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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承认自己是一九五五年在莫斯科搞同性恋时上钩的。他被判了十八年徒刑。
正当我们在伦敦和华盛顿整理这些新叛逃者的情报时，我却遇到了个人危机。
朗斯代尔一案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又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整个技术资金问题的重视。
虽然一九五八年我和摩根在原子武器研究集团设计了一个项目，而且取得了突破性
的进展，然而在其他方面却没有什么改进。我们曾试图从国防预算中拨出部分资金
满足情报部门特别是电子技术部门，但却失败了。我们正在迅速迈进一个利用卫星
和计算机收集情报的新时代。自从发射工程委员会分成“小集团”和“反小集团”
以后，他们就更需要规模更为宏大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发展他们的行动了。现在大
家终于明白了我多年以来提倡全面对旧体制进行改革的意义了，这个倡议我早在一
九五八年就提出来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各自都需要有自己的研究班子、财政预
算和科技人员。朗斯代尔案破获以后不久，我受两个处的委托又去找威廉·库克爵
士，请他仔细审查我们的要求。我们用了好几天时间在一起参观了目前为我们服务
的几个国防研究所。后来库克起草了一份详细报告，这是战后英国情报史上一份最
重要的文件。
库克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应当迅速扩大汉斯罗普通讯中心，使之成为军情五处
和六处服务的研究机构，重点放在“小集团”和“反小集团”所需要的先进的电子
技术方面。大战时，这个通讯中心是无线电安全局的总部，后来又成了军情六处与
海外间谍网保持联系的通讯中心。库克建议，汉斯罗普中心应当从皇家海军科学局
招收新的工作人员。对我来说，这是一项最为重要的改革。自从我参加军情五处以
后，我就一直在游说，希望能够消除情报部门技术单位同其他文职机构的科学单位
之间人为造成的隔阂。这种隔阂是非常有害的；它使情报部门得不到首屈一指的科
学家，从个人角度来说，为了为军情五处工作，我得放弃海军部近二十年的退休金，
才能接受军情五处的委任。在库克撰写报告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强调过这一点，
他认为我的论点是正确的。由于库克的报告，五十名科学家在不影响退休金的前提
下调进了汉斯罗普通讯中心，而且如果他们愿意，以后还可以调回原单位。我是第
一个调入情报部门的科学家，因而享受不到这一新规定的待遇。但当时我并不为这
些事情担心。我相信军情五处有朝一日会给我一些补偿，他们曾经向我保证过。但
不幸的是，我太轻信他们了。
库克的另一项建议是军情五处和六处应当建立一个联合总部。他们分开工作，
但应由一位首席科学家统一规划和监督双方的新的研究计划及其发展情况。这是一
个大胆的建议。我得承认这个职位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不过说真的，我实际上
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一九五五年以来的许多技术现代化基本上是由我主持发
起的，而且我还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为两个局争取更多的财政预算和物资。但我却
没能如愿以偿。维克托·罗思柴尔德极力推荐我，但狄克·怀特对他说，他从军情
五处调到军情六处已经引起了军情六处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至今尚未平息，不能
再劝军情六处的高级技术人员接受军情五处派来的人领导。最后科尔莫尔委员会开
了个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议在讨论库克的结论时，皇家海军科学局局长赫克托
·威利斯立即表示愿意辞去原来在海军的职务来担任新成立的科学理事会会长。霍
利斯和怀特知道威利斯的辞职很快会在官僚中产生影响，因而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
的辞职。我被任命为副会长。同时军情六处的同行约翰·霍克斯也被任命为副会长。
霍克斯作为军情六处在汉斯罗普通讯中心的代表负责研制罗克斯密码机。
威利斯和我很熟。他是北方农村人，和蔼可亲，他的个子矮小，白头发，黑眉
毛。他一向爱黑白点相间的灰色呢西服和硬领衬衫，显得文质彬彬。大战时，我曾
在他手下搞过电缆工程和反潜艇斗争。他的数学比我高明，而且具有第一流的技术
头脑。现在我们都是工程师，但在管理新理事会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
在情报工作中，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作用就是出主意并搞试验，这些试验也许会出成
果也许不会出成果。一九五五年以来我所获得的成绩就是通过试验和灵感取得的。
我希望新理事会将成为能源站，解决发射工程委员会交给我们关键的科学问题，并
付诸实施，扩大其成果。而威利斯则要把情报方面的科研工作同国防部合并。他想
把理事会变成一个附属机构，即一个庞大而没有生气的军火承包工业的分支，根据
用户的要求制造产品。我试图向威利斯解释，情报工作与军火承包不同，情报工作
不是和平时期的工作。情报工作是一场持久战，它的目标是变化无常的。因此在几
十年前就制定计划是没有用的，等你刚开始按计划进行工作，可能计划就已经泄漏
了，这同海军部计划把一艘舰艇投入使用不是一回事。譬如说柏林隧道行动吧，为
了这项宏伟的工程，我们不惜花费了千百万美元，结果发现苏联人从一开始就知道
了我们的计划，这是由计划委员会的秘书乔治·布莱克泄露的。我赞同威利斯的主
张，我们应当研制一批简单的设备，诸如话筒、放大器等，这些项目有一定的生命
力，我反对研制尖端的仪器设备，那些东西通常是由各种委员会发起、设计和研制
的，等它们被研制出来时也许早就过时了，或者早就被苏联人知道了，或许由于局
势发生了变化，因而失去了本身的使用价值。
威利斯从不理解我的奋斗目标。我觉得他缺乏想像力，当然他没有我那种对科
学情报工作发展前途的无限热情。他要我定下心来，改变一下现在的生活方式，穿
上白大褂来监督合同的实施。我被迫离开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到白金汉门的科学理
事会总部。一九六一年是充满了兴奋和成功的一年。时间如飞，转眼就到了一九六
二年下半年，这是我一生事业中最不愉快的一个时期。七年来我在军情五处多多少
少享受一些自由，我总是很活跃，而且不断参加当时的各种行动。这次调动后，我
好像从战壕里被人换下来到了英国国民军的休养地一样，我一搬到新办公室以后，
就发现那里不能施展我的本领。我很清楚，一旦离开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就会在没
有一点生气的幽闭恐惧的环境中默默无闻地了结自己的一生。我决定离开理事会，
如果上级同意，我就到军情五处下面的另一个单位去工作。如果上级不同意，我就
到政府通讯总部去，我以前曾对通讯总部的工作有过一些了解。
这时，阿瑟对我非常照顾。他知道我在白金汉门那里很不自由，于是便找了各
种借口要我参加正在进行的有关戈利金案件的工作。一九六二年春季，阿瑟对华盛
顿作了为期很长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他就戈利金的事向美国作了大量的汇报。阿
瑟回国时又带了一百五十三集值得进一步调查的材料。有些材料无关紧要。例如戈
利金揭发当时有位著名的音乐明星由于能接近英国上层社会的官员而被苏联人看中，
招募为间谍。其他一些情况虽然也是事实，但我们已经作出了圆满的解释。例如，
戈利金交代说有位从男爵，由于在出租汽车后座搞同性恋性行为时，被克格勃拍了
照片，以后克格勃以此来对他进行讹诈。我们找到了这位从男爵，向他询问当时的
情况。他承认确有其事，但并没有向克格勃的讹诈让步。对此我们感到满意。虽然
戈利金交代的大部分材料非常诱人，但却不具体。有时他的交代看上去是真的，但
一经仔细分析，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另一个问题是戈利金喜欢向别人零星出售情报，
他把这项工作当作生活的来源。因此，和他打交道的人都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
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也不知道这位叛逃者究竟还有多少情报可以提供。
戈利金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离奇、非常难以捉摸的情报。于是我被叫去帮忙。
这就是索科洛夫·格兰特案件。这个案件在许多方面的疑难点都是很典型的。例如
我们在处理他所交代的情报时经常遇到的那种情况。戈利金告诉我们，在萨福克郡
的某个飞机场附近有个苏联间谍，这个机场是个最新式导弹的基地。他肯定这是个
备用间谍，专门被用来在国际危机时搞阴谋活动的。我们同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了联
系，认为戈利金所说的那个飞机场很可能就是贝里圣埃德蒙兹附近的斯特雷兹沙尔
机场。然后我们又查看了斯特雷兹沙尔附近的选民册，想从中找出一些有用的情报。
几天以后，我们发现了一个苏联名字索科洛夫·格兰特。我们与军情五处档案室的
档案进行了对照，发现那里有他的档案。格卜特是苏联难民，五年前进入英国，他
娶了一个英国姑娘，并在机场附近租了一块地，以种田为生。
这件案子交给查尔斯·埃尔韦尔去调查。埃尔韦尔检查了格兰特的来往信件，
窃听了他的电话，并向地方警察进行了询问，然而却一无所获。我奉命去搜查他的
住宅，看看是否能找到技术上的证据以便给他定罪。趁他和他的妻子去北方度假的
时候，我和约翰·斯托勒一起开车直奔贝里圣埃德蒙兹。斯托勒个头矮小，头发灰
白，面带微笑。他原是通讯总部M 处“反小集团”的工作人员，曾经对“筏夫”飞
行行动作过安排，并参加过分析“筏夫”讯号的工作。索科洛夫·格兰特住在一幢
漂亮的安妮女王式的红砖农舍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