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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见1936年5月10日《独立评论》第200号）予以回答。他进一步说明他提出的七个条件只是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而且“这些都还不够根本解决中日问题”。最后他说：“负责任的言论是平心静气的为一个国家设想……至于握着‘空心拳头’，‘慷慨激昂，气吞山岳’，这一套本领，我惭愧不曾学得，也不愿任何青年人去学。”可惜的是，他的这一衷恳劝告有多少人能够领会并去实行呢？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胡适的所想所思，我们不妨暂且撇开言论问题不说，再来观察一下他的行动。抗战前后，胡适为国事奔走呼号，绞尽脑汁，尽了一个书生报国的责任。特别是在他出任驻美大使期间，他为推动美国放弃孤立主义，投入太平洋战争，从而使中国抗战局势为之一变，做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特殊贡献，是值得史家大书一笔的。但胡适的战时故事太多，就只谈谈胡适在战前的一个小插曲吧，或可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他。1933年5月，傅作义的五十九军在怀柔阵地上英勇抗击了日本飞机大炮的进攻，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日军撤退后，傅作义派人在战场找到了二百零三具阵亡官兵的遗骸，全部运回了绥远。绥远人民将他们埋葬在大青山下，并树碑永远纪念。怀柔之战使胡适受到很大鼓舞，1934年5月初，他欣然应傅作义之请，撰写了一篇一千五百多字的碑文，最后有四句铭文如此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他们的祖国。
我们与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四句铭文，依然保持着平白如话的诗风，却有一股深沉的悲壮感流溢行间，表达了他对抗日英雄的无限敬仰。
1935年7月，按照《何梅协定》，何应钦命令所有抗日纪念物都要掩藏起来，以免刺激日本人。傅作义只好用涂料将胡适写的碑文遮盖住，在上面另刻了“精灵在兹”四个大字。胡适感慨之下，又写了一首《大青山公墓碑》（1935年7月5日）的诗：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时，大写青山第二碑。
诗的调子十分明朗，短短四句道尽了他的豪迈之情。一个对国家民族前途完全悲观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来的。
《齐人物论》与语言暴力
？ 毛 翰
才闻庄周再世，一部《齐人物论》令洛阳纸贵，今有幸拜读，果然雄才恣肆，力扫千军，评点百年文学，无不鞭辟入里，怎一个酷字了得。如其中《食指〈相信未来〉》一篇说，当所有人的肢体语言都被统一为一个高高竖起的大拇指的时候，他伸出了他的食指——指控现实，相信未来。令人拍案叫绝！如关于湖畔诗人汪静之一篇，说汪诗乏善可陈，我也颇有同感。什么“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呀，对于许多选本所选汪诗，我多觉浅白，夹不上筷子。待我自己编新诗选本，上穷碧落下黄泉，找到一首《死别》：“我死后你把我葬在山之阴……／你不要种梅花在我的坟旁……／你不要种牡丹在我的坟前……／你莫为我悲啼……”着实惊喜过一回。但当我读到十九世纪英国女诗人罗赛蒂（1830－1894）的一首同样凄婉缠绵且更为精美练达的《歌》：“在我死了之后，亲爱的／不要为我唱哀歌／不要在我头上种玫瑰／也不要在我身边植松柏……／如你愿意就怀念我／如你愿意就忘记我……”这份惊喜又丧失殆尽。
一书到手，不禁囫囵吞枣，必欲一口气读完，这种读书经验是久违了。直读到《穆旦〈神的变形〉》一篇方才打住。
因为此篇批评有的论者不得要领，将《神的变形》推为“穆诗之最”，而这个“有的论者”似乎就是鄙人，鄙人有鄙文《〈神的变形〉，穆诗之最》前年见于《名作欣赏》。仿佛有的官场人士直到文革浩劫自己也被打翻在地再被踏上一只脚，才恍然想起此前历次运动中被触及灵魂和肉体，自己也曾落井下石助纣为虐的那些人是否也有冤情一样。不过，鄙人阶级成分有欠高贵，没有无产阶级首先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境界，只能先盘算着如何先解救自己。
庄周先生意谓在下不懂诗与哲学之别，而《神的变形》是哲人之诗，“哲人用哲理而非形象写诗，是对诗之本质的偏离”。不用形象写诗果真就是对诗的本质的偏离吗？我看未必。诗有两种基本的表达方式，一是立象尽意，一是直言其意，自古如此。前者如上古虞舜禅位给大禹之时群臣合唱之《卿云歌》：“卿云烂兮，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后者如唐尧之时一位老农夫独唱之《击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太阳出来我干活，太阳落了我睡觉，打一眼井我喝水，耕一亩田我吃饭，皇上老儿的统治与我何干？如此直抒胸臆，怎么就偏离了诗的本质？
“但它的致命伤正在于思想大于形象”。果真如此吗？我以为，诗可以形象大于思想，其时含蓄隽永，诗无达诂；也不妨思想大于形象，其时明朗畅快，撼人心魄。君不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君不见“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君不见“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诗做思想的直陈时，不是没有形象，而是大象无形。
“诗歌必须为世界贡献形象和美，而哲学必须为世界贡献思想和真”——诗与哲学这样分工未必妥当。诗贡献给世界的不仅仅是美，此外还有情与思。诗言志。“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叶燮《原诗》）诗固然不仅言志，诗也肯定不仅陈美。葡萄美酒夜光杯，夜光杯乃诗之象，葡萄美酒乃象之所寓，夜光杯所承载的葡萄美酒，除了美，还有葡萄酒，包括酸酸甜甜的葡萄汁（情感）和烈性的酒精（思想）。
还有，何谓形象（意象）？我以为，意象可大致分两种：一是自然意象，包括山川景物风花雪月等等，二是社会意象，包括事物、人物、场面和情节等。《神的变形》以诗剧形式出之，由神、魔、人和人格化了的权力这四个角色的对话结构全篇，读其诗，人物、场面等社会意象宛在目前，怎么能说只是“用哲理而非形象写诗”？
庄周先生认为，穆旦《神的变形》受到推崇，是因为当代人已经习惯于把“犯禁”当成有价值的代名词，其实犯禁的价值永远是当代性的，随着禁忌的消失（必将如此），许多挑战禁忌的作品将与禁忌偕亡。看来，庄周先生是乐观主义者，他坚信禁忌必将消失。但愿他有幸而言中，但愿这个必将的“将”不要太遥远。在我辈看来，如果国人有幸能看到这个“将”，国人是宁愿问世二十余年的《神的变形》和问世二千余年同样以犯禁取胜的《离骚》一同朽去的。
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样想来，《齐人物论》有断语，无论证，迹近语言暴力。毕竟论者属于吃狼奶长大的一代人。
荆轲刺秦，无关恐怖
？ 章 明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把我国古代的荆轲刺秦故事与当代恐怖主义生硬地拉在一块，类比起来，于是燕太子丹就是本·拉丹，荆轲就是盲目送死的人肉炸弹，整个的刺秦故事就是一次恐怖袭击。其论甚奇，读后不禁吓了一跳。
荆轲刺秦（公元前二二七年）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桩壮烈的历史事件。最早记叙此事的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同“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自汉至唐，看法都没什么大的变动。可是到了宋代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却把燕太子丹和荆轲都大骂了一番：“臣光曰：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
司马光在史学上有大的贡献，可他性格执拗，执政时把王安石的新法不分青红皂白全部废除，弄得他的同党苏轼也骂他“司马牛”。北宋到了他手里也就气数将尽了。性格的执拗决定了议论也执拗，不问事实，不通人情，拿一个框框去套一切事物，套成啥就是个啥。不错，在战争中使用刺客，并不是制胜之道。但是也要看具体情形。在战国末年，当秦军已经灭了韩国和赵国，又直指燕国而来，不论太子丹派不派人刺秦，燕国都是要亡的，他自己都是难逃一死的，派了反而有一线生机，谈不到“挑怨速祸”。如果说丹有错，那就是他交待荆轲先劫持秦王归还诸侯们的土地，不成，再刺杀秦王。古人说这是“两端之策”，造成了荆轲刺秦的失败。荆轲也不是受了丹的豢养才去当刺客的。《史记》说他“为人深沉好书，尽与贤豪长者相结”，并非插标卖首之辈。当时秦王赢政残忍暴戾，杀人盈野，掠地无厌，已经结怨于天下，人人欲得之而甘心。荆轲接受太子丹的请求，是为了一个“义”字。同样，为了帮助荆轲取得成功，田光和樊於期两位贤者不惜自刎，当然也是义的驱动。不管今人怎样看，不能否认当时的他们是“以义合”的。在荆轲之后九年，又有张良用大铁锥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中，张良又是受了谁人豢养呢？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徐锡麟刺杀清巡抚恩铭，又是为了什么呢？照司马光看来，人们绝对不能碰权力者，只有等着让他们来杀。这种议论可真像他自己说的：不亦愚乎！
司马光彻底否定太子丹和荆轲的议论，在后世并没多大影响，人们照样把刺秦故事写入诗文，搬上舞台。对于荆轲的评价，实际上是和如何评价秦始皇密切相关的。到了“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