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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天的旷野上进食，有人竟然呼喊开了：“刘队长万岁！”“胡萝卜万岁！”
由于这一发现，刺激了囚号们的联想，有人拿铁锨到界邻的白薯地里试了几下，居然挖
出一块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于是，人们疯了般地涌向了白薯地。这块地不同于胡萝卜
地，漏挖的胡萝卜，能隐隐约约看见头上枯萎的黄叶；漏挖的白薯都藏在地下，尽管连挖带
刨仍难见收获。在这一点上我非常钦佩刘队长的机智，他派人去喊猪棺，叫他们赶着猪来白
薯地当雷达探测仪，凡是猪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里边一定有白薯。遇到这一情况，囚号们
把猪一脚踢开，顺势来往下挖，就可以挖到白薯（在中篇小说《风泪眼》中，对这一绝妙的
细节，我进行了移花接木）。
这位想出轰猪来当探测仪的刘队长，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难忘他在困难年代中对囚
号施行的仁政。一个分场里有几个中队，还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一位以诚待人的队长，他积极
想各种办法减少浮肿号，使尽浑身解数增加饥汉们的热能。可想而知，在饥荒席卷全国的年
代，这种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则是我难以忘却的。
之所以印象如此深邃，刘队长（包括绰号“姚菩萨”的指导员）对我个人也曾给予人道
的待遇。那是在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站在队列中等待出工，这位刘队长突然把我喊出了队
列，问我：
“你想去看看你亲人吗？”
我愣了半天，才回答出来：“想。”
“我早就觉察出来了。”他说。
“我没有对人说起过。”
“这还用说？”他咧嘴笑了，“都是人么，以心度心就能猜到。”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介绍信递给我，同时叮嘱我说：“姚指导员给她们女队打过
电话了，她们队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喜出望外，保证说：“队长放心，我下午就赶回来！”
他笑笑说：“用不着当天就赶回来，你在那儿可以过一夜。七月七还有个‘天河配’，
你跟你爱人好好聚一下吧！”
我整整褴楼的衣衫刚要启程，他又从背后叫住了我，递给我一把雨伞：“天不保险，带
上它。”
从西荒地“583”分场到东区的女号驻地葡萄园，大约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刚行至大
堤下的农道上，大雨就滂沱而落，那把伞只能遮住上身，而裤子淋得湿透。加上清河农场为
粘性土质，粘泥很快就沾掉了我的鞋。我索性把鞋扒下来，夹在腋下。尽管这样，我还没走
出一半路程，跌跌滑滑的浑身已摔成泥猴了。
只有一件东西没有沾上湿泥，那就是行前我领到的三个大米面窝窝头。我必须把它保护
好，我想和妻子会见时与她同吃。离开土城前，家里转来她寄往家中的一封信，信上说她身
患浮肿，没有力气出工，不能出工的病号定量21斤，其饥饿程度可想而知。那么，这三个
大米面窝窝头，就算是受难丈夫向受难妻子馈赠的礼物吧！
大雨连哭带嚎，“西荒地”的农道上看不见一个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绪十分复杂：时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体浮肿到了什么程度。见面该怎
么说第一句话？她性格比我坚强，一定不会掉泪；而我则难以保证这一点，因为此时此刻我
的酸楚泪水已经与雨水同流了……二十多华里的路，走了五六个小时，走出，‘西荒地”踏
上了沙石公路时，雨停了。我到一个水沟旁洗净脚板上的污泥，蹬上那双解放牌矮帮绿球
鞋，按着路人指点的方向，直奔女号的驻地。关于那儿的环境，事隔二十几年记忆已经模糊
了，外边似乎有木栏状的围墙，在大门口的大值班是个年轻的姑娘，可能这儿绝少出现男性
之故，当我出现在门口时，她觉得有些惊奇。
“你……”
我没说来看张沪，先递给她那封介绍信。她看完信仿佛明白了我的来意，对我说：“你
先进来，我去禀报队长。”
“她在吗？”我追问了一句。
她知道了这个“她”的含义是谁，点点头说：“下雨天，没出工，正在学习呢！”
片刻之后，一个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队长走出院子，她的背后跟着我妻子张沪。她比一年
前更瘦了，脸上颧骨外突，身上那件补着补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显得过于肥大。她两眼直
直地凝视我，泪光闪烁在她那双黑眸当中；我强制自己不能流露心声，我生怕一场见面的
“天河雨”，会招来意外的麻烦。
那健壮的女队长，把我们带到一问空旷的小屋，对我俩说：“本来劳教分子是没有彼此
会见的权利的，经过我们双方队部研究，觉得叫你们见面谈谈，对改造你俩的反动立场有
利，就破例作出这样的安排。你们可以在这儿团聚一夜，明天早晨你返回男队。”她走了，
又折回身来，补充了对张沪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跟大队去葡萄园了，上午在家帮着
大值班整整院内卫生吧！”她去了，并不失礼貌地关上了房门。
我不想在这篇回忆录里，详细回忆那次的会见。
对于我它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纪念意义，充其量也不过是苦难时代悲怆乐曲中的一个小小
欢快音符。即使在这小小音符中，欢快中也充满凄婉的底色。那是一问没有桌椅板凳的房
子，地上一角铺着厚厚的稻草，张沪把她的行李从宿舍里搬到这里，稻草就是我们过夜的
床。据她告诉我，这儿原是武警豢养警大的狗舍，女号搬到这块地盘，战士迁居后这儿就成
了女号的接见室。那是一个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们低声絮语时，有两只红眼耗子一直在稻
草边上跑来跑去。它是来觅吃我们掉在草铺上的窝头渣渣的——晚上，我们一起吃了我带来
的三个凉窝头，并在一口小铝锅里吃了她打来的大米稀粥。
“还有希望吗？”她是悲观主义者。
“有希望。”我只能这么说，以给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儿子！”她喃喃他说。
我就把在营门、“土城”两次见到老母幼子的情况，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当然，
我要删去母子会见时的眼泪，尽量说些使人快慰的话。
她告诉我：知识分子在这块地方生存十分艰难，同一个屋顶下的土炕上，住着洋妓、老
鸨、小偷、流氓……无穷的争吵，无穷的格斗，她感到精神上难以支撑。这儿的知识分子，
常常是她们欺侮和嘲弄的对象。她说她正向一个老尼姑学简易的防身术呢（见她发表在《人
民文学》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说《曼陀罗花》。
不会见盼望会见，真正见面了，倒留下一个怪影幢幢而又难以割断的梦。别时到了，还
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点我归途上可走的近路，并悄声告诉我：她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
1960年底的“严厉打击”，把她当作思想反动分子掷到这儿来了。
去时的一点点欢快之情，归途上一荡而光。来时觉得路短，归时觉得路长。举目四望，
“西荒地”遍地皆是茅草碱地，黑黑的乌鸦在灰色的云片下噪叫。我坐在农道旁的土埂上休
息腿脚，既感到身体的疲累，更感到精神的困顿。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杰克·伦敦的
小说《热爱生命》。小说描写两个淘金者历尽艰辛，穿越死亡线的严酷情形。其中的一个途
中死掉被狼嚼了，另一个经历了人与狼的搏斗，终于逃离了死亡地带，后来疲惫地走不动
了，便像龟一样硬是爬到了海边……我想我和张沪也是一根绳索上的两个弱小动物，正在经
历和淘金者场景不同但实质并无差别的挣扎，如果其中之一和中途丧生的淘金者命运一样，
那将会是谁呢？
我身体比她好些。
她意志比我坚韧。
我是男性。
她是女性。
在这场漫长马拉松的“穿越”之中，倒下的很可能不是她，而是我。除非她再次像
1959年那样自杀。否则，走不到驿路尽头的，一定是我。
到了该年的冬天，浑浊而多云的天空仿佛微露了一隙蓝天，不知从哪儿传出来的“谣
言”，说是“右派要受赦兔！”“右派要时来运转了！”“右派要离开劳改单位，另外安排
工作了！”对此种种，劳改干部表示沉默。这块地盘，凡是不予追查的“谣言”，事后常常
得到证实。有一天晚上，中队集合站队进行点名时，指导员“姚菩萨”在队前训政时，讲了
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虽说都在这儿改造思想，但是人跟人不一样。反动知识分子喝
过墨水，有文化有知识，只要擦净脑瓜子里的反动污泥，就像钟表一样，还是能够使用的
嘛！”话里有话，弦外有音，这等于默认了那些“谣言”的可能性——1962年早春，公开
的命令终于下达了：凡是犯了右派罪行的，一律集中到“584”分场去学习待命。
地富反坏右中的老未，行情突然上涨。本来在社会最底层的劳改队，知识分子在其中又
属于最底层。搬迁那天，那些犯流氓盗窃的囚号，居然向我们伸出大拇指：行了！你们是有
盼头的人了，要是出了大墙。铁丝网，别忘了一块受过罪的哥儿们、爷儿们。我心情惶惶，
真不知老右是否真正发生了什么命运的转机。“584”集中了右字号的有二百多人，话题的
中心是分析形势。从京、津、沪三大城市来探视亲人的右派家属，带来如下的消息：一，社
会正在给反右倾机会主义中落马的“右倾分子”吹平反风；二，三月份文艺界在广州开了一
个“广州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居然讲到，在过去的两年中，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受到限
制，心情也不愉快云云。从大气候上分析，显然是从“多云”向“半阴半晴”转化的迹象，
或许是这股暖风吹到“西荒地”来了吧？
主管“右字号”中队的指导员叫李文山，个子又瘦又小，行动风风火火。我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