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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机构。至此，存在24年的共产国际正式解散。
从共产国际解散的经过可以看出：此事自始至终是在斯大林的指导和批准下进行的，它贯穿了斯大林的政治判断和政治意图。从1941年4月开始酝酿，到1943年6月正式解散，斯大林曾两次提议解散共产国际，这大约有着战略和策略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斯大林认识到：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实际需要。共产国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西欧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为捍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推动世界革命而建立的，其战略总任务是“加速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经过二十多年后，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指导各国革命几经挫折后，共产国际的领导体制的缺陷已经充分暴露，这不可能不引起作为共产国际实际领导人的斯大林的深刻思考。正因如此，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突出地强调了两点，一是，针对法西斯势力十分猖獗的形势，制定了建立反对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二是，提出要改变共产国际的领导方式，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的同时，要在决定任何问题时，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而且一般说来，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的内部组织的事务。共产国际的任务和职责的变化，说明共产国际的职能已经与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大不相同。共产国际七大的这两大决策，是与斯大林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
同时，这种领导方式的改变，是否可以看作是斯大林在潜意识中对共产国际历史价值认识的一个变化呢？共产国际这种领导方式的变化，其结果必然是削弱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实际是削弱斯大林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换个角度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的战略考虑中，共产国际所具有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作用是逐渐下降的，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苏联应对国际形势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了。
第二，在时机选择上，1940年冬至1941年春，苏德关系明显恶化，斯大林不能不做应对战争的准备。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为避免形成德国和其盟国日本东西夹击的局面，苏联与日本在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也是为此目的的一个措施。联系此后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领导人日丹诺夫、扎哈罗维奇等讨论关于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时的谈话，斯大林分化德国与日本的关系的目的是比较明确的：通过解散共产国际，“所有反共产国际的公约将一下子失去基础”，从而可减少日本与德国形成东西两面夹击苏联的可能性。当然，此举也有影响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党和苏联的看法的用意，通过这一步骤，“资产阶级将失去他们所说的共产党人服从于某一外国中心，也就是说他们是懪淹綊这样一张最重要的王牌。”
到了1943年，苏联在外交关系方面仍需要大的突破。一是，虽然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重大胜利，但战争的形势仍很严峻，需要盟国的大力援助；二是，拟议中的第二条战线迟迟不得开辟，苏联独立承担着抗击德国法西斯的重担。从减轻苏联的战争压力，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击溃希特勒”的期望出发，亟需推动美英开辟第二条战线。因此需要与英美等国修好。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领导共产国际在世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是恐惧和担心的。斯大林出此举措，应是消除英美疑虑，改善与英美关系的一大努力。这也是他急于公布共产国际解散文件，共产国际在一个月间匆忙解散的主要原因。
背景材料二：国际情报组织与中共情报组织的合作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情报工作也就同国际情报界有了联系。
中共是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一员，中共与共产国际本来也有情报交换关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国际已经不满足于由中共提交中国战场情报，而是要在中国各地建立直属自己的情报网。
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培训一些中国籍的情报人员，在远东战场收集日本情报。正好，西路军到达新疆的残部，正在进行现代军事技术的培训，中共就答应从中挑选人才。陈云和邓发从这四百多人中挑选12人，送到苏联培训。后来，这些人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各地的沦陷区，秘密从事情报工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诸多贡献。尽管这些中共党员奉命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不与中共组织发生横向关系，但是，出于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主动与中共情报部门联络，为祖国提供抗日情报。
兰州还有一个“联共情报组”。
为了争取苏联援华抗日，国民党政府允许苏联在中国一些城市建立外交、军事代表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孙平）是苏军情报人员，要求中共协助成立“联共情报组”。双方商定，由苏方提供经费、电台，中方选择人员，组长由俞鸣九（肖项平）担任。俞鸣九在兰州市区的益民路（现庆阳路）开设一家“皋记商行”，自任经理，由地下党员秦玉麟任副经理，情报组成员有罗静宜（女）、杜汉三、卢席珍、李勇文、王宏章、冉莘、陈本身、刘兴兰（女）等人。情报组需要能够打入国民党部队的人。伍修权与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商议，推荐了邓宝珊部队的一个连长王新潮。
王新潮思想进步，积极抗日，曾经带兵强迫定西县长释放关押的西路军战士，此时正要求到延安学习。伍修权先把王新潮派到西安，进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军官班受训半年，这样，王新潮就算进入国民党军队的嫡系“黄埔军校”。而后，通过关系担任邓宝珊部队的新一军留守参谋。1939年9月，王新潮被吸收加入联共（苏联共产党），正式成为“联共情报组”成员，负责领导代号“烈士”的秘密电台，直接与莫斯科通报。
王新潮在邓宝珊部队人头很熟，到处交朋友，拉关系，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军事部署、河西国防工事计划、西北五省军事详图、西安城南军事地图，国民党陆军师以上部队编制表、团以上部队驻地表，国民党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警务处三大特务系统在兰州的分支机构及其活动，都被王新潮搞到。这些情报或是由王新潮交给八办再转给苏方，或是由王新潮的电台发给莫斯科再转给中共。
王新潮继俞鸣九之后担任“联共情报组”组长，一直坚持到第三次国内战争胜利。中方与苏方协商，将兰州“联共情报组”的中方人员移交给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王新潮也成为边保一科科员。后来担任兰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
延安城边的小砬沟，靠近中央警卫团驻地的地方，有一个“农村工作部”的机构。这个部的部长叫吴德峰，副部长是帅孟奇。她由任弼时直接领导。农村工作部不是农业机构，而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情报组织联系的机构。延安也有苏军情报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驻地枣园，对外用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的名义。
创建“联共情报组”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孙平，俄文名字叫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被调到延安，担任苏军情报组组长。他是1942年5月来延安的，身份是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部情报员。当时在延安还有一个以伊万诺夫上校为首的苏军情报组，后来为了加强合作，苏联又派来了以基斯林科中将为首的各兵种混合情报组来延安。在苏军情报组离开后，孙平就留下来继续与中共合作。
孙平为人灵活，重视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共合作得比以前好些。苏方向来不大相信中共的情报质量，总是要求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中情部尽管不大情愿，也有义务协助。1941年3月，苏军情报组在枣园后面的一个小山沟里，开设情报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中共党员被苏方人员告知：“组织决定你做苏联特务！”苏联专家尽管中国话说得流利，用词却不大讲究。那时“特务”是个贬义词，大多用于批评国民党，中国人哪有自称特务的？
苏联情报训练班的课程是联共党史、情报学、收发报技术、绘图、照相，全由外籍教员授课。三个月之后毕业，全体学员被派往东北搜集日军情报。
从延安到东北，要经过山西、河北，路途有国统区，有敌占区，不得不分散行动。
期间，经毛泽东同意，孙平开始同中共中央社会部联系，由社会部提供情报。此外还同八路军总部及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作战部长李涛联系，同新华社长博古、西北局的高岗等中共各部委负责人联系，获得了不少的信息。
有资料显示，中央社会部一度想派人到东北和国际领导的情报组织取得联系。1938年，组织上准备派姚伦到东北工作。姚伦是东北人，1935年入党，1938年任山西临县县委书记，正在延安马列学院读书时，被调来当“苏联特务”。姚伦的目的地是大连，可是在雁北就卡住了。后来雁北军分区有个关系人，是从大同煤矿逃回来的工人曹兰池，了解敌占区情况，答应护送他们到大连。
这个曹兰池沿途吃喝玩乐，不像个工人，后来还拉拢同行的邢相生逃跑到敌占区找工作。姚伦同当地地委书记商议，决定将其逮捕。突击审讯，曹兰池承认是日军派来的奸细，而且与军分区的侦察科长、民运科长有联系。此案继续侦破，牵连到内部十几个人。姚伦等人因此错过去东北的时间，也就返回延安了。
共产国际、苏共、苏军，都曾努力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一批中共党员因此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