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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立即发出进攻南京 的命令，方面军以目前的兵力总能设法攻占南京。倘若贻误时机放松追击，则将给敌人以喘 息的机会，那样一来攻击南京就困难了……新锐的第十军目前正在抑制着势如破竹的进攻。”12月1日，大本营终于下达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协同海军攻占敌国首都南京”的命令。
依武藤章的如意算盘，控制了经济中心上海，再攻占政治中枢南京，就能给中国 人以致命一击，那么，结束战争的时间也就不远了。即使不能结束战争，丢了首都的蒋介石 政权以后也不过是个地方政权而已。“大日本帝国”功业可成，而这其中也有自己积极参战 的“功勋”了！武藤章一面为即将到手的“胜利”而激动不已，一面协助方面军司令官松井 石根指挥日军攻占南京城。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争先向南京进发，最终于12月13日，经过10 余天的激战后，攻陷了南京城。
日本侵略军认为“皇军在外国首都入城乃有史以来盛事”，要“使中国军民敬仰 皇军之威武而归之”，于是组织盛大的所谓“入城式”，武藤章亦是“入城式”的积极倡导 者和参与者。12月17日，华中方面军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举行庆祝占领南京的“入城式”。武藤章耀武扬威地随方面军司令松井、冢田于正午先乘汽车抵达中山门外。13时30分， 武藤章随两军司令官一道，骑着高头大马，踏着斑斑血迹入城，自中山门至中国国民政府官 邸，检阅列队道路两旁的日军部队，看着经过战火的士兵列队两旁，武藤章心里竟有些飘飘 然——“就是要领导这支队伍征服支那、孝忠天皇、建立军人的‘功勋’啊”！除了“入城式”炫耀皇军的“军威”外，武藤章也力主对中国实行“膺惩”，因 而放纵士兵施行“屠城”震慑中国军民，迫使其放弃反抗。这些入城部队，在指挥官放纵之 下，或“不留俘虏”或“解除军纪三天”，在古都南京烧、杀、奸、淫、劫、掠，无恶不做 ，进行了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2月18日，武藤章与松井、冢田等占领南京的前线指挥官参加方面军为战场毙命 的日本官兵举行的“战死者慰灵祭”活动。12月13日至1月21日，是“南京大屠杀”的最高 潮时期，日本兽军的杀人、放火、抢掠、强奸的暴行大规模地进行。这一时期也是武藤等主 要指挥官逗留南京之际。在短短的6个星期中，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共屠杀南京未及撤退但 已解除武器装备的中国军人与普通市民30多万人，强奸中国妇女同胞两万多人。武藤章作为 主要指挥官之一，当然非常清楚日军的种种暴行，但他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制止这些罪行， 反而为了达到“膺惩”之目的，刻意纵容部下施暴。所以，他对“南京大屠杀”负有不可推 卸的重大责任，是“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
侵华幕后“谋略家”武藤章（4）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继续向杭州进攻。12月24日，杭州沦陷。这样，包括南 京在内的长江下游三角地区完全落入日寇手中，但是武藤章所计划的“速战决胜”却没有得 逞。随着日本侵略军在中华大地上的肆虐，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日军逐渐陷入“持久 战”的泥潭之中。进入1938年，大本营对在华日军重新进行了布署。7月上旬，武藤章转任华北方 面军副参谋长，时任方面军司令官的是大将寺内寿一，而参谋长则是中将山下奉文。华北方 面军是日寇侵入并控制华北的重要军事力量，所属军队部署范围相当大，包括：第一军控制 山西省，司令部驻于太原；第十二军控制着山东省，司令部驻于济南；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则 直接控制河北省。为了加大对华北及其外围地区的控制，日军大本营从察哈尔到内蒙古另外 配置了蒙疆军，虽然该部仅有作战指挥权，军政与华北方面军分开，直接接受东京的指挥， 但实际上增强了华北方面军的侧翼力量，使其更加有恃无恐。
1938年，华北方面军的作战重点开始转向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游击 活动，进行的所谓的“治安”战。武藤章当上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后，参与指挥了当 年秋季对晋察冀边区的围攻作战，以及冬季至第二年春季对冀中地区的五次围攻作战等。武 藤章热衷于“治安”作战，并非是他不想“速决取胜”了，而是遭遇中国人民的反抗，尤其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敌后广泛建立的抗日根据地的抵抗，华北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 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不得不先图巩固已占地区。
华北地区表面上虽然早已被日军所侵占，但实际上，日本军队仅能占领和盘踞在 铁道和主要公路沿线，实行所谓的“点线控制”，广大的纵深地带是八路军的抗日革命根据 地的天下，日军据点经常遭到八路军及民兵武装力量的机动灵活的突袭。八路军在山西省的 山岳地带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并在平汉线和津浦线之间丘陵地区、山东省的山地以及冀东地 区不断扩大抗日力量，进行游击战，把日本侵略军打得焦头烂额，苦不堪言。
面对这样一种狼狈处境，武藤章拼命鼓吹进行针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并且建议将“扫荡”主要集中于山西地区，从而开始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 和烧、杀、抢、掠。
1938年10月，武藤章凭其侵略“功勋”被晋升为少将。
1939年初夏，日军在华北多次“扫荡”，但收效甚微，仍不能完全控制华北地区 。日军指挥部据情报分析认为，天津租界是抗日分子的重要根据地和军需供应来源，要“强 化华北治安”，必须先控制天津租界。当时天津有英、法、意和日本4国租界，其中主要是 英、法租界，按照租界条例，受日军控制的政权力量或日寇自己的军事力量都无权干涉其他 租界内部事务。虽然英、法对日寇侵华采取绥靖态度，但本身也不希望日本独占中国，因 而暗中支持和保护中国抗日力量，这使日寇怒不可遏。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和驻天津负责维持 治安的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再三与英、法租界当局交涉无果。1939年6月，日 军为了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干脆封锁了英、法租界。
日、英两国于7月上旬在东京举行日英谈判，以解决封锁租界的问题，武藤章以 驻军代表身份参加了谈判。英国想息事宁人，而接受了日方条件，双方缔结了《有田？克琪 协定》。
同年9月，参谋长山下奉文被任命为第四师团师团长调往满洲，不久，武藤章也 于10月离开华北，转任陆军省军务局长。
自1937年11月赴华至1939年10月回国，武藤章在中国战场整整忙碌了两年，然而 事实上却“一无建树”，他猖狂叫嚣的“一击论”、“速胜论”被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所彻 底打破。武藤章直到这时才意识到要“重新认识中国人”，而不得不感叹“我在华中、华北 两年间见到的中国人，全部带有同样的抗日、排日色彩，确实值得惊奇，这种抗日思想是全 民族的”。
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认识到这场侵略战争的卑劣，也不是出自忏悔之心而发现 这种“全民族的”反抗精神，反而更加强调这是“中国的收回国权，收复失地的民族运动和 日本的大陆发展政策的冲突”，“实际上应该看作大和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抗争”。对于 日本的失败，他则是愤怒地哀叹“深切感到日本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是多么贫乏无力”。他对 这场战争毫无悔过之心，由此便可见一斑。
武藤章回国担任陆军省军务局长之后，正是日本法西斯势力不断推动侵略战车， 扩大战争范围的时期，他积极参与了对华、对苏、对美英等国侵略作战的策划活动。
1940年7月20日，近卫文再次组阁，内阁中陆相由力主“南进”侵略的东条英机 中将就任。当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进展不大，因而大本营期望中日战争能尽早解决 ，以腾出手来对付美、英，于是采取了诱降国民政府的策略。在南京成立了“汪精卫政权” ，但情势尚不能使大本营满意。英、美继续坚持援助重庆的立场，从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运 输武器物资，支持重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大本营内部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军部强烈要求日本实施“南进” 计划，占领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1940年7月，日军出兵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迈出 了“南进”计划的第一步，这显然严重威胁了英、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既有殖民利益。英 、美两国采取冻结国内的日本资产，对日进行石油等战略物资的禁运作为对日本的制裁。从 1941年春起，日、美双方开始了缓和两国关系的艰难的和平谈判，但双方无法达成妥协，矛 盾反而日益激化。陆相东条英机干脆主张停止对美谈判，直接使用武力解决问题，黩武好战 的武藤章自然十分赞同东条英机的对美态度。
侵华幕后“谋略家”武藤章（5）
就在对美是战是和、局势微妙的情况之下，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对苏联 发动闪电突袭，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的苏德对抗爆发，武藤章将此视为发动对苏进攻 的绝好时机。在参谋本部和大本营陆海军部多次聚会研究对苏作战问题中，武藤章是主要参 加者之一，他开始不遗余力地鼓吹进攻苏联。
1941年6月27日晚，武藤章在一次会议上提议，将大本营所拟方案中的“秘密做 好对苏作战准备”，改为“在决心行使武力的情况下开始秘密准备”，但当时未获大多数人 支持而没有被通过。不过，武藤章并没有就此罢手。7月，他指使关东军进行所谓的“关东 军特别大演习”，调动部队和物资加紧对苏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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