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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是抱有这一类思想的。”列宁也多次著文，指出这种理论是反动的。毛泽东在1948年发表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农业社会主义“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王小强在引证上述权威论述之后，历数这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从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道到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主义乌托邦。这种思想影响极为深远，包括康有为和孙中山在内的思想家，都以为“把财产弄到平均，就是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98、805页）。中国农民由于受到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以具有强烈的反抗思想，反对封建地主阶级，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具有农业社会主义即平均主义思想，以为“共产”就是要“共”地主老财的“产”。毛泽东在1953年曾宣布过“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其中说到要经过十至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才能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但后来的实践快得出奇，1953年全国农户入社的只占全国农户总数的0。2％，但在批判邓子恢的“小脚女人走路”之后，到了1956年底，入社农户就占总数的96。3％。原来“十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划，是依据当时农村生产力的情况，即占农民总数91。2％的贫农、中农平均每户只占有1/2～1头牲畜、1／3～2／3张犁的落后水平而制定的。王国藩三条驴腿的农业社也能增产的事实，只是说明了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简单小型协作的必要性，而科学的社会主义认为，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是需要高度的机械化为基础的。毛泽东也说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有人认为，合作化运动这样迅猛的发展，是广大农民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的结果。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也没有理论根据。无产阶级如果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尚且不能成为自觉的阶级，更何况农民？列宁曾一再指出：“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把农民当作社会主义者来制定我们社会主义的计划，那就是把这种计划建立在沙子上。”（《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7页）。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脱离了毛泽东的初衷，犯了“左”倾的错误，这与其说是农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所使然，倒不如说是一些农民出身或受农民意识影响严重的干部蕴藏的农业社会主义积极性迸发出来、强迫命令农民群众的结果。对于农业社会主义者来说，生产力发展不发展，贫穷与否是无所谓的，只要财富平均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范围越大，当然就越平均，因而就越是社会主义。在合作化高潮之后，又迅速公社化，有的地方一个县若干万人合为一个公社，不但统一核算，而且全部自留地，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等都转为公有；为了办公共食堂，农民个人家庭用的桌椅板凳、刀锅碗筷也被“共”了产……“四人帮”的核心人物张春桥早在1958年就写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说按劳分配原则是“钱能通神”、“钞票挂帅”，是资产阶级不平等的法权，是对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云云（此文1975年又重新发表）。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3月就曾经指出：“在公社所有制方面，前进得远了一点”，“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引起广大农民很大的恐慌。”但在1959年夏天召开的庐山会议，却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农村实际情况的信而惹怒了毛泽东，结果他把反“左”转为反右，造成更大的灾难。
农业社会主义者渴望的是恢复小农经济，即希望用取消私有制、实行平均供给和文化专制等一系列极端措施，一劳永逸地在生产、分配、消费方面，根除两极分化。一句话，就是恢复小生产，而小生产正是官僚主义、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而那些高喊平等、迫令老百姓“穷过渡”的统治者，自己却享受着特权和奢侈豪华的生活。洪秀全宣传他要建立的天国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平均主义乌托邦，但他却规定一整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别尊卑”的森严等级制度，并大兴土木，广置妃嫔，以遂一己之私欲。
十七
很长时期以来，在理论界流行一种观点，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千篇一律的普遍规律吗？《未定稿》于1979年9月发表了著名思想家顾准的一篇文章《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此文根据中外的大量史料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结构能够生长出来或不能生长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的。中国内部不会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顾准对于近代中国停滞的原因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试想：在明、清皇权专制、文字狱盛行的时代，中国能产生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吗？
十八
著名历史学家王春瑜写了一篇后来被广泛传诵和转载的文章《“万岁”考》，在《未定稿》1979年8月发表。人不能活万岁，这是常识，作者从甲骨文中查考，皆无“万岁”或“万寿无疆”的记载。《诗经》中有过“天子万寿”的字句，也不过是人们对天“万寿”的祝福。但更广泛的意义则是人们在村社的公堂中，举行庆祝仪式后发出兴高采烈的欢呼，或者是对宾客的祝福。在《史记》、《汉书》等记载中，“万岁”常解作“死亡”，如刘邦定都关中后，曾说：“吾虽定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这是说刘邦自谓死后魂魄犹眷恋故乡（沛）。又一意思为表示欢呼，与俄语之“乌拉”颇相近。如《战国策·齐策》记载：冯谖至薛后，“使吏招民当偿者，悉来合卷。……因烧其卷，民称万岁”。许多史例都足以证明，从战国到汉初，人们虽常呼“万岁”，却并非专对帝王而呼，而是但有开心事即作此欢呼。至汉武帝时，将“万岁”定于皇帝一人。如《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这是说神灵向武帝三次高呼“万岁”，旁边的吏卒都听到了。以后，武帝又多次被神灵、石头喊皇帝“万岁”。其实，这些都是被武帝捏造出来的神话。此后“万岁”一词也就只配皇帝一人独享，如他人用之，就是“僭越”，该当死罪。后来的皇帝又封自己的生日为“万寿节”。武则天多次改元，在公元696年一年中，年号迭改，一曰“万岁通天”，一曰“万岁登封”。秽名昭著的慈禧太后死了，还有马屁精上奏建议在她一长串尊号后加上“万寿无疆”四字。明太监魏忠贤，在全国遍建生祠，要人称他为“九千岁”，也算是准“万岁”了。正如鲁迅所说：“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而实际上，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魏忠贤，借用鲁迅的话说：“还不如一个屁臭得长久！”
十九
在1979年10月，《未定稿》还发表了王春瑜的《略论八旗子弟》，用大量史实说明“八旗”的来历、性质和制度。初期的八旗子弟自幼苦练骑射，剽悍善战，在统一女真各部族以及使蒙族臣服，特别是在推翻明王朝，与汉族地主阶级争夺天下的战斗中，都充分显出八旗子弟是生气勃勃的，无愧于健儿的称号。但随着满族定鼎中原，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清王朝的巩固，八旗子弟也日渐萎靡、腐败。这些八旗子弟逐渐疏于训练，平常酗酒、狂嫖、滥赌、斗鸡，银钱花光了，就当盔甲器械，甚至设局敲诈勒索，抽鸦片，提笼玩鸟，战斗力一落千丈，遇敌打败仗，却蹂躏老百姓。鸦片战争时，清廷曾命八旗子弟奕山为靖逆将军，赴广东；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江。史载：奕山“乃市井无赖，（奕）经又富贵膏粱，均不知兵为何物，于是山至广东，大收贿赂，且翠玉甚伙，故有‘翡翠将军’之号；经则以酒色为事，妓不离营，故有‘琵琶将军’之称，言其抱肉琵琶也”。如此荒淫无耻，说明八旗子弟已成为社会寄生虫。遇到船坚炮利的洋人，焉能不打败仗！
从康熙起诸帝虽都曾下谕旨，要八旗子弟兵勤操练和禁止各种陋习，但因体制未改，这些谕旨都只成一纸空文，无济于事，腐败日甚。八旗子弟的封建世袭和特权制度，是其腐败的根源。按清朝规定，八旗中有功之臣，尤其是宗室，均世袭其职，又分为十二级，不少八旗子弟几乎一出娘胎就有了官衔，到乾隆五十一年，世袭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凡阵亡人员，“子孙都可永承恩泽”。在政治上他们享有特权，可以从普通士兵很快爬到将军、大臣的高位。更蓄奴成风，对奴婢恣意虐待，致使婢仆往往饮恨自尽，仅康熙初年，每岁报部自尽者，即不下两千人。他们犯了法，有免刑、宽刑等特权。在经济上，清兵入关后，八旗即圈占近京畿房地，作为旗产，又发给口粮，子女七岁以上即食全俸。有些旗兵，已是满头白发，老朽昏庸，也照拿薪饷。他们大肆挥霍，拖欠债务，康熙、雍正诸帝都曾多次从国库中拨数百万两银子为他们偿债，他们照旧挥霍，到手辄尽。在文化上，也给予优待，科举优先录取，迅速委以重任。
但八旗子弟的特权越多，只能使他们的腐败的速度越快。君权正是他们最大的保护神。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御史罗家彦上疏，为解决旗民生计，建议“八旗老幼男妇，皆以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