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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然而时间愈久，资料愈不完整，研究难度也就愈大，这也许会成为历史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永久的负疚。
这一次的文化转型虽然没有完成（事实上它永远不可能完成），但却已经走到了极致（没有了文化，也就无所谓转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根据辩证法的原理，物极必反，果然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二十世纪第二个思想解放的高潮，奄奄一息的文化竟然像逢春的枯木一般生机焕发。新的一次文化转型来到了，正是它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铺设了道路。在这一转型的早期阶段，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文化教育的十年空白，此处指六六年以前已进入知识分子行列的人，实际上是传统知识分子范畴的人），可说是史无前例地火了一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刚从“牛棚”里爬出来的学者、专家、教授们又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矜持，俨然都是社会中坚、国家良器，再加上几篇文章一鼓吹，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图书馆座无虚席，书店里人满为患。那光景真叫人以为“君子国”就在眼前。接下来，经济转型进入了高潮，知识分子的处境便一天比一天微妙起来。
一位经济学家曾说过：“市场经济就是强者的经济”。人们虽然都知道，市场能优化资源配置，而对这种优化功能是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却很少去深入了解。优胜劣汰，换句话说，也就是弱肉强食。在市场中，有效利用资源正是强者排斥弱者立于不败的根本条件。市场经济与弱肉强食的原则是不可分离的，没有这条原则，就没有市场经济的一切优势，进而就没有市场可言。而这项原则和有史以来的一切理想主义的基本信条却都是相违背的，因为任何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理想主义都将保护弱者作为自己的宗旨。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改革开放的一致拥护无可置疑，但他们对市场经济所知甚少，一朝面对时可说毫无准备。无论从传统的儒家学说的影响还是几十年马列主义教育的熏陶来看，他们都很难适应市场主导生活的种种现实。
事情的变化来得很快，随着市场经济高效率的发展，除了极少数利用特权、荫庇、高科技成果等优势分化到财富阶层去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迅速走向边缘化。在政治上，他们是消极的、无所作为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逐年退休，脱离了政治舞台，心无所用了。另一方面，他们经过数十年历炼，确实也是“看淡了、看透了”（汪曾祺的话），任何政治激情都再难燃起，无论是崇高的理想，还是卑贱的权欲。在经济上，他们是困窘的、无力自拔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知识结构严重老化，越来越不适应快速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他们观念陈旧，为传统所束缚，根本无法（也缺乏主动）从市场经济中去为自己分得一杯羹。两千年来，在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双重规范下，中国知识分子向权力屈服是自觉自愿习以为常的，但他们在接受财富的役使这一点上常常表现得忸怩而迟钝，因而无论是当智囊或者抬轿子都不甚合格。而他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机制本就所知甚少，更不懂得如何抓住机遇玩弄手腕，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巨大效益当然也与他们基本无关。
处在两千年来第一次真正的社会转型中，许多固有的事物都会出现彻底的甚至难以估量的变化。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范畴，眼下大约也正在演绎生命的最后一章。因为他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环境的根本变化，将使他们从边缘化自然地走向消亡。历史所要求于他们的，他们已经做了，无论效果如何，他们都不任其咎，这也正如历史所给予他们的，他们都承受了，无论感受如何，也无法再行结算。
人与门
人 与 门
？ 张远山
人造墙是为了抵御危险，预防穿嵛之徒偷盗其财物，阻止登徒子逾其墙而搂其处子。墙固然遏制了觊觎者为所欲为的自由，但同时也限制了主人的自由。危险是永远存在的，因此墙永远存在；但危险并非每时每刻都会降临，因此人们在墙上打开了临时性通道——门。
或以为，墙为体而门为用，其实体用合一而不断转换。一般而言，安全的白天门有其用，危险的夜晚墙有其用。如果安全放大到夜晚，就可以“夜不闭户”；如果危险放大到白天，则必须“门虽设而常关”。由后者为常态可知，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中，危险率数远远高于安全系数。
对善意的来访者，当然“篷门今始为君开”；对不怀好意的来访者，则是“雨打梨花深闭门”。门之启闭，是“开关”一词的本义。推而广之，一切可开可阖、可通可阻之人工机窍，皆谓之“开关”或“机关”——顺乎天道谓之“开关”，用意过深则谓之“机关”。天然之物如云开日出，暮霭四合，关山险阻，楚江中开，因云霭无心而江山无机，故虽有开阖却不谓之“开关”，更非“机关”。人之造门出于心机，造门之人则有机心。
心灵之门或开或关，谓之“开心”、“关心”。关心者主动，开心者被动。只有被关心才能开心的人，是被动的弱者；乐于关心他人而得到开心的人，则是主动的强者。弱者固当自强，勉力于关心更弱者；强者则宜示弱，不可逞强以寻开心。开与关，皆当随其自然。心可以有顺乎好恶之开关，却不可有悖逆天性之机关。人机不可有，而天机不可泄。日凿一窍，则七日而混沌死；日开一机，则七日而心扉闭。
没有墙，就不会有门。没有城墙，就无须城门。没有东郭先生，就不会有西门后生。有了墙，才会处处碰壁；有了门，才会不得其门而入。古埃及首都底比斯有一百座门，号称“百门之城”。城门不是可以随意出入的，不仅由士兵把守，还有护城河上的吊桥，使门的功能残废，甚至成为水泄不通的围城。
古希腊城邦的城门上刻着门神雅努施的雕像。雅努施有两副面孔，一副面孔看着过去，一副面孔看着未来。而门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成为“现在”。所有的人都穿行在形形色色的门洞下，然而门里的人却永远无法占有“现在”，“现在”如同闪电一样无法捕捉。不论寒门、豪门、龙门、鬼门、朱门、闺门、邪门、窍门，一切门中人——“闪”族，最终都将成为门外的人——我们、你们、他们。就在我述说“过去”和“未来”的此刻，“现在”已像闪电一样穿门而过，成为历史，使所有的人成了时间的门外汉。
巨人与侏儒，都从门里出入。对极少数巨人来说，门的高度总是过于低矮。迄今为止所有的门，其高度一定比侏儒高而比巨人矮。由于真正的巨人决不可能得到侏儒的拥护，因此有权决定门之高度的统治者肯定不是巨人，而所有的统治者必然敌视巨人，并且会不遗余力地迫害巨人。在统治者的指挥下，侏儒们建造了一座又一座低矮的门来折辱巨人。统治者及其奴才们非常乐意看到巨人在门楣前低下头颅——“引无数英雄尽折腰”；不肯低头的巨人，就会撞得头破血流。然而一个愿意屈辱地低头的巨人，事实上已经不是真正的巨人。在这种矮门下，统治者得到统治的“自由”，侏儒们得到被统治的“自由”——他们在低矮的门下“自由”地穿梭往来，顾盼自雄，而低头的巨人得到的，则是跪着的“自由”和爬行的“自由”。
在不可能将一切墙全部推倒的时代，门的高度就是自由的限度。真正的自由，有时表面看来仅对极少数人才有意义。与“常识”的理解正好相反，并非多数人的自由成为少数人的自由之基础，而是少数人的自由才是多数人的自由之基础——当然更准确地说，每个人的自由是全体人类得到自由的基础。侏儒的自由不可能涵盖和满足巨人的自由，但巨人的自由却足以涵盖并满足侏儒的自由。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真理：门的高低，应该以巨人能够高昂其头颅自由地穿行为标准；正如床的大小要以个子高的同床者的身高为标准，否则妻子的头脚放安稳了，丈夫的头或脚就不得不晾在床外，这样连相爱者也只能同床异梦。人之所以从爬行类进化到直立行走的人，正是仰赖于一代又一代的巨人逐渐撑高了侏儒们头顶的天空，这使现代的侏儒已经远比古代巨人个子更高，并且享受着远比古代巨人更大的自由。
然而，侏儒们不明白这一点，他们自古至今始终认为门只要比自己的身材略高就够了。然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真正的侏儒从来就不肯承认自己是侏儒，有权决定门的高度的人，更不会承认自己是侏儒，他的反问相当有力（但有力不等于有理）：“如果我是侏儒，那么为何我有权决定门的高度呢？”因此，对门的高度大加批评的少数巨人，往往被嘲笑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样一来，门应该让巨人高昂其头的素朴真理虽然没人反对，但以巨人自居的侏儒却始终在按照自己的尺寸造着各种各样的门。
门即将完工时，著名矮子曹操前来巡视，他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后扬长而去。他得意于没有人能明白自己的最高指示，不料巨人杨修一眼看出“门”内有“活”，是为“阔”，于是矫传圣旨，命令工匠把门改窄。结果阔人曹操把窄人杨修杀了。所有臣服于阔人的侏儒都认为窄人杨修是自己找死——他应该韬晦，掩盖自己的聪明。其实窄人杨修的真正错误，在于以精神巨人之身，却像所有的精神侏儒一样以阔人的尺度为自己的尺度。他愿意把门框监造得低而窄到令自己弯腰低头，而没有意识到既然阔人刻意要把门造得如此低而窄，迫使他这样的精神巨人屈膝下跪，他就应该坚持要求门的高度按自己的尺寸来造，或者远离被这扇门和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