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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一度迫使皇太极去了帝号，对此皇太极耿耿于怀。皇太极于天聪四年发的一道谕文中说：“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由此可以看见，即使清去了帝号自称大明的藩属，崇祯也是不承认的。因为建州卫是大明的州卫而不是藩属，在这一点上，崇祯是极为注意的，故而不予谈判。所以皇太极自觉委屈之至。而致袁崇焕于死地的罪名里，有一条就是他和满清议和。
史可法生于1602年，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取的进士，他在崇祯手下做了十七年的官，所以对此应该明白清楚得很，要是在崇祯手上，他这样称呼多尔衮，只怕马上就会被拉出去砍了脑袋。他作为南明的第一号军事长官做出这样的举动，如果放在现在来比拟，那就好比和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一样的性质（曾经看见资料，台湾课本中选有这一篇文章，那位编撰者的心思着实可以研究一下）。
然后他一口一个贵国客套了一番说道：“若以逆成尚稽天讨，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凶闻遂来……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他对满清和大顺开战的举动，的确是如他所说“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的，所以称吴三桂为“我大将军吴三桂”，而对李自成的强悍则表示“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
接着他列举了如三国蜀汉、东晋、南宋等一堆偏安朝廷的先例，来证明南明弘光朝廷的合法性，再下去便是两家叙好：“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这里他痛骂炮毙努尔哈赤的袁崇焕，是在“两国”之间“构衅”“致启兵端”的小人。不过这个时候袁崇焕还没有平反，那倒也说他不得。可是袁崇焕死后“天下冤之”，部将祖大寿也为此反出关外，无亲无故的幕僚程本直，更以一本《白冤疏》告天下而后以身殉袁督师，他史督师却是不会不知道。
当然了，在他看来，先帝钦定的罪人，即使是忠臣有冤，现在为了“两国”和好，骂几句也是应该地。不过这个时候他倒突然是想起杀袁崇焕的崇祯皇帝来了，可在开头却偏偏又“忘记”了崇祯视为大忌的承认满清是国家的事情。因此在我看来，同是大明督师的史可法与袁崇焕，在此事上两人高下立判，相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然后他又说“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窃笑也，贵国岂其然欤？”这个就是与虎谋皮了。要满清只凭一个“义”字，就耗费兵力帮他剿灭大顺然后两不相犯，未免幼稚得有如三岁小儿。当然，最后他也没忘记，在剿灭大顺的事情上，南明也是要出力的：“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这道书成于甲申八月间，写得虽然是字字珠玑，锦绣文采，只是对满清的恐惧，以及懦弱无能、低声下气的腔调，在此间却暴露无遗。
早在多尔衮来信前的七月二十一日，南明议和使团已经出发，其目的就是“以两淮为界”、“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实行划疆而治，偏安江南一隅。但使者团在九月初五才抵山东济宁，这其中并没有人要他们回来，或者在谈判内容上作什么修改。至十月十二日到北京后，满清拒不会见，不承认弘光朝廷是国家，不接受其“国书”，并明确宣告已经准备派军南下，与南明开战。但同时却收取了南明主动送去的“岁币”——银十万两、金一千两、蟒缎二千六百匹，“赐”给吴三桂的白银一万两、缎二千匹。十二月十五日使节团返回南京，三个使节中只有一个奸细回来，其余两人被满清扣押。这样，已经可以明白地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满清已经彻底撕破了脸面，准备大举南下开战，和议是万万没有希望的了。
御史沈宸荃于是上表：“虏、贼今日皆为国大仇。……及贼逆不容诛，（清）复巧借复仇之名，掩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虏为急，贼次之。……以大振复仇之声，而其实节节皆为防虏计”。这个奏章明确提出，先抗清，至于李自成是以后的问题，这可以说深刻认识到了清“掩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的后果，是极为是正确的的认识，而提出的“防虏”建议也是积极的，至少这个时候亡羊补牢尚为时不晚。
然而史可法在知道这个消息后，奉上的奏章里却是这样说的：“屡得北来塘报，皆言虏必南窥，……近见虏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南，辱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议固断断难成也。一旦寇为虏并，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势尚张，足以相距，虏必转与寇合，先犯东南。……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等与四镇，使悉简精锐，直指秦关。”
在知道求和使团被拒，“和议固断断难成”， 满清已经宣战，“虏必南窥“的情况下，他在讨“贼”和防“虏”之间，居然还是选择先“发讨贼之诏”，然后“直指秦关”讨家“贼”，而不是防备在燕、齐的外“虏必南窥”，这样的攘外必先安内，可以说直欲使人为之呕血。我之所以在前说其丑陋，实是因为史可法在这里显露的这种态度，可视为后世慈禧“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一语的祖宗和出处。
为了实现他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的构想，乙酉（公元16 45年）正月，史可法发动了南明唯一次大规模的正式“北伐”。
当然此次“北伐”的对象是西线的李自成，而不是收复北方的山东、河南等地。至于发动的原因，他告诉弘光皇帝是因为知道“清豫王自孟县渡河，约五六千骑，步卒尚在覃怀，欲往潼关”，对满清剿闯兵力不足的忧虑溢于言表，于是他已经体贴入微地 “命高杰提兵二万，与张缙彦直抵开、雒，据虎牢；刘良佐贴防邳、宿”，史督师这一战略部署，矛头直指西线的洛阳，却对黄河北岸的满清铁骑视而不见，并沾沾自喜、一厢情愿地引为盟军和友军。
只是在黄河对岸的清豫王豪格在回复给高杰关于合力剿闯的信里，已经明确打破了这样的幻想：“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若第欲合兵剿闯，其事不与予言”。
四镇之一的兴平伯高杰，原是崇祯时降明的李自成部将，绰号翻山鹞子，算是四镇中比较能打仗的一个。他在抵达战略重镇雎州后，有情报说原来那里举旗光复的原大明河南援剿总兵许定国，由于南明长期无人理睬也不发兵北上增援，刚刚把两个儿子暗里送往黄河北岸豪格营中去当了人质。于是为防止他把睢州献给满清，正月十三日，高杰以两万兵驻城外，只带三百名亲随进城赴许定国宴，意图说服其不要降清，结果却为许定国伏兵所杀。高杰夫人邢氏和部将得知后狂怒不已，于十四日攻入睢州屠城，许定国过河逃入豪格营中，正式降清。
史可法在知道这个变故后，马上赶往高杰军中收拾残局，立高杰之子为兴平伯世子，高杰妻邢氏知其子幼，遂请其子拜史可法为父。然史可法却因高杰乃“流贼”出身而坚绝，最后命其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的太监高起潜为义父了事，白白放弃了一个收取四镇兵力的好机会。此前史可法对四镇兵力掌控乏力，现在天赐良机可以掌控却仅仅因为高杰出身不好而放弃，由此也可见他之无能和迂腐。用此等“人才”来做南明的军事第一号长官，又焉能不亡。
二月，史可法率部南归，撤回江苏白洋口（今江苏省宿迁）。于是有民谣讥讽道：“谁唤翻山鹞子来，闯仔不和谐。平地起刀兵，夫人来压寨（原注：邢夫人也），亏杀老媒婆（原注：史公也），走江又走淮，俺皇爷醉烧酒全不睬。”（4）
此次“北伐”之时，阿济格、多铎率清军主力正在陕西与李自成进行潼关大战，对京畿、河南、河北、山东根本无力顾及。豪格只有五千人马，在黄河对岸先前既无力助许定国对付高杰，后来看着高杰所部屠灭雎州，群龙无首乱做一团的样子，也不敢有一丝异动。在此等大好形势下，史可法非但不敢在京畿、河南、河北、山东建立地方政权，或者守住雎州这个江淮门户的战略重镇，反而全部放弃狼狈南归，又有什么资格和唐之张雎阳张巡比肩！
他的幕僚阎尔梅当时正在军中，在《阎古古全集》中记载道，他曾力主史可法“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可见他实在没有军事和政治才能，同时也说明他根本不想也没有胆量去收复北方，最多只是在嘴上喊喊而已。
我们再看看当时民间诸人是怎么评说南明朝廷及文、武一号首脑马士英、史可法等执政者的。
张怡笔记：“日复一日，坐失事机，灰忠义之心，隳朝食之气，谋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谁咎哉！”
郑与侨《倡义记》：“当四海无主之日，前无所依，后无所凭，只以绅衿忠愤、乡勇血诚，遂使大憝立剪，名义以新。无奈江南诸执政鼠斗穴中，虎逸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