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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玉米地送肥，归来时发生的。本来毛驴比儿马蛋子驯服得多，一般说来赶毛驴车并不困
难。只是1960年的饥荒席卷全国，我们都常以瓜菜代粮了，毛驴很难吃到料。那天，赵老
夫子送完肥，赶着小毛驴车回生产点。他口袋里偷偷藏了几个青玉米，在无人的地段便掏出
来啃着、嚼着、咽着……不知是赵老夫子偷青刺激了毛驴的肠胃，还是他那狼吞虎咽的架式
使毛驴感到眼馋，反正这家伙拉起小车就往生产点连蹦带跑。在大路往生产点拐弯的丁字路
口，有一个用碎砖头垒起来的公共女厕所，那驴儿可能想到糟头吃草的心情太急切了，在拐
弯时硬是不听赵老夫子的鞭杆指挥，拉着车没去拐90°的死弯，直接从马路上斜冲了下
来。
这一下可不要紧，公共厕所的墙被小车给撞倒了，里边两个妇女正蹲着，一下惊呼起
来，“啊——”“哎呀——”她俩一边往上提裤子，一边破口大骂：
“你会赶车吗？”
“怎么把车往女厕所的墙上赶？”
“流氓——”
“带眼镜的四眼流氓——”
赵老夫子操着南方口音，连连道歉；“真对不起，不是诚心撞墙，是我头一次赶车—
—”
当时，正是老右收工吃饭的时候，大伙都看见了这幕戏剧。于是，赵筠秋赶车撞倒女厕
所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便成为解忧排愁的笑料。右派陈德贵还把它编成了谜语，叫大家猜：
“赵老夫子赶车撞倒女厕所，打一中国电影名字。谁能猜出来，奖糖球两个！”我们都觉得
这个谜语十分费解，因而无人应对出来，陈德贵只好抖出谜底说：“这部电影名叫《姐姐妹
妹站起来》。”
此时，轮到我赶车了，可是我赶的车不是小驴车，而是一辆地地道道的大胶轮平板车。
拉着这挂大车呱哒呱哒走着的，不是小毛驴儿，是一匹红鬃烈马；赵老夫子赶着车是往僻静
的野道运肥，而我赶着车是走向闹市拉砖；他偏腿坐在车辕旁，显得异常悠闲；我不敢坐上
马车，一只手拉着缰绳走在儿马蛋子旁边，心里紧张得怦怦乱跳。
还算不错，这匹蒙古马只是在“窝里反”，出门拉车倒显得十分安分，到了城墙豁口，
我把草料口袋扔在它嘴边，才想到这等于是假情假义，因为我不敢给它解下铁丝笼头。生怕
它再犯野性，咬了路旁的行人。
我衣衫褴褛。出于自尊，尽量不看路旁的来往过客，我从1946年进入北京，市内的熟
人和亲友为数不少，生怕被人看见我的酸楚之相。我弯腰搬起一块块沾有灰浆的城墙砖，往
大平板车上运着码着。本来这个活儿应当是两个人干的，我们那位“头人”偏偏照顾我，叫
我又搬、又运、又装、又码，美其名曰“严格要求”。等这一车砖头装完，已过了中午的吃
饭时间，如果仅仅肚子饿还可以挺过去。待我吆喝牲口刚离开城墙豁口不远，突然有个脆脆
的声音喊道：
“喂！你是……不是……从维熙？”
我停住车歪头看去，路旁站着一个穿花格外衣的妇女，她充满惊奇地凝望着我。
“是我，我是……”我颠三倒四地回答。
“我叫梁佩瑜，你忘了吗？我们在学校时是一个文学小组的！”
我顿时记起她来了。当年在“北师”上学时，她是个爱说话的“机关枪”，每每讨论一
部作品，她总是发言最多。后来，学校里成立了宣传通讯组，课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一年
多。她性格好动，我曾把她看成女性中的“别林斯基”，因为她很喜欢评议社会和人生。这
真是哪一壶不开，偏提哪一壶，为什么偏偏在这儿遇见昔日的学友呢？
“你怎么……”
“拉砖砌猪圈。”
待她还要询问我别的问题时，我以攻为守地反问她了：“你这是去哪儿？”
“我家住天津，去永定门火车站正好经过这儿，左看右看很像你，就停住了脚步。”阔
别几年，她性格依旧，一说就是一串儿，“毕业后，我分配到宣武区××学校教书，你不是
调到报社去了吗？”她边说边用探寻的目光打量我，毫不掩饰她骄傲公主对“落魄才子”的
同情。
这场景使我想起了《保尔·柯察金》电影中，保尔和冬妮亚在一个无名小车站的相遇—
—尽管在学校期间，我和她只有友情，而无超越友情的东西。
“还没摘帽子？”她问。
“轮不到我。”
“为什么？”
“改造表现不好！”
“简直是活活糟踏人。几年前，我还给学生们朗读过你的散文《故乡散记）呢！那篇文
章，编印在语文教材之中……”
我看她的话越来越多，提醒她说：“你去车站吧！别误了火车！”
“没关系。”她说，“这儿每天有好几趟路过天津的火车，误了这趟，坐下一趟好
了！”
“不行。我还有任务哩！”我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噜噜地直叫了。
“难得见面，多聊一会儿吧！”
我指指那匹负重的枣红马：“它该吃草料了！”
她遗憾地皱了皱眉，无可奈何他说：“你把地点留给我吧！有空我去看看你！”
“这……这不大方便。我们后会有期吧！”我举起柳棍儿轰赶牲口，极无礼貌地拒人于
门之外。
奈何？
我怎么能让昔日的学友，到“四路通”来呢？那儿除了少许几名干部之外，都是清一色
的老右——中间还有一个阴阳人，他是既不能称之为干部，又不能称为右派的摘帽右派——
我们的“头人”。
归途上，我仿佛是受了侮辱似的，心情十分郁闷。其实，老学友梁佩瑜丝毫没有流露出
对我的轻蔑之情，实因我过于自尊，过于敏感，才产生这般的怪诞心理。我不禁羡慕起这匹
蒙古马来了，它无痛苦，更没有人类具有的种种思绪。它套上夹板和套具，埋头拉车，卸了
车打个滚，进马厩去吃草料，周而复始，单调如一。也许我的生命退化成一匹马，或者说那
头毛驴，就获得了永恒的平静和自由。
不管“头人”出于什么动机，应当说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不再俱怕那匹蒙古马了。
我能摇鞭赶马车了。这在知识分子工农化上，算是一个进步。俗话说：“艺多不压身。”至
于文化是否在工农化过程中退化，那是哲学家们的课题，我无需多来饶舌。从此以后，只要
老温不在，车把式的任务非我莫属。记得，已是1960年的深秋时节，“头人”分配我赶着
马车去北京东北郊的九龙山酿酒厂拉稀酒糟。大平板车上用绳索固定住一只大洋铁桶。当
时，报社。出版社和新华社北京分社的机关食堂，已经出现了玉米核搓成浆液后掺真正玉米
面蒸成的窝窝头，饭桌上已出现了代替真正肉食的人造肉。1958年大跃进吹牛吹出的谎
祸，在北京各个机关和家庭的餐桌上已然呈现出恶果（山东、河南……包括“天府之国”四
川，饿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百姓）。因此，拉稀酒糟养猪，成了饥饿年代中的特殊任务。
我身为一个戴帽右派，黎明前披星戴月套车而出，直到乌鸦绕树飞鸣的黄昏才归。
身穿旧狗皮大氅，头戴一顶遮颜破棉帽，怀里搂着一杆轰赶牲口用的皮鞭，日行车几十
公里（因四路通离九龙山十分遥远），而且要穿过北京的建国门大街、崇文门、虹桥、金鱼
池、天桥、永定门大街等几个闹市区。
至今，我回忆起其中某些镜头来，还心惊肉颤。一天老诗人晏明当我的跟车助手（报社
干部经常来生产点参加短期劳动），和我一起奔赴九龙山去拉稀酒糟。当马车行至金鱼池大
街向虹桥路拐弯的丁字路口时，这匹蒙古马弯子拐得太直了，直直地向北冲去。好家伙，大
车的左轮子不偏不斜正好撞到街心的交通指挥台上。红色的交通指挥台被撞得挪了窝，交通
警察险些葬身于车轮之下。
我拼命勒嚼子，马车停下了。
那交通警察怒斥道：“你这是怎么搞的？”
说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事情发生在短短的瞬间，我只好愣愣地听着训
话。
“你会赶车吗？”
“为什么偏偏冲撞交通指挥台？”
“你是哪个公社的？”
“我一定要通知你们公社。”
交通警察脸气得煞白，我尴尬得满脸滴汗。这时，多亏老诗人晏明跳下车来，为我解了
围。他说：“真对不起，他是我们报社的下放干部，过去没赶过马车进城。初学乍练，撞了
指挥台，请你多多原谅！”
他没有通报我的右派身份，而冠之以“下放于部”的美称。那警察拍拍腿上的尘土，狠
狠地瞪了我两眼，警告我说：“撞交通指挥台犯法，要是碾坏了警察，罪上加罪，懂了
吗？”
“懂了！懂了！”
我懂了什么？我完全是机械地回答。等马车继续上路之后，我连连感谢晏明同志说：
“多亏了你，不然也许会把我拘留几天呢！”
生活真他妈的充满了戏剧性。是不是我在光天化日之下遇见了“鬼打墙”了？！黄昏时
分，当我赶着马车，拉着一大桶稀酒糟回来，走过狭窄的虹桥路时（当时虹桥路是北高南低
的缓坡，中间有一条有轨电车道），一辆叮铃叮铃作响的有轨电车，从马车后驶了过来。电
车司机可能是出于好心，怕撞上马车。岂不知我赶着的这匹内蒙古来的儿马蛋子，还没有听
惯城市的嘈杂音响。这突然响起在我们身后的一连串铃声，使这匹马先是竖起耳朵，然后是
迈开四蹄狂奔。我的天！车上拉着的是一车稀酒糟，车上还坐着我和晏明。尤其糟糕的是，
这段路是下坡，欲停车而不能。车铃早在我们身后哑下去了，而车却越跑越快，这匹受了惊
的烈马，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一口气拉着我们跑下了虹桥路，才逐渐放慢了速度。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已过了上下班的高峰期，街道上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