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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往返于营门铁矿的矿石车,好心的工人师傅体谅这一老一小的艰辛,把他们让进了驾驶室
里,并一直送到了矿山的招待所。
当时正值中午收工时间,我身穿工服,头戴柳帽走进了接见室。内勤干部严队长看见我
进屋,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你母亲和表(姨)兄来探望你了。第一,食品带得太多,每人
限二斤,他们带来有十多斤,要动员他们带回去一部分,这是纪律要求;第二,要向家里人
汇报你的改造成绩和不足,让家庭也督促你尽早地抛弃反动的右派立场,成为自食其力劳动
者中的一个分子!”
接见的屋子是里外套间,严队长坐在外问屋的一条长凳上,面孔严厉地监视着母子的会
见。当他听到我抱起小儿子“哇”的一声哭了,便从凳子上站起来训斥我说:“这叫什么
话,你哭什么?哭就表示你感到委屈,是不认罪的表现。再哭!停止接见!”
我老母亲忙向队长解释:“他想小儿子了!”
“这话没有阶级观念。”
我姨兄忙上前打圆场说道:“队长说得很对,接见是喜事不能哭。姨弟,给你——”他
塞给我一块手绢,强作欢颜他说,“三姨,你看维熙劳动半年多,脸胖了,身子骨儿可结实
多了!”
多亏这时候曹队长来了。他让严队长去吃午饭,他顶替了严队长的角色,进到屋来就喊
了声:“大娘!您这么远路来看儿子,可辛苦啦!您孩子在这儿表现很好,用不着挂记
他!”我母亲的神情还没从严队长的训斥中解脱出来,曹队长摇摇桌子上的暖壶空空如也,
便说:“这么热的天不喝水还行!你先去打一壶凉开水来。”
奔向锅炉房的路上,我长叹了一口气。我骂我自己确实太缺乏男人气了;当着那位黑脸
阎主,一个男子汉应该把眼泪咽下肚子,把感情的寒暑表,降到零下负数。我没能做到,结
果招来一场他对老母亲的训斥。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件有愧于苦命母亲的事情。
打水归来时,曹队长已然不在屋内了。不一会儿,一个勤杂工端来几个馒头。一筒打开
的肉罐头(当时矿山干部吃这种肉)。一大海碗菜汤和四个饭碗。我心里明白,这是曹队长
吩咐下来的。我见过来这儿探亲的家属,吃的倒是干部灶伙食,但需要自己到食堂去买。除
非是公安局、劳改局出差的来营门,才能受到如此的待遇。
这是我在半年多的劳改生活中,第一次和家里人吃的一顿团圆饭。四缺一,少了我妻子
张沪。饭罢,严队长再没有到这个接见室里来。因而我母亲来探视我的时间,得以延长到下
午出工。哨声响起之时,曹队长又来到了接见室,告诉我两件事:一,超规定的食品不必叫
老母亲带回去了,省得伤老人的心;二、老母亲来一次不容易,叫我多陪一会儿再来工地。
我母亲非常感动,我也十分激动。在劳改队这是破例的照顾。我母亲督促我立刻去出
工,我有些犹疑,因为下次见面不知在什么时候。但在我姨兄张玉华的劝说之下,我匆勿亲
了小儿子脸蛋几口,带着大包小包,通过必须经过的岗楼,把东西放回监舍。然后,大步流
星地直奔矿井。
当天下午,我母亲带着小孙子搭乘矿石车走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既给我留下
了安慰,也留下一片灰色的惆怅。在矿井口,我遇到了头戴柳帽准备下井的曹队长,他看到
我这么快就奔赴矿井,似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我和他并排顺斜井而下,走了很久他才冒失
他说了一句:“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母亲。”
“我可以写信告诉她,您说吧!”
“算了!不告诉她也好,省得老人悬心……”他欲言又止。
限于我的身份,不好向他询及究竟是件什么事情。但从他这句话的意向上去分析,可能
不是一件吉利事。过了不久,矿山到处传播着一条小道消息:工业要下马,营门铁矿要关闭
了。
可靠吗?
去哪儿?
死寂的矿山,喧嚣浮动起来。大家惶惶不可终日地猜测着议论着。劳改队长只当充耳不
闻,既不承认,也不追查谣言。于是这些罪犯们认定:挪窝儿的日子不远了……
本来劳改队的流动性就是“大回旋”的,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我换过十几个落脚的
码头。但是离开营门的转移,确属“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缘故。盛夏时节,在噪人耳鼓的
蝉鸣声中,我们奉命收拾行装,像在土城一样,这群“五毒”将转移到哪儿,我们是不得而
知的。
眼明心快的刑事犯老号作出预测:这回他妈的要远离北京城了。你看,从矿山的机电设
备到伙房的蒸锅和笼屉都装上了卡车,或许他妈的是到漫荒野地去开辟新劳改点吧!
行前,几个老右聚在一块也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去哪儿不是我们话中的主要内容,几个
人窃窃私语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经济的大滑坡。大跃进吹牛皮的神话已经破产,大炼钢铁的
超英赶美更是新的“天方夜谭”;由于这种“杀鸡取卵”的狂热,已经破坏了工业的生产秩
序,特别是扼杀了农业腾飞的生机。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举,可能意味着中央头头发热的
脑袋瓜,开始恢复正常。会不会对“反右派斗争”也回看一下呢?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卡车长龙的前端,有押车的武警,枪口对着后边。卡车的最后边一辆,也是武警车,枪
口对着前边(小说《风泪眼》中有详细描写)。夹在中间的是罪犯们的卡车。在车上灌满耳
朵的除去风卷黄尘的呼啸声之外,就是连连的惋惜声:
“这回完蛋了!劳改农场的定量要比矿山少20斤呢!”
“再也吃不上52斤的口粮了!”
“他妈的,粮食不好吃,就去捋草籽填肚子!”
“天无绝人之路,到地方再说。”
到了康庄,卡车并没停下而是一路南下。在一片乱哄哄的猜测声中,卡车驶进了土城。
阔别了半年多的土城,依然如故,但绿了垂柳,绿了菜地——我们告别土城时正是万木萧条
的严冬,这多少给这群重返土城的归客一点视觉上的差异。
土城原是收容所,在劳改系统的工业落潮声中,这儿又充当了中转站。那一座座陈旧破
烂的帐篷中,不仅仅有营门来的人,还有从其他劳改队来的同类。比我们早几天到这儿的
人,已经得到了队长口信,全体成员一律发往兴凯湖。那儿大草甸子连着天,正等着服劳役
的罪犯去开发哩!
哪一壶不开专提哪一壶,几乎所有成员都怕去兴凯湖,这口厄运算被我们碰上了。我以
沉默对之,而那些刑事号对此事却如热锅上的蚂蚁。曹队长出乎人道精神索性告诉我们给家
中写信,争取能在此行前跟家里人见上一面,我怕老母亲在见面时承受不了这重大刺激,便
在明信片上委婉地透露了一点将要远离北京的消息,让老人精神上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以
免为此而突然晕倒在接见场地。尽管如此,那天一见面我就看见老母亲哭肿了的眼泡,老人
接到那封明信片后,想必经受了几个不眠之夜的折磨,她身旁站着我的小儿子从众,他戴着
一顶布制的大檐遮阳草帽,帽子下一双大眼睛专注地望着我,那神情已不像去矿上看见我时
那么欢快,四岁半的小小人儿似乎知道了他这个右派爸爸,要到离他们老远老远的地方去
了,因此那双童眸里流露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家属来探视要排队进行登记。当我母亲
出现在登记的桌前时,曹茂林若有所思地看了我老母幼子一眼,便朝我走来。他把我叫到一
个僻静的墙角,低声对我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凡属犯右派罪过的,都不去兴凯湖了!你
可以告诉老人家。”
“为什么?”我按捺不住欢欣之情,大胆地问道。
“你们去那儿,管理起来不方便。”他有所保留地回答我,迅速折身而去。
我马上明白了:当时中苏关系已日渐紧张,兴凯湖地处中苏边界交壤处,把这些政治犯
弄到那儿去,上头认为显然是有失妥当的。郁积我心中的愁云顿时消散,欣喜的程度近于发
狂,所以当我出现在我母亲面前时,没等我母亲哭天抹泪,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她这个消
息。
最初,久处逆境的老人,以为我是故意瞒哄她。她那塌陷的一双干紫眼,把我盯了很
久,似乎才判断出我讲的是实话。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破涕为笑地问我:
“是真的?”
“这是曹队长叫我转告您的!”
“怎么,那边怎么还有人哭?”
“那不是思想犯。”
她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只有你们不去呢?”
“您甭问了,反正我不去兴凯湖了,您放心了吧?”
先悲后喜的母亲,指指身旁的大包裹说:“我连夜给你絮的厚棉裤,不去也带走吧!在
漫荒野地里干活,容易得寒腿。”
母亲领着小儿子走了——那次接见时间非常之短。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我觉得母亲
微微佝偻的腰仿佛挺直了一些。人得喜事精神爽,尽管这算不得什么喜事,在劳改单位,却
也算得上不幸中的一幸了。而“一幸”的得来,并非专政机构对落难知识分子发了什么慈悲
之心,而是出于对右派比对刑事犯更缺乏信任所致。因而在这一点点欣喜中又深藏了许多难
以言喻的酸楚。
当天晚上,我找到住在另一个帐篷里的徐恭瑾。我们在营门有着劳改的情谊,我那失手
的一锤,给他脸颊上留下一块小小伤疤。尽管他表示不在意脸上这小小记号,但我心中总觉
得愧对了他,因而我把上午得知的绝密新闻悄声地转告给他。他和我的分析一样,判断出中
苏两国的“蜜月”期彻底结束,“离婚”己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当然要防范老右跨过边
界投靠“苏修”了。说话时,我俩的心情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