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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相如之临邛。
那王吉对他非常恭敬，每天去拜见相如，而相如一开始还见他，后来则频频称病，干脆叫仆人回绝了事，只是那王吉却对他愈加地恭敬有加。由此可以知道，此刻的司马相如虽然寄人篱下，然而傲气却一分不减，可称人穷志不短。
从这里开始，一些有趣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在临邛有很多富贵人家，其中卓王孙家中有僮仆八百，另一人程郑亦有数百人，一日两人商量道：县令有贵客，我们应该招待一下。
于是乎二人“并召令”。此处这个“召”字用得极妙。作为两个土豪，再怎么有钱，也应该是请县令，然而却说是“召”，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这二人大约不但钱多，势力恐怕也不小，因此不太把县太爷放在眼里，可以去“召”本县的父母官来吃饭，而招待的主角还不是他县令本人。
据说那天的客人以百数，只是到了日中，作为主角的司马相如还没有来，并且还着人来推说自己病了因此不能前去。这下让那临邛令大为着急，估计他那时候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但看着两个大土豪的面孔却是不敢动一筷饭菜，于是大约为了自己的肚子着想，他只能快快地前去，想法子把司马相如给弄到现场才好。
太史公接下去是这样描写相如去作客这一段的：
“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尽倾。”
而到了班固手上，这一节基本没作什么大的改动，只是一向以简练行文的他，在此处却相反多加了一个字，是为：“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一坐尽倾。”此处的“为”通“伪”，也就是“相如伪不得已而强往”，只此一字之差，顿时令泰山崩塌于前。
看司马相如先前对好友县令的态度，可以说不只是高傲，甚至有些桀骜无礼，所以很容易就能显出他人虽贫而傲气愈甚的气势。然而此刻却说他是“伪”不得已前往，也就是说其实他心里是愿意的。这样一来，司马相如的“清高”就大大的成问题了。
到底司马相如是怎样呢，且再看看太史公的文章。
“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原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间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看完这节，就可以知道司马相如其实是早知道“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而且“好音”的，“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由此可见，班固说司马相如“伪”不得已而强往，并没有冤枉他，另外一个证明就是他如果真的不得已，那么完全没必要在奏琴之时“为鼓一再行”，弹一曲应付应付也就罢了，何必要再接着连奏二、三曲呢。
关键是在这“为鼓一再行”的结果，乃是卓文君终于为相如的琴音和 “雍容间雅”的风姿所动（此处“间”音“闲”），“心悦而好之”。但作为一个新近才守寡的寡妇，又加上司马相如那“清高”的名声，却让她内心担忧“恐不得当”。
那知道这个时候司马相如却用重金买通卓府下人，主动来通“殷勤”。想当然这一来卓文君必定是喜出望外，于是马上连夜“亡奔”相如，和相如一起逃去了成都。
再接下去的事情是到了成都后，卓文君发现司马相如“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於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卓文君一下从家财万贯的富家妇成了家居徒四壁的贫妇，久之不乐是正常的。她的想法是父亲不给钱，也许是气她私奔丢了面子，那么向兄弟叔伯借钱，那些兄弟叔伯想来不会象他老子那样没台阶下而不借，而她一旦借了想来老子自然还是会替她还的，那不是一样吗。
当下夫妇二人收拾一下又回去了临邛。
那知道到了临邛，相如却没有按照卓文君的办法行事，而是把车骑卖了，开起了酒馆，不但如此，又命令文君去做厨娘，自己却穿了犊鼻裤去和酒保一起在铺面里打杂。
这一来令卓王孙的宝贝女儿干起了粗活，女婿给人呼来喝去的，让卓王孙更没了面子。所以到最后不管是卓王孙心疼女儿也好，还是要面子也好，总之是“不得已”地屈服了，乖乖地给了司马相如百万钱，还贴上了无数僮仆，大约是怕了司马相如，唯恐有天再要他女儿去干粗活吧。于是司马相如揣了钱带了人浩浩荡荡地回了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其实司马相如完全可以不让卓文君当厨娘的，按照卓文君的办法，度日是绝无问题，倘若他司马相如真是安于清贫，愈贫愈傲，又何必巴巴地赶回临邛去开酒馆，成都也一样可以开，再者，他真要爱文君，那会舍得让从未挨过苦的她去做粗活。而就算开酒馆，那也未必非要文君下厨才成，加上卓文君大约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想想也知道做出来的菜式好吃也有限，难道不怕得罪客人么。
回头看看他钱一旦到手，照单全收，全不嫌多，马上就赶回成都去，又是买田又是买房做富家翁享受起来了，就知道他这个去临邛开酒馆的招数，摆明就是以让卓文君抛头露面吃苦受累做筹码向卓王孙要钱的。
而他自己什么不好做，偏要穿上犊鼻裤做酒保被人差遣，不定还经常因为卓文君做的菜不好被人骂，他要是真的“傲气”，又那受得住做酒保给人呼喝来去？好歹他也是个文化人，做收银记账买菜总是没问题的吧，所以这说白了是做给卓王孙看的，就是存心要扫卓王孙的面子。
说句老实话，我觉得司马相如可真够阴狠的，他的这份“清高”怕是没几个人能消受得起的
另外，司马相如是不是真的对文君本人倾心爱慕，有什么爱情，只恐怕亦是未可知之数。其一，他与文君在去卓府前从未谋面且相交甚短，文君既然窥琴悦之，则可知二人早先并不相识，也可知司马相如在花重金买通文君仆人，与文君“通殷勤”前都未见过文君。其二，窥琴之后，是相如主动买通文君仆人与之“通殷勤”，说明去之前相如早就有这个打算，不然无由他尚未见过文君才貌如何，便去钻营亲近的，这也又一次反证他去卓府的确是如班固所言一样，乃“伪”不得已，不是真的不得已。其三乃是在司马相如发迹后，纵情声色，最后欲纳一茂陵女子为妾，卓文君终于忍无可忍，作《白头吟》一首，附书决绝曰：“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 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司马相如接书惶恐之下，遂不敢再起纳妾之念。
由此可见，司马相如追求文君之事，除却钱财之后还有多少真正的爱情成分在内，是大可以质疑一番的。
只可惜“文君卖酒”后来却居然成了一段“才子佳人”追求爱情的千古佳话，成了追求自由恋爱的典范，以我想来，恐怕文君自己未必会做如是想，她倒是可能对司马相如“雍容间雅”的风姿和他这个才子的“才”，有着最深刻的切身体会吧。
下篇 文史杂谈五 论韩愈的出仕观对其影响及其他（1）
韩愈（公元七六八——八二四年），字退之，号昌黎，河北昌黎人（1），唐德宗贞观八年（公元七九二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阳山令、潮州 刺史、监察御史、兵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长庆四年十二月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韩愈主张辟佛兴儒，是唐代儒学及文风复古运动的倡导者，其“文以载道”的主张影响巨大。他提倡三代两汉散文，用散文代替骈文，在文学形式上则力主创新，对后世散文的影响尤其深远，“桐城派”便是继承了他的衣钵。同时他的诗歌因风格险怪，也被誉为“以文为诗”，与孟郊、贾岛等人自成一派，史称“韩孟诗派”，有门人辑的《昌黎先生集》传世，后世称他有“文起八代之衰”之功劳，因为他谥号“文”，故又被尊称为“韩文公”，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翻开中国诸多的思想、文学史，对韩愈的评价可基本归纳为三点：
一， 其人“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斩韩书》），铁骨铮铮敢于直谏，不畏权贵，为天下所重。
二， 他对佛、道两教所持的批判态度，以及倡导儒学使之再次发扬广大的重要作用。
三， 提倡古文，尤其是三代两汉的散文，一改自南朝以来骈骊文体的绮糜之风。
韩愈之所以能在后世有如此之高的声誉和评价，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苏轼和欧阳修二人，尤其是苏轼起了极大的作用。
应该说，自他在世期间至北宋之前，韩愈的文章、事迹都是不如象现在那样被世人所推崇的，不然也就轮不到欧阳修从“蔽筐”里发现那六卷破烂散脱的手稿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