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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狱。1979年1月出版的《未定稿》发表了梁长汉的《正确理解对立统一为“合二为一”平反》的文章，从理论上批驳了林彪、“四人帮”的谬误和反动的本质。
毛泽东说过：“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周恩来也说：我们搞工业化，要根据“国家的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这都是正确的。周恩来和陈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发现很多地方的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到处铺摊子、上项目，盲目冒进，超过了实际的可能。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人民日报》于1956年6月2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要反保守主义，也要反急躁情绪》的社论，此文事先请毛泽东看过，毛批示说：我不看了。当时周恩来以为他同意了，就发表了。后来毛说：这是骂我的文章，我为什么要看？在1958年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批评周的“反冒进”，说周离右派只剩五十米了。周不敢辩解，连忙检讨，后来甚至提出辞去总理职务。此后不久在“大跃进”运动中，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作风愈演愈烈，唯意志论猖獗。1979年4月，《未定稿》发表了李敏生的文章《“条件论”是唯物论》，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文章指出，大跃进期间，所谓“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当时被批判的“条件论”、“秋后算账论”其实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新的措施，是否成功有效，都要经过实践检验，也就是秋后算账。
1979年8月《未定稿》发表了张宣三的《试论唯意志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破坏》，文章指出，唯意志论者认为，只要抓精神，抓政治，抓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就可以把生产力促上去。在我国农业生产力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却要求生产关系一次又一次地不断改变，直到有的地方一个县几十万组成一个大公社，统一核算，吃“大锅饭”，搞“穷过渡”，严重地破坏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损失。当时又提出所谓“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纲举目张”，认为只要粮钢两个“纲”元帅一升帐，其他问题（目）就自然而然地顺利解决。于是用行政命令和大兵团作战的军事办法，要上亿农民到处安营扎寨，用土炉子、砖瓦窑、旧碉堡炼铁炼钢。为了要钢铁，就到处砸铁锅、拆门板、毁农具；为了“以粮为纲”，就全面破坏林业和果树，破坏牧场，禁止一切副业生产。文章还指出：五十至七十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科技突飞猛进，而我国却基本上停滞不前，唯意志论是造成这种恶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五
《未定稿》1980年7月发表了李凌的《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试论百家争鸣和民主制度的认识论基础》。文章指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任何人都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了解某事物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局部）的情况，因此任何人都只能是“坐井观天”，不过井口大小和角度不同罢了。要取得全面的或比较全面的认识就必须兼听各方面的意见，通过辩论和比较，才能获得。
《未定稿》于1981年7月发表了黎英的《全面、比较、反复——实事求是取得正确认识的重要方法——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的一点体会》。陈云的这本书，包括他从1956年到1962年的重要文稿共二十三篇。文章指出，经过几十年实践经验证明，如果当时，特别是大跃进那几年，能按照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进行，我们国家本来可以避免许多损失，少走许多弯路。例如，1957年我国钢产量只有五百四十万吨，而1959年，毛泽东等就要求年钢产量达到二千五百万至三千万吨。陈云在1959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上发言指出，钢的年产量只能是一千三百万吨，而且还不是轻而易举的。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错了，不但指标没有达到，而且土法炼出来的不是钢，只是无用的废渣。陈云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经过三个月的深入调查，从工业内部各个环节，如矿石、焦炭、耐火材料、炼铁和轧钢设备以至运输能力、电力等方面算了细账而后得出来的结论。但当时陈云却被批为“老右”、“促退派”。陈云主张“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不是说可以不执行上级的批示，不读马列著作，而是说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怎样做到实事求是呢？陈云鼓励大家说真话，要全面、比较、反复。他说领导干部特别要注意听反面的话。他说：“挨骂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错误，就有人骂，容易纠正……宝成铁路修通了，当时只听到高呼万岁，现在老塌方。”“群众对我们的批评和意见，反映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关于比较，他说：“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通过比较，可以把事情弄得更清楚。
十六
毛泽东1937年出版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在历数了中国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写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5页）在此后的二三十年，这种观点已成为金科玉律。翦伯赞在1951年2月还写文章为上述观点作注释。这种观点也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如刘邦“除秦苛法”，主张“休养生息，与民更始”；李世民以隋亡为戒，“故不敢轻用民力，惟令百姓安静”等等。他们在战后还采取一系列医治战争创伤和发展生产的有力措施，如轻徭薄赋、招抚流亡、奖励农耕等。漆侠还进一步发挥，把这些政策称为“让步政策”（见漆侠等著《秦汉农民战争史》第207页）。
但1965年开始，对“让步政策论”展开了大围剿，说这种“让步政策论”是“为地主辩护的歪理”。“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让步政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支毒箭”。为此，大批历史学家被残酷迫害，翦伯赞被迫害至死，这是一桩残酷的文字狱。《未定稿》1979年3月发表了历史学家戎笙的《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文章全面地论述了这次论争的经过，同时也对毛泽东提出的“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观点提出质疑。文章说，并不是一切农民战争都起到推动生产力的作用。如“坚持斗争二十多年的黄巾起义，如坚持斗争十多年的黄巢起义”，“清代中叶爆发的纵横五省、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等等，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但除个别地区经济略有恢复外，整个说来，社会受到很大的破坏，社会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发展。再者，地主阶级在一定情况下，出于增加自己收入的考虑，也可能自行调整生产关系，如榨取劳役不如收取实物有利，收实物地租不如收货币地租有利，收定额租不如收分成租有利，等等。这些改变，在客观上也会促进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另外，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技术的进步也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所谓“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句话，“仔细推敲起来，有很多地方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未定稿》于1979年7月和同年12月先后发表了王小强写的两篇关于研究中国现当代革命史的文章，即《试论农民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和《农业社会主义批判》。第一篇文章根据大量事实指出，由于旧中国生产力不发达，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深受压迫，富有反抗精神，因而能够接受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成为新式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农民千百年来处于自然经济中与世隔绝的生存环境，“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而他们希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因此，历代的农民革命的政治目的只是改朝换代，拥戴、推举一个“好皇帝”，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要实现“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的民主”（引自列宁《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文）。根据中共八大召开前即1956年9月的统计，中共有84％的成分不是无产阶级，农民成份占了69。1％。这些党员，有一部分经过长期的锻炼和党的教育，接受了无产阶级思想。但也不容否认，有很大一部分党员“或多或少地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他们把革命仅仅理解为“江山易主”、“打天下、坐天下”，以解放人民的“恩人”自居，用封建社会家长专制的方式来管理他们所统治的地区和单位。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的时代，更把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因此，推翻“四人帮”以后的今天，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继续进行民主革命。把政治制度民主化，创造条件使人民得到民主生活的训练，还是今后长远的任务。
王小强的第二篇文章题为《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什么是农业社会主义？新华社1948年《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一文指出：“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