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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的交通部长和国防部长。比较之下，吴宓最拿不定主意。他开始想学点“路矿”之类的“实学”，又想学习新闻出版，清华学校的校长周诒春却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待人接物的能手，倒适合用笔记录自己纷繁的情绪和层出不穷的思考。在去美国之前，周诒春就告诉吴宓，以后就学习文学，写一辈子文章。这其实是一条最渺茫的人生之路。吴宓最后的文化定格，其实并不是他的文章，而是他的行为。而他的很多行为，在他身后才得到一点认可。钱钟书去世之前最后的文章，就是给《吴宓日记》写的那篇序。钱钟书说：“及闻先师于课程规划‘博雅’之说，心眼大开，稍识祈向；今代美国时流所讥Dwems，正不才宿秉师说，拳拳勿失者也。”钱钟书一辈子没有佩服过几个人，他对自己父亲也没有过这样的语言。Dwems是对人文主义的嘲讽，被人认为是“幽默大师”的钱钟书在文化生命的最后，却皈依于此。这是世纪的澹定。
这个话题聒噪人耳一百年，似乎美国人很谦虚，把他们自己的物质文明没有怎么当回事，也好像他们怕中国人学得了他们的声光电火，“师夷长技以制夷”。清华学校本来就是洋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之门以后的产物，在这里学习准备放洋的青年有几个不是想出去学点硬碰硬的本事回来？吴宓亦莫能外。到美国之后，白璧德老师却一再称赞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认为这是把物质文明已经发达到有害程度的现代世界往良性道路引领的法宝。长途中黑夜觅路，倘见光明已是兴奋不小，再若被证实这光明原来在自己身上，就不仅兴奋，还有了自尊。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吴宓自己的学术成就不是很高，但是，他在教育方面，却实现了自己的夙愿。钱钟书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把中国学问放在第一位。到晚年，他的《管锥编》，以中国文化为主干，融合中西古今，在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劫难，又因为长期闭关锁国而致西方学术也如空谷足音的情景里，发覆破的，成为一时代的学术象征。有钱钟书这样的学生，吴宓一生足矣。钱钟书的学问融合古今中外，不以门户自囿，在这一点上，乃师亦早有言在先。吴宓早年便有这样的文化观念：“若论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笃信天人定论，学道一贯之义，而后兼蓄并收，旁证博览，执中权衡，合覆分核，而决不为一学派、一教宗、一科门、一时代所束缚、所迷惑；庶几学能得其真理，撷其菁华，而为致用。吾年来受学于巴师，读西国明贤之书，又与陈（寅恪）、梅（光迪）诸君追从请益，乃与学问稍窥门径，方知中西古今，皆可一贯，天理人情，更无异样也。”〔8〕这其实可以和钱钟书的“东海西海，心绪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作等量观。只是，吴宓说这番话是在1919年，只有二十五岁。
以文化为职志，是吴宓在美国留学期间给自己一生确定的方向，从这时候起，乡贤张横渠和刘古愚那种在黄土地里生长起来的崛强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便作用于吴宓的事业生活。在回国之前，他就计划：以后有了工资收入，每月必须先拿五十元捐作与同人办报刊的经费，以五十元买书，按日计时，自行研读。其余奉亲养家，一切无益学业品德的交游享乐，一概弃绝。“宁使人讥宓为怪癖，为寡情，而绝不随俗沉浮。”〔9〕以后几十年的吴宓，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诺言实行的。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和主编《学衡》杂志，是吴宓对于自己文化牺牲精神的确实体现。国学研究院建立之初，王国维和梁启超两位导师都是吴宓亲自到府上迎聘的。为了聘请陈寅恪，吴宓给学校当局作了不厌其烦的介绍。陈寅恪出身世家，在生活上是轻易不肯委屈自己的，“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是他的家门自道。吴宓为陈寅恪寄薪水，寄购书费，陈寅恪未进清华之门，已经花了学校几千大洋，而当陈寅恪到来之时，吴宓却因为学校的人事纠葛而去职，但他还是陪陈寅恪看梁启超，访陈垣，使陈寅恪初进清华，便没有陌生之感。王国维应清华之聘，也和吴宓的虔诚礼敬有关。王国维在清华首讲“古史新证”，吴宓和学生一起恭听笔记。王国维投颐和园自尽前留下遗书，要陈寅恪和吴宓为他整理遗下的书籍。这时候吴宓已经不是研究院主任了。王国维和陈寅恪看上吴宓的，除了志趣相投，主要还在他能够因人舍己，有诺必践。办《学衡》使得吴宓落了不少批评甚至攻击。现在回瞰，在二十世纪的学术环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刊物，实在难能可贵。可是，这刊物办了七十多期，几乎每一期都有吴宓的苦撑苦熬作记录。有段时间，连《学衡》的开创元老柳诒徵也要把正在刊登的《中国文化史》抽下，梅光迪甩手不管，吴宓求救于陈寅恪，陈说“《学衡》无影响于社会，理当停办”。可能是一时忿语，却给吴宓不小刺激。为了把《学衡》办下去，吴宓给同人写信说：“下年应给中华（书局）津贴凡六百元，宓愿独力捐垫，倘诸公有顾念宓之处境艰难而志愿捐助者，则殊为感幸云云。”〔10〕以后，在1961年那样艰苦的年代，间关万里，去看望陈寅恪的是吴宓，到1971年，自己还朝不保夕，却致书“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打听老友陈寅恪情况的，还是吴宓。难怪一生不轻易感动的钱钟书最终对吴宓有泪如倾，并且将自己平生学业归入“先师”门下。这是道德的力量。严格地讲，二十世纪不是一个学术的时代，是一个行为的时代，陈寅恪和钱钟书都是千古文章未尽才，而吴宓的行为，其痴心至性，则真正是难觅其俦。
如果说，于右任和张季鸾是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更多传奇英雄的色彩，吴宓则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变异当中一个承受八面来风的悲剧人物。世纪澹定之后，更加多的知识分子从他身上可以体会到精神冲突的幽微万状。吴宓以自己的敏感和不趋于时，用自己的毕生痛苦做感光胶片，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心史。他自己居然在痛苦中间成为一个预示未来的先知先觉。1926年的夏天，吴宓曾经主持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第一期学员的毕业典礼，心憔神悴的吴宓没有参加，而且，他决定搬出藤影荷声萦绕的西花厅。在他前面，还会有数不清的烦恼。他翻开一本久违了的线装书，心绪渐渐平静下来。这天，他写下一段话：“阴。雨。是日细读刘古愚太夫子《烟霞草堂文集》，多所感发。古愚太夫子之精心毅力，其一腔热血及刻苦实行之处，宓自谓颇似之。愿更奋勉，而有所进焉。”〔11〕
注释：
〔1〕〔2〕冯从吾撰：《关学编》，中华书局1987年第一版，第1、5页。
〔3〕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补订本前言。
〔4〕〔6〕《于右任》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6、167页。
〔5〕《张季鸾先生纪念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第128页。
〔7〕〔8〕〔9〕〔10〕〔11〕《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第1版，第370、45、135、442页。
在水一方，有一群清洁的灵魂
？ 胡松涛
1927年6月2日，那天是农历五月初三。早晨八点许，王国维到国学研究院（当时还没有改称清华大学）教授室，伏案写了些什么，装进衣袋，然后到研究院办公室与一事务员聊了一回天，随手借了几元钱，雇校内三十五号人力车，来到颐和园，已是十点多钟。他留下车夫，独自沿长廊走至排云殿西，那里有一个突出昆明湖的八角形亭，名鱼藻轩。在鱼藻轩，他站住了，点燃一枚纸烟，临流独立。一个园丁从他身边走过。园丁走过不远，忽然听到身后有落水声，便大声疾呼，附近的巡警也闻声赶来。将水中的王国维救起时，王先生已经气绝身亡。下午四时半检验遗体，在王国维的衣袋中搜得遗书一封，是写给他儿子王贞明的。书曰：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王国维之死，引起极大震动。他正值英年。顾颉刚说：他是“中国学术界中惟一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使他能有康氏（指同年三月逝世的康有为，享年七十岁——本文作者注）般的寿命，他的造就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他竟把向往中的一座伟大的九仞之台自己打灭了！”（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
对于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比如罗振玉的殉清说，杨国荣的悲观厌世说，陈寅恪的殉传统文化说，郭沫若的被逼自杀说，梁启超的恐惧北伐革命军说等。
诸说都在自圆其说，也都无法自圆其说。我关注的是王国维先生的沉水自杀，正如王的友人陈守谦作《祭文》所问：
呜呼！君何为而死耶？君何为而自沉以死耶？又何为自沉于裂帛湖以死耶？更何为而必于天中节自沉裂帛以死耶？……（作者误把裂帛湖为昆明湖。天中节即端午节——本文作者注）
毫无疑问，王国维对颐和园是熟悉的。早在1912年春，他就作《颐和园词》三十首。在他投水前一日，与金梁谈话，忽谈及颐和园，他说：“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然后，他就纵身投入颐和园昆明湖了。
追寻王国维的死因，不能不关注那一泓清水和他选择的日子——端午节前。
提到端午节，自然想起端午自沉的屈原。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尘埃乎！”（屈原《渔父》）他显然不愿随波逐流，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