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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混沌 作者:从维熙-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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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这股暖风吹到“西荒地”来了吧?
    主管“右字号”中队的指导员叫李文山,个子又瘦又小,行动风风火火。我们到
“584”集中的第三天,就开始了跑步出操。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以喜幸的调子说道:
“为啥要出操哩?回到社会上去工作,也得有个新的精神面貌么;从今天起,不能总低着头
和老二(指生殖器)算账,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回答是响亮的。
    气氛宽松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点。每天早晨每人有一大碗白米粥喝,这也被老右们
看成气温回升的具体标志。在一片天真的狂热中,我难以忘记同类陆鲁山,因为他和我都是
独生子,家中又都只有一个年老的母亲,因而闲聊的时间,比和其他同类要多一些。他说:
“我固然可怜,我看周围的同类,比我更可怜!”他的理由是,在阶级斗争喊得山响的政策
下,虽然偶然出现某种缓和,这可能酝酿着“暖后大寒”。
    我不以为然,说:“也许中央发现了五七年的失误了呢!”
    “不可能。”他用力摇着头,“你看不见吗,说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
曹操杀杨修的典故,你忘了吗?”
    我虽然从理智上承认他是对的,但幻想着对改变处境的渴求,因而谈问题常常在理智中
掺上感情成分,若同在纯酒中掺水。便说:“刘少奇也许能起到一点制约作用!”
    “算了吧!”他谈话从不含糊,“在我看来,咱们从‘583’到‘584’来,是向
‘586’更贴近了一步。”
    “这倒未必。”我觉得由于他的激烈,使判断流于偏颇。
    “唉!”他长叹一口气,“前途在哪儿,有人编了顺口溜,有意思极了。”
    “说说。”
    “向前看,老残班;再向前看,冒青烟!”
    老残班的含义我懂,就是说一直要改造到老,进了老残队为止。至于“冒青烟”,我还
不知其意。
    他说:“‘冒青烟’就是进火葬场呵!当然了,这儿现在没有火葬场,等到咱们到了老
残年龄,这儿保险会出现一个炼尸排气的大烟筒!”
    这段谈话所以记忆如此深邃,共同的家境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为他的这些激
烈言词,在事后都被铁一样事实的验证,还有一个比上述两个原因更为使我悲恸而难忘的因
素,陆鲁山和另外几个同类,孙本桥、姚祖怡、王同竹,在“文革”中被枪毙于南京。姚祖
怡原是外贸部的工作干部,王同竹是马列编译局干部,陆鲁山和孙本桥都是大学生,青春和
年华凋谢于悲惨的年代(见书后附文《金陵寻梦》)。
    当时,对形势具有陆鲁山这种尖锐观点的人,在老右群体中是绝对少数;多数老右对现
实均抱有幻想,我则处在理性和感性剧烈冲突之中。比如:指导员李文山找曾经在北京丰台
区当过中学音乐教师的徐洲谈了话,询及他一旦重回社会,手指能否适应再弹钢琴的问题,
就立刻被老右视为一颗解禁的信号弹,升在了阴霾的天空。前文提到过,因煮吃癫蛤蟆险些
丧命的“上海少爷”陆丰年,似具备从细微中透视宏观的特异功能,他说:“不要忧心忡忡
了嘛,咱们集中到‘584’来,本身就是向社会跨了一大步。你看咱们后院的成员,属于社
会上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不属于劳改范围。由此可以推论,我们正在向回归社会过渡。”
    “584”的后几排房,确实住着一些非劳改成员。他们是来自北京市内无依无靠的老
者。后来渐渐知道了这些鳏寡孤独所以弄到这儿来,而没有留在北京市的街道抚养,并非乐
天派陆丰年推论的那么简单。我和一个老者交谈过,他告诉我,凡是到清河农场来的老人,
都是有“前科”的人,或原来国民党的遗老遗孀;或解放前天桥的混混和妓院的老板等,貌
似由民政部门抚养,实际属公安局十三处管制。我确信这个老头儿的话并非虚言,因为他本
人就是原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再看看这些老头儿老太大的生活处境,更觉陆丰年
君的推论过于浪漫:他(她)们的衣衫皆褴褛不堪,老太太蓬头垢面,老头儿甚至伸手向老
右要烟头吸,他们的房前屋后堆放着垃圾,闲饥难忍的遗老们,半天半天机械人一般地在垃
圾山边翻腾,仿佛下边埋着金银财宝似的。但那一双双长满黑皴的手指拾进锅碗里的东西,
不外是烂菜叶一类的玩艺儿。有时,他们排成一溜儿,坐在向阳的墙根下,闭目养神。奇怪
的是很难见到他们彼此说话,一个个的形象倒是酷似电影《红岩》中的疯老头子华子良。他
(她)们似乎靠回忆为生,在向阳的墙根下静待夕阳落山……
    希望在我心中破灭了。
    没有希望的日子愈显其长。
    有的不甘心这种命运的人,开始挣脱铁丝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志华。他原是北
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福建南安人氏,此人极其聪明,还常常制几句诗以露文采。有一天
清晨,他一人推着一辆小车(上边装有铁锨、扁担和抬筐),提前往场工地运送工具。待等
大队人马抵达工地后,只见工具车放在那儿,人不知到哪儿去了。我们都以为他躲在土坡后
或什么避风的地方拉屎,因而并没在意;时至中午收工集合时,才发现张志华逃跑溜号了。
这无异于另一颗信号弹,他给在幻灭中彷徨的“同类”心中塞进了一团疑云:既然是前途充
满了希望,为什么他还逃跑?
    不久,另一件事又给我灰色的心田,带来了一丝曙光。大约是1962年的夏天,我姨兄
张玉华背着食品从北京到劳改农场看我,趁那位姓杜的队长不在屋的瞬间,递给我一封短
信;信尾没有署名,但那字迹我分辨得出来,这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他在信中告诉我,王
蒙重新在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邵燕样在《人民文学》上也有诗作问世;他的短篇小说《县报
记者)将在《北京文艺》上亮相云云。这个信息,对我说来比姨兄带来的那一堆食品还重
要,因为那是冰河解冻的消息,是关联到劳改农场一大批落难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所以,
我姨兄一离开农场,我立刻把这一准确的佳讯,告诉了我的那些“同类”,于是老右们心中
渐渐熄灭的火,又重新开始冒烟,大家都把这封信上提及的事情,视为政治上的天空放晴的
征兆,觉得同类已然能在刊物上发表作品,解放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太遥远了。
    有人唱歌。有人写诗。简陋的监舍里,偶尔还能听到二胡琴声,有京剧爱好者,还常常
来上一两段清唱。大家归心似箭,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话题几乎都是一个:我还能不能重新
从事过去的工作。回盼那些时日中的种种表现,既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爱,更感到中国知
识分子的可悲。说其可爱,是他们中的多数不计恩怨得失,尽管他们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几年
的惩处,但是仍揣着一颗赤诚报国之心。说其可悲,也正是由于这种屈原精神,限制了他们
对社会的透视和洞穿的能力,他们往往不去思考功与罪的界限,而沉溺于个人前程的幻灭感
之中。因而一颗小小的星火,哪怕是旋即熄灭的萤光,也会在他们心头掀起波浪——我也不
能摆脱知识分子心灵上可悲的积淀,认为解禁的日子确已到来。
    所以,在1962年暮秋,农场里传来“老右”再次集中,乘火车去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
的消息时,这些“老右”的心迷醉如痴。在去往茶淀火车站的途中,不知谁带头在卡车上唱
起《歌唱祖国》,立刻一唱百和。
    歌声穿过荒芜而饥饿的土地。
    歌声在黄尘滚滚的农道上飞扬。
    “再见吧!清河的芦苇塘!”
    “再见吧!死亡的天国‘586’!”
    “我们‘拜拜’了!”
    “我们去北京!”
    梦!这些痴情的知识分子,幼稚的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
                           1988牟秋于北京

在昔日乾隆帝狩猎的行宫旁
        如果劳改农场也能按人类的宗教概念,区分为“天堂”和“地狱”的话,我们这些来自
茶淀农场(对外叫“清河农场”)的老右,来到团河农场则如同从“地狱”走进“天堂”。
团河农场位于北京城南十多公里的“团河宫”之畔,“团河宫”曾是昔日乾隆皇帝狩猎之后
落脚的行宫。我们所以能知道这个历史典故,因为我们老右中间有一个”地理仙”。当我们
刚刚登上从茶淀开往北京的火车,押送我们上路的劳改队长,就把我们的下一个驿站团河农
场的字号,告诉了我们。
    人都离开了茶淀,保密已无任何必要。何况老右们的命运,此时行情看涨,有什么必要
还让我们蒙在鼓里呢?
    如同一声惊蛰春雷,惊醒了冻土层里的一条条蚯蚓,车厢里开始活了过来。老右们刚才
好像被茶淀的夜风吹僵了,“团河”这个字眼,使我们有了热力。首先开口出声的就是原北
京师大的地理系学生曹克强,他说:“那儿是一块风水宝地,由于乾隆皇帝到过那儿,那儿
便有了亭、台、楼、榭甚的。地理位置还紧挨着一条小河,那河叫甚的名字来着?”他一边
叩打着脑门,一边回忆着那条河的名字。此时我们那一节车厢里的人——包括那位队长,都
在倾听曹克强君的白花。
    当然,我们听曹君的话,比听那位队长的话精神要专注得多——因为那是我们这群“黑
乌鸦”将要栖息生存的鸦巢。中央在广州召开的有关“为知识分子‘脱帽’问题”大会的
事,虽然没有明确包括我们这些被打入最底层的老右们,但这股风必然会波及我们的命运,
则是大家共认的。不然的话,把我们调往北京市郊来于什么?!基于这种心态,老右们迫不
及待地向这位“地理仙”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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