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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所不能，这些都可以说明他的理想是做个汉朝的臣子，并无不臣之心。也许他对王允对他说：“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的嘱咐还没有忘怀。因此我说他比“郡郡作帝，县县自王”、“自还相攻，莫肯念国”之流的诸侯们好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吕布至少可算得是个大汉朝的“忠臣”。
从这些来看吕布，可以说吕布此人能文，且行文豪气不除，文字也可一观，他给袁术和萧建书（吕布另几封书信文多不载，附录于后）中看，喜笑言谈间自有其豪气在，而且对大局和人物亦有自己比较有见地的看法，这样的人，不为谓之无知；覆荫刘备和对袁涣事自可说明其有容人之量；他亦有其得人心处，是以高顺、陈宫慨然为之赴死，左右临危而不忍取其首诣曹操；临阵身先士卒，勇猛过人，勇名闻于天下，因此时人才有语曰：人中有吕布。
只可惜他有两大致命的性格上的弱点，一个是他手下大将高顺说的：“将军举动，不肯详思”，举动随意性太强；二就是没有主见且不善断。
郭嘉说袁绍好谋寡断，而吕布既不好谋又不善断，他虽然知道高顺的忠言而不能用，陈宫有善谋而尚自犹豫当从不当从，作为一个诸侯没有这样的政治素质，反而更象个江湖豪士，不败亡就是天数了。因而诚如高顺所言：“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辄喜言误，误不可数也”，又陈宫被俘后对曹操说：“但坐此人不从宫言，以至于此。若其见从，亦未必为禽也”，这二人的确说出了导致吕布败亡的致命伤。
惜乎，纵观吕布，当是能文善武，颇得人心，亦有容人之雅量及见地，又无割地称王的野心之人，而他最后的覆灭的悲剧，实在是源自于他自身弱点的一个性格悲剧，颇可为之一叹。又其一生行无大恶，譬如屠城坑卒，亲信小人，屈杀贤良，目无君上等等常见于历史奸邪人物的罪名一个没有，甚至可以说连大过都没有，真要指责也许只可以指责他和董卓婢女私通这个事，其他诸如攻城略地之所为，是战争时期的必然产物，没有屠城坑卒，也不能指责为恶行。
最主要的一点，《三国演义》上借张飞之口说他是反复小人，“三姓家奴”，只不过真要是说起反复小人，恐怕他绝无资格与大耳公刘备先生比肩的。
大耳公刘备先生先是在公孙瓒手下，因为陶谦给了他四千兵他就弃公孙投陶谦，然后占了徐州，后来又投靠了吕布，再接着是反攻吕布转投曹操，而后又反攻曹操转投袁绍，再去投刘表，最后一次是他刚刚对孙权说完你如果攻刘璋我就披发入山，一转身就用刘璋给他的兵马围攻成都，搞得刘璋最后要在孙权的保护下才能安度余生。要这么算下来，刘备至少是“七姓家奴”，吕布连他的一半都及不上。因此如果比起刘备来，吕布的所做所为简直是小儿科，根本就连和刘备评比谁更“反复”的资格都没有，可是现在却因为一部《三国演义》，平白背上了一个“三姓家奴”的千古骂名，成为反复小人的代名词，小说家的刀笔不可谓不利。
（1）（13）见《三国志》《吕布传》
（2）见《三国志》《吕布传》、《董卓传》
（3）见《三国志》《董卓传》
（4）（5）见《后汉书》《蔡邕传》
（6）（7）（8）（9）（10）（15）见《三国志》《吕布传》及裴注
（11）见《三国志》《先主传》
（12）（14）见《资治通鉴》
附录
《与韩暹、杨奉书》：二将军拔大驾来东，有元功於国，当书勋竹帛，万世不朽。今袁术造逆，当共诛讨，奈何与贼臣还共伐布？布有杀董卓之功，与二将军俱为功臣，可因今共击破术，建功於天下，此时不可失也。
《与袁术书》：足下恃军强盛，常言猛将武士，欲相吞灭，每抑止之耳！布虽无勇，虎步淮南，一时之间，足下鼠窜寿春，无出头者。猛将武士，为悉何在？足下喜为大言以诬天下，天下之人安可尽诬？古者兵交，使在其间，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远，可复相闻。
上篇 三国夜话七 杨修之死的原由探考（1）
杨修，字德祖，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出生于公元一七五年，死于公元二一九年，卒时方四十四岁。杨氏家世为汉名门，祖先杨喜，汉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杨震、曾祖杨秉、祖杨赐、父杨彪四世历任司空、司徒、太尉三公之位，与东汉末年的袁氏世家并驾齐驱，声名显赫。《后汉书》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而杨氏一门家学亦颇渊源，《后汉书》记载杨震父宝，“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而杨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震子杨秉“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桓帝即位，以明《尚书》征入劝讲……”，秉子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建宁初，灵帝当受学，诏太傅、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举赐，乃侍讲于华光殿中……”，赐子杨彪“……少传家学。……熹平中，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是以杨氏一门，于东汉末年中的才学声名，几与孔氏世家并驾，而官爵显赫犹有过之。
杨修因为家学渊源而人又聪慧，所以当时颇有令名。（注：时常见有人将《世说新语》中“杨修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杨修时为君平设。有果杨梅，君平以示修：此实君家果。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一则中的杨修误为此杨修，实则非也，《启颜录》之记载明言此杨修为“晋杨修”，而孔君平也是晋人，事颇明，是以两个杨修非是一人），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又任丞相府主簿。《三国志》云“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后来于建安二十四年秋被曹操处死（杨修墓现在华山脚下的河湾村附近，今仅存墓碑一通，立于村西南魏长城遗址上），杨修死后约三个月曹操亦亡故。
《三国演义》小说中写杨修死是因为“恃才放旷”，又遭曹操忌才，所以在征汉中的时候为曹操借口“鸡肋”一事被杀。其实历史上的杨修并没有死于汉中，而且杨修的死更多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并不是仅仅因为他所拥有的才华。
首先，我们来说说杨修死于何处以及曹操有没有在汉中因为“鸡肋”一事而杀他的问题。所谓“鸡肋”一事的确有，事见于《三国志》和《后汉书》《杨震传》中的杨彪、杨修附录，意同而言词稍异，《后汉书》中的全文如下：“修字德祖，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曹莫能晓，修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外白稍严，操于此回师。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修又尝出行，筹操有问外事，乃逆为答记，敕守舍儿：‘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状，于此忌修。且以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修所著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文中并没有说曹操因为“鸡肋”一事而杀杨修，尤其是后面有“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一句，说明这件事只是举个例而已 ，说杨修的死，也只说“因事杀之”，则这个事可以很多“事”，不见得就是“鸡肋”一事。
按《三国志》《曹植传》中裴注云：“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则明确地说杨修是死于建安二十四年秋。再查《三国志》《武帝纪》得知曹操于建安二十四年的活动如下：“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夏侯渊与刘备战於阳平，为备所杀。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遂至阳平。备因险拒守。夏五月，引军还长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国锺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王军摩陂。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权击斩羽，传其首。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按此处记载，曹操在三月进军汉中，“夏五月”已经回长安，八、九月间自洛阳南下救曹仁，军至摩陂时关羽已破，于是在冬十月回军洛阳，此后未再复至汉中。杨修既然是死于二十四年秋，而他死后百余日曹操才亡故，按曹操死于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因此杨修应该大约死于曹操救曹仁的建安二十四年九月中到十月间，至迟不会超过“冬十月”之后，所以杨修不当是为坐“鸡肋”一事而死于汉中。又因为在杨修死后，曹操曾经给杨彪写过一封信表示哀悼：“操自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我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谨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杖一枝，青毡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青牛孛牛二头，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