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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莫言的很多小说还没有在这个背景下被读清楚的情况下，结论就匆匆下了并匆匆进入了“文学史”。比如说，有个教授在他的著作里指责莫言的小说“思想贫困”，有段时间有个批评家说“最近”莫言很“惶惑”，原因在于很多年轻的小说家“红”了，而莫言仍然没有第二部《红高粱》问世。
貌似铁板一块的定论根本承受不了自己的重量，而小说的语言却能在小说的故事被所有的人都熟识以后仍然熠熠生辉。这就是衡量小说艺术的标准之一；它能让人产生重读的欲望。莫言多数小说经得起这个标准的考验。近二十年来，莫言小说的语言魅力也是在发生变化的，如果把他这些年的小说放在一起看，这种变化也许会让人吃惊。
从早期的《大风》、《枯河》开始，莫言在小说语言上求新、求细，在“细”中挖掘更多的象征意义。这种努力朝几个方向发展。如果鲁莽地按照小说内容来分类，莫言相当多数量的小说可分成儿童类、女知青类、爷爷父亲类。在这几种类型中莫言都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追求象征意义在莫言当时的许多小说中似乎形成了主流。许多评论家对这种犹豫、冗长、黏稠的风格持欢迎态度。他们赞许的方式在现在看来很特别，那就是把莫言和福克纳相比。到现在为止，把一个作家和现在正在流行的外国作家相提并论似乎仍旧是评论家的职责，也是给予这个作家的最高荣誉。我不想在这里对福克纳表态。但是，我想说这种冗长累赘的叙述方式既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小说语言，同时也让小说远离了中国大众。迎合大众不是严肃作家所为，但背离大众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式。一个作家可以远离大众（对话仍旧可能），但不必偏要走和大众相反的方向。
这种倾向还表现在莫言小说的结构上。比如说早期广受赞誉的名篇《爆炸》中作为“对位”出现的狐狸，《球状闪电》中的“鸟老头”。诗意当然有诗意，某些知识分子还很喜欢。那些“象征”甚至也可以在硕士论文里罗列出一大堆供导师们划圈。但是莫言的长处何在？他最擅长写农村里出现的古怪事物：鸟老头、球状闪电、洋种奶牛、双黄蛋。如果非要去找看不见摸不着的“深度”，请问这是否是在向梨树要一个小小的苹果？
二、在评论家的视野之外
莫言之所以是莫言，主要在于他小说语言中表现出来的多方面才华。后来出现了大批写“我爷爷”、“我奶奶”的模仿之作，其中的故事也有的写得很好看，但多数作品小说语言仅仅粘稠而不生动，至今大都已湮没无闻。
从莫言早期那篇震撼人心的《白狗秋千架》中可以看到，“我”与“暖”的精彩对话，真实（符合农村“生活”），自然（流畅，不拘泥于交代情节），极富艺术张力。活灵活现的人物——“哑巴”也让人难以忘怀。在丑恶而令人绝望的生活中莫言竭尽全力捕捉到了不少“闪光点”。大江健三郎提到了《白狗秋千架》并非偶然。我们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篇小说的艺术性仍然是可信的，形象新鲜而饱满。赤裸的人性，赤裸的贫穷，还有赤裸的回忆，一切都是以完美的“现代感性”描写出来。除了语言没有达到后期的炉火纯青、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不够尖锐之外，一切都是那么强烈。整个故事很有“中国味儿”，同时又有“世界性风格”。
在后来的中短篇小说中，莫言出人意料地摆脱了那些复杂的象征和对位，甚至他引以自豪的“童年视角”也渐渐在发生变化。《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不再以那种痛苦而清新的童年视角来看世界。“纯洁”的神话开始消解。一种无所谓的、大大咧咧的“小流氓”的视野弥漫在小说中。令很多评论家难以忍受的风格一开始就遭受到了牛头不对马嘴的批评，然后评论界对莫言沉默了。其中关键一个问题是，令人“恐惧”的“行为”究竟象征了什么？其次，莫言的态度是什么？在小说中看不出来。于是，爱说大话怕说错话的评论家都不言语了。
我愿意把《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和意大利的阉伶歌手相提并论：你必须有所失，才能婉转地唱出那些困难的高音。这就是阉伶歌手的道德。作家也一样在不断地放弃，放弃成为圣人、哲学家、道德说教者，直至成为一个大江健三郎所说的“边缘人”，最后才有一丝可能在艺术领域里掘到一口深井。
当然，评论界是欢迎“边缘人”这种新鲜说法的，但是不久，莫言写的反腐倡廉题材的《天堂蒜薹之歌》又让他们吃了—惊。我至今没有看到过一篇对《天堂蒜薹之歌》有深度的评论。喜欢把艺术简单化的评论界也许对这种矛盾性感到很为难。但是艺术家即使在边缘化过程中也有自己的自由，庞德可以在《比萨诗章》里痛斥税收制度的弊端，波德莱尔也可以高呼“打倒奥皮克将军”。不管艺术走向何处，艺术家永远把整个世界当作自己的材料。
三、新探索
莫言在新小说集《冰雪美人》中展示了他新的艺术追求。从短篇小说《冰雪美人》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那个我们多少有些熟悉的“文革”少年（这些少年基本上与作者同龄），而是一个会半生不熟地运用些新名词的小镇“当代少年”。没有创作经验的评论家可能不太相信，这种题材极富挑战性，几乎很少有成名作家敢写当代少年的青春期故事。张贤亮十几年前写过一篇小有名气的小说《早安朋友》，写一些高三学生高考的事，被王蒙不客气地评价为“丢份”，这种题材难度可见一斑（写学校生活，我以为至今尚无人能超过王蒙的《青春万岁》）。
莫言为什么热衷于写少年生活呢？评论家曾经长时间异口同声地赞扬莫言的“童年视角”的独创性，但他们举的例子却是说明语言的生动性的例子。他们没有回答以下问题：莫言为什么钟爱“童年视角”？莫言小说新鲜、生动的风格和“童年视角”有何关系？一采用“童年视角”就能自动获得了“新鲜、生动”的风格吗？凝神细察莫言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他是在用“童年视角”来寻找语言的突破口。回过头看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人们会慢慢发现遭到最大破坏也最易让人忽视的也许是当代汉语。对于语言感觉敏锐的作家而言，几乎每一个汉字所蕴涵的活泼韵味都被劫掠一空（剩下的是钙化松脆的最高级形容词空壳），一篇“文革”文章在作家眼里仿佛是屠杀汉字的刑场。庞德在《如何阅读》中沉痛地预言过：“……当他们（文化人）使用的工具、他们的作品的本质即以词指物的方式腐烂了，那么，社会和个人的思想、秩序的整个体制也就完蛋了。这是一个历史教训，一个未被记取的教训。”
通过儿童学习语言并非莫言的独创，稍稍涉猎过外国文学理论的人就知道，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就赞扬儿童们那种未被磨疲的、新鲜的感觉。他们向儿童学习，目的在于清除心理上所有机械的自动反应，促进语言的更新，形成敏锐的认知能力。简单地说，就是“使语言奇异化”。后来的现代派艺术家（马蒂斯）也曾尝试过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莫言在写作初期自发地找到了一条荆棘覆盖的老路，对他而言是有效的。对轻率的理论家来说，他们觉得自己看到了意义非常深刻的“哲理”。这也许就是对莫言误读的症结所在。
说到对少年心理的研究，莫言的确有过人之处。在《冰雪美人》里，这种心理观察有了新内容。主人公不再像以前的“文革”少年一样，爱上了比他大几岁甚至十岁的漂亮女知青，他爱上的是同班同学。而恋爱使一个人第一次感到有必要对日常语言进行革新，在这一点上，主人公和作家是合拍的。但这样的内容可能让很多优秀作家不寒而栗。他们不敢冒这种风险，因为稍不留意小说可能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青春美文”（当然，脸皮厚的作家不怕，他们甚至也不怕写得不如中学生）。
那些轻率的读者可能多少有点失望，这个故事中人物的“感情生活”和“文革”少年有点相像（如《白棉花》、《爱情故事》）。不过要求一个有独创性的作家每一篇小说有很大的不同是不合理的要求。在《冰雪美人》中，可以辨别出这个当代少年不再孤独地与大自然互通声息，许多社会上的声音已经融入了他的内心独白之中。
退了学的孟喜喜与母亲合力把孟鱼头经营得轰轰烈烈，我经常看到她身穿红色旗袍，站在店门口招徕顾客的样子。每当我看到她明媚的笑脸，心中就阵阵刺痛，仿佛被尖锐的东西扎了。她离开学校以后，年级主任在神圣的课堂上，用与她的身份完全不相符的下流语言，诬蔑孟喜喜，说她干上了“那一行”。看到她穿着开衩到了大腿的旗袍，化着浓妆，站在店门前，对着客人卖弄风情的样子，我就想起了年级主任的脏话。
让人玩味无穷的文字包含了作者对几种语言的熟练领悟。这里面有中学生的多重语言（男生之间的“流氓”语言，内心的纯情独白）、年级主任声色俱厉的“训导语言”、小镇居民评论市场经济的语言和背后议论人的嘀嘀咕咕。这一切都混而不分地融化到一个少年痛苦的内心和沉默的眼神里。这些不同的声音以及各种声音包含的价值观，普通读者都能心领神会。
在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以后不久，少年的心情发生了变化，想起往事“我只是感到一种淡淡的忧伤”。但是这种减弱的感情一点儿也不缺少复杂性：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见孟喜喜，也很长时间没有想起她了。我确凿地认为她已经干上那行了，尽管她干上了那行也不能说她下贱……
少年“很长时间没有想起她了”，而且“确凿地认为她已经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