟的《用发展观研究〈资本论〉》一文。作者首先指出：《资本论》是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它把经济学推向了新的高峰，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等等。接着，作者也指出，《资本论》同任何伟大的科学著作一样，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地有历史的局限性。例如，《资本论》的某些原理，是从资本主义前期的实际情况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它们未必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阶段；有些理论未必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论》的某些结论，根据不足，未必能成立。例如，生产价值的构成为什么不包括地租呢？“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也不一定能成立；《资本论》及其他著作对未来作出的某些预测，属于“未来学”的范畴，有待今后的社会实践来检验。遗憾的是后人往往把这些预测当作定论，削足适履，以致造成很多失误，等等。恩格斯在肯定《资本论》的伟大成就时，也告诫读者不要期望在《资本论》中找到什么“真正社会主义的秘密学说或万应灵丹”，也不可能在书中找到“千年共产主义千年王国”是什么样子，否则就会“大错特错”（《马恩全集》第16卷第243页），可见《资本论》并不是经济科学的终结，而是引导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经济科学的指针。《未定稿》1983年第十期又发表了奚兆永的《〈资本论〉中的笔误》一文。作者列举一些误译和笔误后说明，发表此文的目的在于“希望有关方面的同志能对全书进行一次系统的、完整的校订，如果误译就在译文中订正，如原笔误就在注释中说明，这对读者学习《资本论》无疑将有很大的裨益”。
七
过去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大企业由于资金雄厚，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是一般规律。小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会在竞争中被大企业吞并。小企业越来越少，大多数小企业主破产，沦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多数。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只剩下少数的大企业。1982年4月发表李凌的《大生产、小企业、所有制——兼论我国集体经济、个体经济长期存在的客观依据》，文章根据大量已经实现了高度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发达的国家的材料说明，主要由于：1。专业协作分工的需要；2。日用百货商品生产的需要；3。某些手工业在将来也无法取消；4。安排劳力就业的需要等原因，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以后，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以后，大量小企业将和大、中企业长期并存。而这些小企业一般只能是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个规律对我国也是适用的（此文二万多字，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3年第二期转载时，改名为《社会化大生产和小企业》，《人民日报》1983年9月2日理论版和《新华文摘》1983年第六期转载）。
1982年8月发表殷永侠的《武汉市城镇个体经济的历史、现状和问题》，文章根据调查材料说明发展个体经济的客观必要性，同时又提出必须加强管理。1979年上海的工商业者（原资本家）集资五千七百九十万元，组成爱国建设公司，下设十九个分公司。他们根据市场的需要，办起打字、印刷、服装等小企业，还经营住房建筑。由于他们都是自负盈亏，没有靠山，所以精打细算，物美价廉，生意蒸蒸日上，给国家上缴税金，安排了七百多名知青就业。《未定稿》于1981年9月发表了何建章等三人对该公司的调查报告，肯定了他们的成就，也提出了一些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1982年1月，《未定稿》发表了梁桂全和郑炎潮两人合写的《我国股份制初探》，文章论证了我国股份经济产生的必然性和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同时还探讨了股份经济可能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意见。1981年1月发表了汪琦的《试论工艺手工业在大工业发展条件下的存在及我们的经济对策》。1983年第十期发表了傅正德的《试论经济目标与生态平衡的矛盾统一》。1983年第二十一期发表晓亮的《技术是否商品，应不应有偿转让？》。这些文章，提出应发展股份制和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这在今天已成现实，但在二十年前却是布满地雷的禁区。《未定稿》的编辑也认识到这个危险，并且知道过去有的学者因为研究这些问题遭到批判、斗争甚至惹来杀身之祸，但是我们觉得，这些文章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而且实践也证明对发展生产，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就大胆予以发表。至于发展经济与注意保持生态平衡以及应该承认技术也是商品，应实行有偿转让等问题，在当时提出来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如果当时就能引起注意，并且采取有效措施，我们的生态环境和技术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情况可能要比现在好得多吧！
八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未定稿》在1979年5月发表了袁晓鹰的《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及其理论意义》、1980年第十期发表了戚名琮的《苏联工业化过程中轻工业的作用》；1981年4月又发表了高铁生的《试论苏联轻视市场作用的根源》。发表这些文章的目的是企图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作为我们的借鉴。列宁于1921年毅然放弃内战时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实行以粮食税、租让制和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仅用几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整个工农业生产超过了战前水平，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苏维埃政权也得到加强。列宁在《论合作制》、《论所谓市场问题》等著作中，实际上已经指明，苏俄应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允许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列宁于1924年过早地去世。斯大林很快就宣布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实行僵硬的计划经济，认为“计划就是法律”。中间几经周折，到斯大林晚年所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虽然承认苏联存在商品生产，但另一方面又把生产资料排除在商品流通之外。苏联的经济逐渐形成“国家垄断制”。斯大林去世后，并无根本改变。依附于“国家垄断制”而滋生的特权阶层，努力维护这种对他们有利的经济管理体制。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经济长期蹒跚不前的根本原因。
九
1979年10月，社科院陆学艺、贾信德、李兰亭等三人到安徽农村调查，带回三篇由安徽的同志写的调查报告，内容主要是介绍该省肥西县山南区（共有98310人，十五万多亩耕地）于1978年冬种小麦时，有77％的群众自发地搞起“包产到户”，战胜了严重的干旱获得了大丰收。1979年夏产粮食二千零一十万斤，比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