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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兴奋的声音。
“到了！”疲惫的声音。
“到了！”歇斯底里的叫喊。
土猴们的脸上开始有了喜色。我的心也从空中掉在了地上。总算是到了“站”了，这儿
虽属塞外，离北京还不算远；离北京近一寸，仿佛就和母亲的心贴近了一尺。别的都丢了，
离老母亲和小儿子近些就成了我惟一的安慰。
卸完行李，站队点名经过检查没有发现有一个逃号，那“杨子荣”冰冻的脸上露出一丝
温意，并在队列前，对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训导。他说：“凡是跟我来营门的，都是有福分
的。这儿是劳改矿山，下矿井的壮劳力每月粮食定量52斤；此外还要发工作服和柳壳
帽。”每月52斤定量，在饥荒年间确实是个十分诱人的数字，不要说那些“盲流”和扒窃
犯，就连我都为这个数字而心动。在饥荒席卷中国的1960年量器秤杆脱销，除了特权和社
会上层“不知饿汉饥”之外，几乎家家买了秤，每顿饭都计算下锅的米。我住家里的外院有
五六家，家家都这么干。至于“天府之国”四川以及产粮区河南也饿死数以万计老百姓的小
道消息，已是乌鸦满天飞。“瓜菜代”年月应运而生了一批丧尽良知的谎言家，在报纸上硬
是把“人造肉”说得和猪牛羊肉含的热量差不多。既欺人，又欺己，这一切仅仅为了符合形
势需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每月能有52斤粮食进肚，当然又是一张最大的安民告示，因
而当这位“杨子荣”训话之后，在岗楼下的空场上，竟然爆发出一阵炒豆般的巴掌声。掌声
过后，又引发了“土猴”们一阵哄笑，这是因为他自报姓名时，他也姓杨，因而当真落了个
“杨子荣”的绰号。
劳改铁矿的矿长姓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只记住管教股长姓严，他有着知识分子的脸
型，但语锋尖刻犀利如刀。还有一个小个子，人长得黑不溜秋的，姓王。给我留下深刻而难
忘记忆的，是那位曹队长。他中等身量，一只眼睛略略大于另一只眼睛，每逢在队列前训话
时，那只略大的眼睛里，常常坠下一两滴泪水——那叫风泪眼。害这种眼症的人，一遇风就
落泪，而塞外的风一年四季很少有间断的时候。
从地铺搬到了大土炕，从吃窝头变成偶然吃上白馍。生活上浮了一个等级，多少给人带
来一些快慰。但精神上那根囚绳扣儿依然系得紧紧的，集合、站队、出工、学习、训政，此
外就是吃喝拉撤睡。睡，还是几十个人睡在一条大炕上；吃，虽然口粮定量提高，但其中有
一部分是高粱面，使不少人患了便秘症。矿山医务室没有医治便秘的药物，使人苦不堪言。
我到矿山不久，就得了这个病。在大便坑蹲上半个小时，用劲用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大便
也排泄不出。记得有一次，出工在即，我双脚蹲麻了，还是拉不出屎来，没有办法，只好用
手指抠肛门，把那硬硬的屎团，从肛门中抠出来。留在手上的除了粪渣还有鲜血——那是我
把肛门抠坏了。收工回来一看，裤权上留下一片紫黑色的血斑。由于矿山常常吃高粱面，这
种令人作呕的抠屎动作，便周而复始地循环，好在大家都这么干，在群丑当中也就不觉得自
己丑了！
仔细分辨一下，害这种病的多属于知识分子，在土城领着大伙唱《东方红》的右派徐恭
谨，一机部的俄语翻译右派程海炎，还有和我同时被送往土城的北京日报的编辑赵筠秋……
可能由于知识分子消化系统细嫩之故，简直对高粱面窝头望而生畏。后来，东北来的小盲流
那德广（和我分在一个班），出于对我的同情，积攒下玉米面窝窝头和我交换高粱面窝窝头
吃，以解我之危。像在土城一样，这种交换只能秘密进行，不然就会被指责为“彼此拉
拢”。按照改造规定，这里的人只有彼此监督互促改造的关系，而不许有任何友谊来往。我
实难揣摸这个小盲流究竟有多大的肠胃，我和他每次交换，都是以多换少，而他总是像饿死
鬼投生的一样，把窝窝头风卷落叶般地吞下去；还嫌不饱时，便抢起小铝盆咕嘟嘟地喝下半
盆水，弄上个水饱。
这种饥饿症的表现千奇百怪。用舌头舔净粥碗的声响，前文已经写过这里不再赘叙；他
们有的人还把在院子里拾到的小木屑，在砖上磨出木刃来当小刀使，把窝窝头切割成指甲大
小的小方块，再用小木刀刀尖挑起，一小方块一小方块地往嘴里送。好像这是生活中的最大
享受，消磨的时间越长，心理上越感到满足似的。按照物质不灭的学说来解释，无论大口吃
窝头和慢慢品味指甲盖似的小块窝头，到肚子里总量是等同的；但饥荒给社会底层留下形形
色色的扭曲症，导致了精神变态。这种变态在劳改队有极大的感染力。小盲流那德广也很快
学会了品味窝头的“慢动作”，他那双巧手把碎木片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刀叉，用这个插一小
块，再用那个插一小块，一顿中饭或晚饭，能品味上一个钟头。
最初，我对这种病态表现，投以鄙夷的目光。后来见的多了，也就不觉其怪了。可是令
我不解的是，监房里还不断出现偷窃食物的行为。52斤口粮，按说是能吃饱肚子了，但食
物丢失的红灯不断报警。一大早晨，起床的哨子刚刚响过，躺在大炕最头上的“天津卫”
（我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便用拐弯的天津腔骂起来了：“我×他八辈祖宗，谁他妈的把我油
炒面给偷走了？我×他妈的，家里从天津往这儿寄这玩艺儿容易吗！”
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阵，把疑点集中在一个姓傅的中年汉子身上。据说，他是个惯
窃，专门在大轮（即火车）上作案。当天正好是个雾雪交加的天气，劳改队长担心有人借大
雾逃号，便歇工半天，召开这个贼的批斗会。
在土城我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先在那汉子脖子上挂上四块红砖（一边两块），然后责令
他跪到地当中来。没有任何论证之前，几个“氓爷”就上前一阵拳打脚踢：
“臭贼！是你偷的不是？”
“说！”
“别死鱼不张嘴！”
“爷儿们哥儿们可有办法撬开你的铁嘴钢牙！”
那汉子铺位在对面炕上，和我的铺位正对门。初来矿山那几天，由于他患有二度浮肿，
走路还要扶着炕沿，看他行动不便，我曾帮助他端过一回洗脸水。他脸色虚黄如纸，两腿粗
肿得像发馒头用的面肥。他每天挣扎着去出工，是为了那52斤粮食（病号口粮28斤）。有
一次在集合出工时，队长曾强令他留下，他还是偷偷地尾随在队伍之后，跟着大队伍去出工
干活。这样一个病号，此时跪在两炕之间的走道上，脖子上还坠上沉沉的砖，引起了我的极
大同情。扭头看着那位劳改队长，不知何时他已经离开了监舍，后来才知道每逢遇到类似的
事情，队长都退避开去，没看见打人，不算他的过失；看见施刑，而不加以制止，那是违反
政策的行径。留下“五毒”们“以毒攻毒”，队长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说得更直接一点，
有的劳改队长就是有意纵容罪犯自己惩处自己，相信拳打脚踢对改造囚犯的特殊效能。
可是这个汉子是不是真的偷吃了“天津卫”的油炒面，却几乎没人问津。
几个耳光打过之后，那姓傅的浮肿号嘴角便滴下血来了。这时，才有人提出，留他一口
气，但必须让他承认是他偷的。因而武斗的间隙，审讯并没有停止：
“说，是不是你偷吃了？”
那汉子声音极低：“不是！”
“再给他加温！”
于是脖子两边的绳头上，变成了六块红砖。
“说！”
“我没偷。”
再打下去那汉子就该归西了，这场无端殴打和无端审讯只好收场——仅仅因为他的前科
是个窃贼。如果他确实偷了油炒面，那是因为饥饿，他浮肿的身体需要大量的营养补充；如
果他确实没有偷，那“天津卫”因为两三斤油炒面而动怒，也是因为他自己需要补充营养。
至于那些“氓爷”对一个浮肿的同类，大打出手，除了产生于本能的职业病之外，就是饥荒
年代的歇斯底里病的大发作了。
由于上述的种种缘由，家属来矿山送食品的很多。政策规定每次送来的食品不得超过二
斤，但是那个劳改队长对数量检查也不那么认真。所以，如何把带到监舍来的食品，确保吃
进自己的肚子而不被窃贼偷吃，就成了一桩大事。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出工时把食品背在身
上，收工后搂在被窝里；有的人夜里上厕所也要带上，以防眨眼的工夫食品丢失。老母亲给
我邮寄来的食品，因夜间我在厕所抠高粱面屎球的时间长了一些，一盒“桃酥”被连窝端
了。我很难过，因为这个贼咬噬了一颗老母亲的心；我没敢声张，因为那种武打的场面令人
心悸。
我没有浮肿，身体在“五毒”中属于上等货色。平日沉默寡言，干活却很卖力气。到矿
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任命当了劳改组长。营门依山，我们干的营生多是和石头打交
道，不是修砌“溜子”，就是在井上搬迁送往井下的机械设备，间或也带着十几个组员，挥
锹往卡车上装炼铁的矿石——延庆有个劳改钢铁厂，营门铁矿就是为这座钢铁厂的吞吐而开
掘的。
与我同组的成员，能记下名字的已经寥寥，只有其中的三个，我难以忘却。一个名叫周
林，他原是门头沟的一个理发员，因男女关系构成的罪过进土城来营门的。到营门后继续干
他理发行当，并为我理过发，因而我记下了他。第二个组员叫李玉铭，之所以历经三十多年
的风雨蚕蚀，而不忘他的名字，因他家住在北剪子巷，和我家住的魏家胡同只有寸步之隔。
正是由于地理关系上稍近，在组内他常以“氓爷”的横劲为我撑腰。他的口头禅是：“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