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自发地搞起“包产到户”，战胜了严重的干旱获得了大丰收。1979年夏产粮食二千零一十万斤，比1978年增产265％；国家征购一千一百四十九万斤，比1978年增长57倍。搞包产到户的队比不搞的增产幅度大得多。许多穷队、穷户一下子翻了身，集体提留、公共积累也增加了。面对这样的大好形势，有的人却认为这是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肥西县委由于“左”的思想和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下令要“纠正”包产到户，要求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派工作组去“纠偏”。基层的干部和农民学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理论以后，不像以前那样驯服挨整了。他们反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为什么实践证明能够大增产的办法不让搞？”“我们国家至今还吃进口粮食，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不光彩，我们这个办法难道不比吃进口粮好？”问得下去“纠偏”的县委干部哑口无言，县委干部们也很矛盾。他们自问：“过去搞了二十多年的农业工作，往往粮食减产了，许多农民逃荒、饿死，反而说这是社会主义，大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包产到户，粮食大增产，农民满意，反而说是资本主义，说大方向是错误的。”“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把我们搞糊涂了。”陆学艺等三人就此问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包产到户和工厂实行计件制一样，都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好的。评论文章还从理论上说明了有关的许多问题。《未定稿》认为这三篇调查报告和评论文章很好，决定在1979年11月8日予以发表。但社科院领导知道后，对我们进行严厉批评。因已经发排，院领导下令只准作为“增刊”，即印二百份，不发给一般订户，只发给少数有关的学者和领导参考。但即使这样，这期《未定稿》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共甘肃省委原来准备下令对一些零星自发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进行整治。接到这期《未定稿》后，省委负责农业的书记建议重新研究，结果决定准许各县都搞一些试验，根据实践的结果再作决定。一年以后，即1980年7月，陆学艺和王小强两人到甘肃省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跟踪调查，发现包产到户克服了过去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时干活稀松的缺点，农民可以自己当家做主，积极性大大提高，凡是搞了包产到户（或类似形式）的都大增产。他们在调查中还研究了发展的趋势：今后即使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也不会走过去“生产队—大队—公社”的老路，而是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向社会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他们合写的调查报告《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在1980年11月出版的《未定稿》上发表。
《未定稿》1980年1月发表了安徽省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尊重实践权威肃清极左流毒》的文章，介绍他们去年在全地区推广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联产责任制获得大丰收的事实。开始推行联产责任制时，包括省委机关某些人在内对此施加压力，认为这是向资本主义倒退，是右倾，但是省委书记万里坚决支持改革。他批评省委的某些人“坐而论道”，引书本条条，而不看实践结果，不看人民群众的意愿。由于万里的支持，才使联产责任制得以在全省逐渐推广。不久，在全国即流行“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反映了民意。
肥西县山南区搞包产到户和著名的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十八户农民签字搞包产到户几乎同时。后来的人恐怕很难了解，农民只是要求用自己的双手在自己生产队的土地上劳动，收获以后还要“先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然后才是自己的，为什么还要这样胆颤心惊？小岗生产队的十八户农民一个个签字摁手印保证，如果生产队长因搞包产到户而遭批斗或坐牢，这十八户农民要保证队长家属的生活；山南区的农民搞包产到户明明已经大丰收，而它的上级南山县委还下令“纠偏”。这是为什么？这要追溯到五六十年代“大跃进”时期。那时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搞得很严重，致使经济发生严重困难，1960年出现大量逃亡、要饭和饿死人的现象。曾希圣为此深深内疚自责，后来从一个老农在山上自己开荒，打的粮食吃不完，主动上交许多粮食的事例得到启发。此后，又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提出“责任田”的方法（其实就是包产到户，因“包”字比较敏感，故只能用“责任田”名义），并于1961年3月把这个想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十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1961年7月，毛到安徽视察时，又向曾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些。”有了毛的支持，责任田在全省迅速推广，到1961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或类似形式的占生产队总数的90。1％，普遍获得丰收，自己吃不完还支援河南、山东和江苏的部分灾区。安徽省国家粮库1961年底比上年存粮增加1。14亿斤。因此农民把责任田叫作“救命田”。就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过了几个月，在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既因在“大跃进”中刮“五风”大量饿死人，又因推行责任田救活人被撤职、批判，1968年在“文革”中被批斗死去。仅安徽一省，因支持和参加过责任田的干部和农民数十万人被打成走资派、走资户，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整得家破人亡。正是因此，包产到户（责任田）变成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雷区。
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四人帮”垮台，如果没有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如果不是“两个凡是”的观点被批倒，在安徽如果不是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那么肥西县山南区和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等地的干部群众，都会遭到厄运。幸亏这些都是“如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胡耀邦等重视实践的结果，多次派出大量工作人员到农村调查，并开会研究讨论，肯定了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到1982年4月发出的中央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宣布：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在这几年期间，《未定稿》先后发表了大量关于农村经济的文章，主要是通过调查的事实，说明以包产到户为主体的生产责任制的优越性，也指出各地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意见。
1979年7月25日出版的《未定稿》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原校长杨献珍在1955年写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确定：新中国的经济基础由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即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但1952年即有人提出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只有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他们否认其他几种实际存在的经济成分也是基础的组成。包括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在内的不少人对此问题都感到迷惑。为弄清这个理论，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写了这篇文章，作为给中央党校学员的讲稿，并印了几份清样，送中宣部审查，内部未印刷，也未公开发表过。但在1964年围攻杨的“合二而一”论时，他的这篇文章也作为一条罪状被大肆攻击。在“文革”时，林彪、“四人帮”一伙把这篇文章说成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是“唯生产力论的变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理论”，并对杨献珍进行残酷斗争和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杨献珍将此文送《未定稿》。杨献珍的文章在大段大段引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同时，又引述马克思的论点和列宁在1918年对当时俄国五种经济结构并存的描述，说明中国也同样客观上存在多种经济成分，这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就是“社会经济基础”，而那些主张“单一经济基础”的人，认为中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已经是“纯粹又纯粹的”社会主义是不符合事实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种经济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现在回顾起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如果建国以后能够按照决议的精神：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共同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当然要加以限制，但只是在活动范围、税收、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而不是消灭；对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实现工业现代化和自愿互利的原则下，谨慎地、逐步地引导他们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并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那今天中国的经济面貌就会大大不同。
也可以说，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当年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继续和发展，当然，新时期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措施，制定了许多新的法律、法令，但在基本精神上与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吻合的。
十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他们在政法领域散布的谬论很多，流毒也很广。《未定稿》十分注意组织和发表政法方面的“肃毒”文章。1979年4月发表了卢惠民的《政治民主与新闻自由初探》，指出应该吸取“文革”的惨痛教训，根据宪法的原则，制订出一部新闻出版法，并认真贯彻执行，这样才能防止悲剧重演。1979年3月发表了陈春龙和刘海年合写的《应该给文艺工作者以法律保护》，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