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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专用称呼，进入了中国历史。昨天的广播员，还在盛赞鸣放
的鸳歌燕舞；今天，则转口说它充满毒汁，语调中流露出肃杀之气。街道上一度播放着的印
度电影插曲《拉兹之歌》突然哑了；金嗓子周璇唱的《四季歌》，也从广播中销声匿迹。仿
佛在这盛夏时节的短短几天，历史的火车头来了个急转弯，一下子从车厢里甩下来几十万对
事业充满创造活力的知识分子。
反右斗争的号角吹响了，知识分子的劫难降临了。
第2节 混沌之初到“第十三名”
《北京日报》首当其冲揪出来的右派分子不是我，是漫画家李滨声、小品文家杨凡（即
刘波泳，他在鸣放期间发表了杂文《灶王爷的小本子》，曾纳入《扫帚集》出版）。美术组
只有女画家陈今言逃脱，其他几个画家：王复羊、骆拓、郑熹、李滨声皆戴上了右帽。农村
组里记者丁紫、编辑徐钟师和我全军覆没，一律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我妻子张沪也被划为右派分子。鸣放初期，她曾转达过岳丈对我的
忠告，她一没有写小说，二没有写杂文，三没有报道过“煽风点火”的文章，四没有向党提
出什么尖锐的意见。但她也划为右派，而且定案在我之前。在我印象里，她对鸣放并不热
心，她是跑高校的记者，白天匆匆忙忙去西郊采访各大院校，晚上归家照顾没满周岁的儿
子。稍有闲暇，就打开那部被她翻烂了的《红楼梦》。她酷爱《红楼梦》，常常背诵几句
“梦”中诗句，并向我讲述这部书的深厚艺术功力——因为我在年轻时不喜欢读这部书。
也真是该着。那天，她去高校采访归来，穿过麻线胡同回报社时，一辆小卧车从她身旁
风驰而过，轮下扬起滚滚黄尘（当时北京的许多条胡同，还没有铺柏油），使得她无法逃避
黄尘洗面之灾。回到报社文教组后，就仿照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旧诗，在小黑板上诌
下了这么几句：“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车坐的——吃灰……”
这几句歪诗，充其量不过是宣泄她对黄尘洗面的不满，尽管其中掺杂了少许黑色幽默和
反差度很大的对比，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含义在内。但是这几句歪诗成了导火线，有人揭
发张沪在党内曾提出过“五一节搞大规模的游行实属劳民伤财”之类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党
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牛唇不对马嘴的荒诞分析，居然成了法律，她很快被确定成右派分
子。她十足年龄16岁时，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在国民党疯狂大逮捕、大屠杀时，她曾经
奉地下党之命，参加学生“反缴费运动”，被国民党抓获后，国民党特务看她个头太小，实
在不像个共党分子，便脆脆地赏了她一记耳光，把她轰出特刑厅。地下党为了保护她，把她
送往了苏北解放区。这场灾难使她很伤心，但她外表又极其冷静，她照常挺胸走路，没有其
他右派分子身背十字架的负罪之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去厕所，在马桶上仍
然翻着《红楼梦》，这一镜头被那位美术组里惟一逃脱右派厄运的女画家看在眼里，在大楼
楼道里画了她一幅漫画，把她画成一只长着长长尾巴的狼，说她是死不认罪的右派。这下，
可激怒了她，她气愤地对我说：“我接受说理批判，可不接受这样的侮辱，我要叫她把这张
大字报撕了去。”
我生性懦弱，在风浪面前更为胆怯，规劝她说：“吞下这口气吧！这是政治运动！”
“她为什么要侮辱我的人格？”
“也许是怕把她也划进右派圈子，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说，“这种心理状态，和右派
一样可怜！”
“不是可怜，是可卑！”她高声喊着。
她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使她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吃了不少亏，这是后话。但在当时，
我还没有被定成右派，权衡利弊关系，她还是吞下了这口气。但她屡屡向我表示，要把侮辱
过她的人，记上一辈子！
我没有她的傲骨，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我只希望像一只被人遗忘了的土拨鼠那
样，在幽暗的洞穴里躲过这场雷暴。但幻想终究取代不了现实，文艺界的泰斗们首先被报刊
点名了：艾青、丁玲、冯雪峰、钟惦棐、江丰……接着，北国的神童作家刘绍棠以及南京
“探索者”成员方之、陆文夫、高晓声等被点名示众。虽然报纸上尚未直呼他们为右派分
子，但在批判文章中，无一例外地去掉了“同志”的称呼。按照50年代的阶级分析法，庞
杂纷乱的大千世界只有革命和反革命两大营垒，“同志”二字是革命者神圣的标志，取缔了
“同志”称呼，当然就意味着是敌对分子了——对此，我感到不寒而栗。
文坛皆知，我和刘绍棠是孙犁的得意门生，又是性格相异但亲密无间的文友，真是在劫
难逃了。一天，领导报社反右斗争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总编辑周游同志，约我去办公室谈
话。我以为给我背上黑十字架，打入另册的时候到了，因而心跳得如同击鼓，迟疑着不想去
推总编辑的房门。
门开了。他严肃地坐在一张棕色的大写字台后面，面色冷峻地对我说：“你最近怎么
样？”
这句话问得很笼统，但我知道他所要问的是什么，便回答说：“我正在考虑自己发表过
的东西，是不是有……”
“应该这么做。”他似乎在肯定我的想法，但是脸上并无赞许的表情，“尽量避免摔大
跤子！”
是暗示？还是打招呼？我不禁暗自盘算起来。周游原是延安鲁艺的学员，打得一手好桥
牌。他很爱才，我被从郊区青龙桥小学调到报社，据说就是因为他读了我发表在《文艺周
刊》上的一篇小说，而打通了市教育局的关卡，让我来当编辑、记者的。1956年我写长篇
小说《南河春晓》时，是他批准的创作假；该年年底，我请求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也是他破
例地为我开的绿灯。当我请求当专业作家的报告递到他案头上时，他找我谈话说：“你年纪
太轻，经受的锻炼还太少；专业创作的要求我支持，但是行政关系还留在报社吧！”因此，
我成了惟一一个身在报社却以文学创作为业的编辑、记者。既是报社宠儿，又是同辈人妒嫉
的对象。我很敬重这位前辈，常常越级找他去聊天，那时他谈笑风生，完全是一个宽厚长
者。但此时他坐在写字台后面，却冷若冰霜。
“我一定好好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我说。
“对。完全对！”他再次表示赞许，但依然蹙锁双眉。
“还有事吗？周游同志！”
“现在我通知你一件事。”
我觉得上绞刑架的时刻到了，我等待命运的宣判。
“你暂时离开报社，到京郊农村参加‘社教工作’去吧！马上就走！”
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时反右斗争已开展得如火如荼，每个单位都
在揪右派，挖右派，而周游居然叫我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属非常之举。回到家
来，我向妻子详述谈话内容，她说：
“这是有意保护你过关！”
“出于爱才？”
“可能吧！你是他调来的。”她分析着，“再说，咱们这个四口之家，已经有我这个戴
上右派帽子的人了，他们或许不忍心再给你戴上这顶铁帽子！”
“阿弥陀怫——”我暗自庆幸我身后有个保护神。
“但也未必能保护得了你。”她说，“他只是‘五人领导小组’中的五分之一，其余那
五分之四，还是个问号呢！”
不管怎么说，我在困境中看见了一线生机。第二天凌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车去
东郊高碑店乡“社教工作组”报到。我被分配和东城区妇联一个同志到农业社所属的各个生
产队去调查。我拼命地工作，与其说是为了积极表现，还不如说是以繁忙的工作压抑内心的
忐忑不安的情绪更为准确。我最怕黑夜的寂静，躺在床上总是久久不能入睡，就连水塘里的
阵阵蛙鸣，都能使我联想起批斗右派时的激昂口号声。还好，睡在同一顶屋檐下的同志，都
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梦，并没发现我这个辗转反侧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妇
联同志，对我白天连打哈欠表示不解。
“喂！夜里干什么去了？”她单纯、开朗、活泼，对于我这个濒于右派泥沼人的心情，
毫无所知，“你听早晨的新闻广播了吗？又揪出好几个文艺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吴祖
光，叫什么‘二流堂’小集团。”
我苦笑着应声：“是吗？”
“你怎么不关心重大的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她以戏谑的形式，向
我袒露着一个女青年的心声。
“只要听不见我的名字就行。”我回答了她的真诚。
“不会。来工作组的都是机关里的左派同志，你要是个右派，领导不会派你来搞社
教。”她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不过，你们文艺界确实是右派的老窝，有个叫刘绍棠的胆敢
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是狗胆包天！”
哪壶不开她提哪壶，使我在寻求安宁中，失去心灵的安宁。其实，这并不是她的过失，
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生活在她眼里永远是蓝天。她似乎没接触过农村，对这里的一
草一木都感到新鲜，因而在路上常常跳蹦着，唱起50年代青年们喜欢唱的歌：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
青青的河水蓝蓝的天……
这支歌使我格外惆怅和茫然。据我所知，这首歌的词作者马寒冰同志，在鸣放乍起之
时，曾与陈其通等四人，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捍卫文艺路线的文章，结果受到
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指出文章是“左”倾，不利于鸣放，马寒冰承受不住压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