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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自行车回家，当自行车运行到灯市东口附近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旁边，见绿灯向左拐时，
迎面一辆小卧车闯过红灯急驶而来，梁沙军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出几米远，他的头沉重
地摔在了马路和人行道分界的石阶上。
在我看来，梁沙军和王复羊在右派群体中，品质属于最纯的两个。在反右派斗争中，我
有懦弱和患得患失的毛病，这种品质上的霉斑绝对和他俩无缘。批判别人时他俩或缄默元
言，或称“不知其详难以发言”，决不讲什么违背天良的话以求自保。此时，这两个人一个
去了边塞，一个去了天堂，我的愁楚之情简直难以言表。我妻子张沪尤为动容，她为粱沙军
的妻子晓英的处境而潸然泪落。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和赵筠秋、骆新民一块去梁家探望晓
英，沙军老母神情呆槁，银发散乱；而晓英嘴唇翕动，泣不成声。这个悲苦的家庭中只有老
母和儿媳两人，本来晓英曾怀孕在身，未足月的胎儿因病流产，从此再没生养。望着这老母
和儿媳，我仰心碎；听晓英讲起梁沙军身亡后的善后处理，又使我们愤然不平。现将当时谈
话追记如下：
“沙军骑车违反了交通规则吗？”
“是汽车闯的红灯。”
“是什么单位的汽车？”
“说是公安局的。”
“怎么处理的？”
“一埋了事！”
“肇事司机呢？”
“没听说给什么处分。”
“难道撞死右派就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
“说……是……说是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忿然说：“我去找报社领导！”
“你是什么人？”张沪说，“你和沙军身份一样。”
“难道右派就不是人？撞死一条狗也不能这么处理问题呀！”骆新民说，“这事情最好
由晓英本人出面，她是人民，有权利讲话。”
赵筠秋提议说：“草草一埋不行，要求按法律办事！”
“法律在哪儿？”张沪反问赵筠秋，“你犯了哪条法了？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
难道不是吗？法律究竟在哪儿？我们泛泛地空议论一番，竟元一条良策献给晓英。最后
大家理智苏醒之后，觉得要求处理司机，等于白日说梦。因为惩处与不惩处司机，没有人通
知你，还是我记起来沙军在人民公墓观看墓碑时，曾开玩笑他说过，倘若他真的死了，要我
们为他集资修个石棺或水泥棺柩，让开车肇事撞死沙军的单位，给他弄个水泥棺柩，沙军在
九泉之下或许会安心些吧？我们把这一点告诉了晓英，晓英也认为可以带着这个最低要求，
去和报社商量。
我们等待着她的消息。我甚至认为肇事单位即使出于低标准的人道主义考虑，也会答应
下来的。因为这只要几袋水泥，几个工匠浇灌一下，并不需要多少成本。但是两天之后，晓
英慌慌张张地跑到老右的休息室，告诉我们说：“真糟！报社×××问我为什么早不提出这
个问题，偏偏现在才提出来。我……我……这个人不会讲话，说到听你们谈起沙军生前有这
个要求。×××顿时火了，说这是右派搬弄是非，还要找你们个别谈话哪！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我们几个顿时瞠目结舌。其中。尤其以骆新民最为惶恐，因为沙军死于非命的
详情是他对我们讲起的。第二天上午，×××出现在我们的总结会上，他的眉头皱成了一个
“川”字，脸板得如同一块石头，说：“在思想总结期间，还有那么几个反改造分子拨弄是
非。这不仅仅是兔死狐悲的阶级感情问题，更是煽动梁沙军家属闹事的大问题。”
会场鸦雀元声，大家都被这种无限上纲而威慑住了。右派中的那位“头人”带头发言
说：“在我们这个改造集体中，确实有那么几个害群之马。这几个人不仅仅对梁沙军之死没
缝也要下蛆，对大跃进，对总路线……都有他们的反动看法，在这次年终总结会上，希望这
些人竹筒倒豆子，把这些都抖落出来，加以认识批判。蒙混过关是不行的。”
大家都沉默着。“头人”又没有明确地点名，没有人自作多情地去对号入座。可是，坐
在长桌对面的骆新民，第一个红头涨脸地站起来说：“组织上及时地提醒我们，是对我们的
关怀。我在这里表示，一定深挖自己的思想，借年终总结的机会清洗自己的灵魂！”
老实说，我当时对骆新民的举动，并不感到意外，道理有二：一、在两年改造的生涯
中，骆新民每次学习会上都是抢先表态，但是一到会下，又是他第一个显示他的目光尖锐，
对社会现实生活评头品足。二、骆新民因向我们传达了沙军之死的经过，首当其冲地感到压
力，为此，他主动表态也是合乎常情的。在这里，暴露了我对知识分子弱点的完全无知，没
有全面地。历史地剖析人的习惯和水平。以骆新民来说，在反右斗争初期，他揭发过同一个
美术组的李滨声和王复羊；后来，又参与了对老实的美术编辑郑熹的批判斗争。当时能乘人
之危以自保的人，在压力面前就不能故伎重演吗？
昔日，我们一起在下庄大队改造时，王复羊曾对我谈起过骆新民的人品缺陷。但是，在
一起改造的日子，他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怪话”，总是比我们先说，并且语言
非常犀利。久而久之，王复羊和我都把他的人品劣迹给淡忘了。在年终总结会上，骆新民首
先“揭竿起义”，他写的关于沙军之死的检查中，拉上几个垫底的：王复羊、张沪、赵筠秋
和我皆在其中。
这个戏剧性的突变，是我（包括张沪和赵筠秋）的命运转折点。我们都作了长长的自我
检查并彼此“互相帮助”。从对反右斗争的“错误认识”谈起，一直深挖到对大跃进、总路
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反动观点”。还要从马、恩、列、斯的书中——更多的是从毛
泽东的著作中摘取词句，进行自我鞭挞。
张沪的思想检查，比我还要多一部分内容。即：批判妄图自绝于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自杀行为。她检查之后，右派中的那位“头人”点名要我首先批判，因为我是她的丈夫。
用语稍稍温和一些，就是“同情花岗岩”，就是“和张沪住在同一反革命营垒”。古典戏剧
中有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发的典故。在那段思想总结的日子里，实比当年的伍子胥
过关，步履还要艰难。因为伍子胥只要闯过剑戟之林，骑马落荒而逃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知
识分子整起知识分子来，那种不扒掉你一层皮不松手的劲儿，实在超过拦截伍子胥闯关的那
些蛮勇之夫。比如：那个右派“头人”，他明明是个投机分子，却总是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
卫道神色。以他的那双鹰隼般的眼睛，何以会看不出大跃进中的种种反科学的盲动行为，但
他在总结中颂歌高唱。而管理我们右派改造工作的×××，十分爱听这种颂歌。另一方面，
这位“头人”却把对生活提出真诚看法的老右，在会上严加讨伐，用我们一个个被整倒的横
尸，垒成他一块块的垫脚石。他以此取宠取信于领导，而领导也有着爱听颂歌的时代病，所
以，我们那位“头人”获得了第一批摘掉右帽的实惠——从右派分子变成摘帽右派——所谓
的“人民”。
在我的记忆中，这位“头人”对同类手段是十分严酷的。斗争李滨声的凶相，前文已有
所披露。到了四路通农副业生产点之后，因其已是“鸡群之鹤”，身份上高于这些老右，因
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当时，生产点养着刚从内蒙古弄回来的一匹劣马，由一名叫老温的退
伍海军干部饲养着。这匹马野性难驯、经常踢人，连昼夜给它喂草喂料的老温，也对这头牲
口畏惧三分。有一次，老温回家休假去了，这位“头人”派我去拉那匹蒙古马，任务是套上
大平板车，去永定门附近的一个城豁口，拉拆下来的城墙砖。“生产点要砌猪圈，用这些砖
头垒猪圈墙。你要多装快跑！”他说。
“我摆弄不了这头牲口！”我老实地解释。
“知识分子就是要工农化。”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要从严从难要求自己。”
“赶马车是需要技术的，万一出点问题……”
“办事不能瞻前顾后的，叫你去你就该去。”
“我只是讲明理由。”我争辩着。
“这儿都是没摆弄过马车的人，你说该派谁去？”他一板起面孔，眼睛就拉成一条直
线，窄小的上下眼皮之间，闪烁出火辣辣的光，“活儿难，正是考验自己的最好时机。”
“赶马车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怕承担责任！”我说。
“活儿反正是分派给你了，干不干由你！”说罢，他转身走开去菜园了。
我木桩子般地愣在那儿，前思后想了一会儿，明明知道是给我穿小鞋，可这双夹脚的小
鞋还是要穿。我走近马厩，那匹枣红色的儿马蛋子，立刻竖起耳朵盯着我。
老温告诉过我，这头牲畜不但踢人还会咬人，他第一次牵它出马厩的时候，它一口就咬
掉了他制服上的两颗钮扣。我悄悄解着马槽上的缰绳，生怕惊扰了它，使它发出野性。尽管
这样，它还是冷不丁地来了一口，我往后一闪身，它长长的马牙撕坏了我外衣衣襟。这一
下，反而激励了我征服它的勇气，索性贴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给这匹儿马蛋子戴
上铁丝笼头，然后，拉紧马缰，把这家伙给拉出了马厩。新华分社的老右张辛城，帮助我给
它戴上套具，我拔了根树棍当作马鞭，硬是冒充车把式，把车赶出了生产点的院墙。
前不久，老右赶车曾发生过一段笑话。那是戴着近视镜的赵老夫子，赶着一头小毛驴车
去玉米地送肥，归来时发生的。本来毛驴比儿马蛋子驯服得多，一般说来赶毛驴车并不困
难。只是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