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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彻底否定太子丹和荆轲的议论，在后世并没多大影响，人们照样把刺秦故事写入诗文，搬上舞台。对于荆轲的评价，实际上是和如何评价秦始皇密切相关的。到了“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年代，有人甚至说“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如此这般，自然就几十年没人敢写荆轲了。直到改革开放若干年之后，荆轲才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说到秦始皇有功绩，也要分析地看。统一全国，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郡县制度在战国时期早已出现了，不是秦始皇的发明，焚书坑儒才是他的伟大发明。车同轨、书同文、划一度量衡等等，都是如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说的：上天假借秦王的私心实现了大公。他说得对，但是我总觉得代价太大了。五百年百家争鸣的局面顿成绝响，二千年历代封建暴君相继肆虐，言者有罪，流毒无穷。把一个空前残暴的专制魔王捧得那样高，恐怕也只有以“当代秦始皇”自居的人能够说得出来。
本文开头提到的文章，就是沈敏特先生写的《燕太子丹在哪里》（载《同舟共进》九期）。如果文章中的类比能够成立，荆轲等人当然也就一文不值，司马光又是对的了。愚见以为，性质不同的事物不能类比。当代恐怖主义至少有两个不同以往的特点：第一是以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而不是敌方首脑）为屠杀的对象。第二是采用现代的高科技和毁灭性武器，造成尽可能大规模的杀伤，一次用几分钟就杀死数百数千人。且不说正义与邪恶不能混淆，光说这些手段，都是古代决不可能有的。文章又说“恐怖主义的主要实施者，在国际之间是穷国、弱国，在社会上，则是弱势群体”。这可不一定。有些国家并不穷弱；本·拉丹是沙特的亿万富翁，绝不属于弱势群体。
沈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有些文章非常警辟，但是这一篇实在有些费解。
跟随石先生推理
？ 黄一龙
“9·11”的恐怖袭击，震惊世界。恐怖分子在和平时期以如此残暴的手段大规模地残害无辜平民，可称史无前例。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大家都在震惊之余寻求答案，注家蜂起，异说纷呈，彼此问难，互相补充，读了以后很长见识。前从《书屋》2002年第二期上得见黎明先生短文《为恐怖叫好很恐怖》，表达了他对某些人欢迎恐怖主义的见解之拒斥。后见该刊同年第六期又发表石天河先生长文《话语恐怖与文明冲突》，却又把黎文归入恐怖主义科的“话语恐怖”目，认为为恐怖叫好并不恐怖，而批评为恐怖叫好才恐怖。看来石先生真和黎先生发生“文明冲突”了。我本来是很赞成黎先生的，所以很想知道为何他的意见（当然也就包括赞成他的意见的鄙见）居然比支持恐怖主义的“话语”或比恐怖主义本身还恐怖，所以也就多遍精读石先生的文章，于是得知石先生有一种独特的的推理方法，只要跟着他走，不仅可以驳倒黎先生，而且几乎可以驳倒世间一切常识。这倒有些恐怖了。
例如石先生声明，他认为中国政府“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主张”“最正确”。可是石先生的这一无疑也最正确的结论是这样推导出来的：
——“9·11”袭击是恐怖主义，“张良刺秦始皇”也是恐怖主义，对清廷官员“搞过好多次暗杀”的“孙中山的信徒”也是恐怖主义。
——所以“谁能判断哪种‘恐怖’是‘正义的恐怖’，哪种‘恐怖’是‘非正义的恐怖’呢？”
——所以“还是我们中国政府这种主张最正确：反对一切恐怖主义”。
原来在石先生要说的是，“中国政府”采取这项政策的原因是分不清正义非正义，干脆在反对“9·11”的同时也反对张良在博浪沙棒打秦始皇（幸好“误中副车”），反对徐锡麟杀巡抚恩铭（已经成功但被清廷捉住杀掉了）。这很难说是对于“中国政府”的歌颂，很难不被认为是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政策的嘲讽。
把针对无辜平民的恐怖行径和对于暴君酷吏的惩罚，统统说成是“恐怖主义”，然后来证明反对恐怖主义之不讲善恶不讲是非，从而再证明黎明先生也不讲善恶不讲是非因而很恐怖，这就是石先生的推理方法。
不过孤证不立，我们还得再跟着石先生走走，看看后面的道路是什么。
“怎么能说用‘肉弹’就是‘野蛮’和‘恐怖’，用‘贫铀弹’就是‘文明’和‘非恐怖’呢？”石先生问道。显然这不是寻求答案的“疑问”，而是反击论敌的“质问”
除了谁说过贫铀弹“就是‘文明’”这一点待考以外，这个质问还是很雄辩的。因为“肉弹”是杀人，“贫铀弹”也杀人，有什么文野之分恐怖非恐怖之分？你回答得出来吗？
那么且让我们跟着石先生的思路雄辩下去——
第一步：怎么能说贫铀弹是“野蛮”和“恐怖”，而普通炸弹就是“文明”和“非恐怖”呢？须知炸弹都是杀人的呀！
第二步：怎么能说普通炸弹是“野蛮”和“恐怖”，而步枪子弹就是“文明”和“非恐怖”呢？须知后者也是杀人的呢。
第三步：怎么能说子弹就是野蛮和恐怖，而拳头就是“文明”和“非恐怖”呢？你能说出一个人被拳头打死和被子弹射死炸弹炸死“肉弹”撞死甚至就充当“肉弹”有什么区别吗？
才走三步，我们就可得出结论，“9·11”那样的恐怖事件，是和用拳头揍人一样的，天天都在发生；黎某不去反对天天发生的拳头揍人，倒对“9·11”的“肉弹”大喊大叫，不是“话语恐怖”是什么！
才走三步，“恐怖主义”的范围就被无限扩大了，“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任务，到这里成了如果不作到“君子动口不动手”，就干脆什么也别反。这样的“反恐怖”，我相信本·拉丹先生也会欣然接受的。
黎先生认为，“9·11”这样的事件，不是什么“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石先生表示他不喜欢这个结论。虽然他自己就说“9·11”“原本只是一个亡命的恐怖集团所发动的无法无天的恐怖事件”，却不许黎先生把这“无法无天的恐怖事件”说成“野蛮”。因为在石先生看来，该事件虽说无法无天，却是很“有‘文明冲突’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形态”（原文如此）的，所以并不野蛮。可是他又宣布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欺人之谈”，也信不得。所以要紧跟石先生弄清这个事件到底是谁跟谁冲突还真很麻烦。看来看去，终于看出石先生的意思，说这是“穷国”和“西方大国政治经济扩张”之间的冲突，而事情“如果不为某一大国（按即美国——黄注）的利益所左右，冲突也不会发展到恐怖分子对大国进行报复性袭击的程度。”既然劫持飞机制造“肉蛋”撞击大楼屠杀无辜的“程度”是美国“政治经济扩张”引起的，自然该是美国野蛮了。这种论调，其实也是黎明先生在网上所见为“9·11”事件“叫好”的诸位先生的通论，石先生不过把它转了几个弯儿，使人不大好辨识罢了。其实美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上自恃豪强，目空一世，大搞霸权主义，进行“政治经济扩张”的事实，早为世所公认，并非石先生的发现或发明，用不着藏藏掖掖的。而“9·11”引发的问题却是，第一，美国“政治经济扩张”的受害者究竟是谁？是“穷国”的穷民还是本·拉丹那样的恐怖分子？如果是前者，哪个穷国聘请了后者去进行如此“程度”的“报复”？如果是后者，侵害一下这样的恐怖分子有何不可？如果是两者，无异是说穷国和恐怖分子有着共同的利益，这样说难免不引起外交纠纷，我劝石先生不要采取此说。第二，美国政府即使恶贯满盈，那么究竟是谁该为此遭到“报复性袭击”？是美国政府吗？是美国人民和美国境内的各国人民吗？“9·11”的事实是，除了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撞倒了几间屋，受到“报复”的倒是几千无辜的多国人民和数量更多的他们的亲属朋友。要无辜百姓为政府（并且未必是本国政府）行为负责并且赴死，这是“9·11”恐怖分子极端野蛮的逻辑，看来石先生对此并无反感，所以反对说它野蛮。根据石先生的分析，要让百姓免于为政府的行为受“报复”，只有一法，就是（就现在讨论的问题来说）美国政府停止“政治经济扩张”，至少立刻改变其“中东政策”（因为“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导致它自身遭受恐怖袭击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想石先生所以作这样的奇想，完全是因为他置身事外，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也。要是石先生或他的亲属也是那天飞机上的乘客之一（其中确有一对中国老年夫妇），或是世贸中心众多办公室的雇员之一（那里确有很多中国机构），他真会认为自己该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扩张”或者它的“中东政策”去死吗？如果不想为美国政策背黑锅，他究竟该做些什么呢？向美国总统写信打电话吗？到白宫前面去示威吗？到国会走廊里面去游说吗？所有这些事情他都办了以后就能保证“9·11”那天他大难不死吗？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早点和美国说拜拜，找个安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怎么找？）逃回中国。即使这样，他又怎么能够保证中国政府的政策就为恐怖分子喜欢呢？怎么保证恐怖分子不喜欢的时候不向中国平民出气呢？他在何处去找一个其政策总为恐怖分子喜欢的国家躲起来呢？
从石先生的文章看来，他跟着老外亨廷顿把中国列为“儒家文明为主流”的国家，而儒家文明“往往把西方文明看作是一种堕落的文明”，与本·拉丹们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方向一致。他的这种见解，无疑是对中国政府政策的极大歪曲，因为中国政府已在声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