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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我们和服刑的囚徒一块砌墙，岗楼上荷枪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枪口下，无
论“内矛”。“敌矛”，还是“杂毛”，一律是笼子中的鸟儿。
“俺说班长，咱俩换件宝贝咋样？”喜笑颜开的刘四，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式，与岗
楼里的士兵调侃道：“你胸前配戴的‘红太阳’，没有我的‘红太阳’大。咱俩勾干勾干
（交换）如何？”
岗楼士兵向他吼道：“你老实一点，你们北京来的这批‘反革命’，干活净耍滑头。”
“报告班长，俺可不是‘反革命’。”刘四仰脖，继续和那士兵磨嘴皮，“前几年俺闹
肚饥，偷吃了一回副食店的糕点，就关到笼子里来了！”
“干活——”监管犯人的士兵，气得红头涨脸，“再耍歪调，对你可要不客气了！”说
着，威慑地把肩上的步枪摘了下来，把枪口从岗楼的凹形洞穴中伸了出来。“好。俺低头认
罪。”刘四一连朝岗楼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班长你上有老下有小，拉家带口的不容
易，还在这儿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刚才俺真的是想向你表示敬意。”说话之间，他直起腰
来，神情嗫嚅地走到岗楼底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一枚碗口大小的“红太阳”像
章，抛向岗楼。他手法很准，像章不偏不倚地飞进了岗楼。
因为我们砌墙的地段，在大墙的拐弯死角，除了在墙上挥动瓦刀的犯人能看见这幕无规
则、无方圆的游戏之外，能看见这幕戏的只有我了。那士兵捡起像章，用袖口擦了擦，竟然
没有投掷回来。他背起枪，背过了身子，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你敢乱扔毛主席像章，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墙头上来自山西闻喜县的老犯人，看看
周围无人，低声对墙根下的我和刘四说，“俺原来是村支部书记，只因为开会时一马虎把
《毛主席语录》坐在屁股底下，便判了这个数。”他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八”字，“俺劝
你们这群北京来的‘号子’，千万别往枪口上撞。”
“‘老冒’，你不觉得冤吗？”
我忙扯了刘四袖口一下，因为新近驻厂支左的军代表于连长来了。此人不仅长得高大魁
梧，而且讲话盛气凌人，“你们是‘鸡巴’什么东西”之类的脏话，常常挂在嘴边。刘四眼
观六路，耳听八方，神经触觉十分灵敏，他舌尖一转，便唱起自编自演的歌儿：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坦白了吧！坦白了吧！
政府宽大。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政府改造我们，
是为了我们成材。
刘四有意高声哼唱，借以转移于连长的视线。可是于连长和尾随在其后的砖厂头头们，
并没注意和灰搬砖的我们——他们在计算着大墙的高度以及电网什么的，没心思听刘四哼唱
“争取积极表现”的小曲，便气字轩昂而过。我有些蹊跷，望着于连长的背影，实在想不通
在部队上的一个小小连长，何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自从他支左进驻砖厂后，若同一鸟入
林，百鸟压音。我亲眼见到劳改队长们和他谈话，都两手垂直，中指对准警服的裤线。大墙
之内各种有前科的成员，当然就更惧之如虎了。
刚到曲沃砖厂的头几天夜里，通往太原公路上响着坦克的履带声。来曲沃的当天，我们
已经知道了，这是当地部队去平息省城的武斗。坦克碾在公路上的声响虽然使我和张沪难以
成眠，但是我们并不惧怕这种声音——我们是关在笼子里的死虎死猫，武斗的子弹是不会朝
我们头上射击的。使我们心里发怵的是于连长这号人物，自从他来支左后，肃杀之气便在砖
厂里蔓延开来。他生气时常以拳头擂桌子，嘴里还要吐出“鸡巴”之类的字眼。监管干部们
对此瞠目结舌，劳改成员更是个个噤若寒蝉。
静夜之中她对我说：“简直像个军阀！”
“是军阀你能咋的，目前咱们的命运是在人家手心里捏着。”我说。
“刚解放时，我爸是接管北京院校的军管会代表之一，作风平易近人。”她喃喃他说，
“这号军代表，哪像来支左的，简直像恶霸。”
我说他没多少文化，不要对人苛求；再则，直接管我们的是劳改队长。他的行为，与我
们无关。还是合上眼睛多关注点我们自身的吃、喝、拉、撒、睡为好。
张沪生性刚烈，为此她已付出了不小的牺牲。仅从她少年时就参加了革命来说，怎么也
该比我早摘掉右派帽子。就因为她刚直不阿，又不会取悦于那些劳改干部，因而尽管饥荒年
代在茶淀农场女队，她被树为惟一个不偷吃葡萄的人（女队曾在葡萄园劳动）的模范人物。
但是由于她的洁身自好，不能舍去清高而与那些女号同流合污。队长说话若有失当之处，她
仍敢于当面直言——直言在专政与被专政的机关中，可以解释成“顶撞干部”的同义词。她
五七年划右，吃了这个亏；进劳改队，依然为此付出代价。她是戴着一顶右派帽子来到晋阳
大地的，这在几百名发配山西来的老右当中，属于绝无仅有的；在山西曲沃当然更是只此一
家，别无分号了。
尽管如此，我们初到山西时，还是觉得山西劳改系统，比北京劳改单位要人道一些。从
1960年底至1969年，我和她始终分监在男号和女号，“牛郎”和“织女”有一条天河相
隔，不能生活在一间屋子里。来到山西，汾河给了我们一点恩赐，凡属夫妻的，一律不再分
而治之，给了双方一间共同生活的小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转移至山西腹地，也算是有
失有得。失即离北京的老母亲和儿子更远了，得即是两只昔日分飞的劳燕，有了一个共同居
住的巢穴。此为山西省劳改局的人道主义行为之一。之二，对女劳改成员，劳动上给予了适
当的照顾，男的去和犯人一起干活，女的则干些织毛衣和一些不太费力的活儿。对她们来
说，比在茶淀农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着实要轻松多了。
来曲沃不久，我们就发现了山西人的精明。在我们男号完成了高筑大墙的任务之后，就
被分派到这儿犯人干活的砖厂，和犯人们一起运土、打坯和烧砖。我当时的劳动项目是供
土，即把一车车制坯的泥土，送往打坯车间。山西人的精明，就在于他们对劳动场地的设计
能榨干劳改成员的汗水：一车打坯的土，至少有二百多斤，前后皆有遮板挡着，假如再配上
一个木盖，那形状大小犹如一口棺木了。妙就妙在你拉起车来，不用有人在后边挥鞭，你就
会像奔马一般拉着土车一路飞跑。因为一路下坡，使你无法放缓脚步，想当一头懒驴或中途
停步擦擦汗水——没门儿。所以，在我一路像奔跑的驴儿一般，向制配车间运土时，我曾经
想起“不用挥鞭自奋蹄”的诗句。我还想起，如果在曲沃砖厂改造上几年，我会成为一名优
秀的长跑运动员，因为把一车土拉到制坯车间，要有二里地的路程呢！
将上卸下，擦擦脸上的汗水，马上要往回走。归途则是一路上坡，虽然没有了“自奋
蹄”之快速，但却有攀登山崖之艰难。上坡时倒是时刻可以停下来，没人催命；但拉一车土
发你一个牌牌，那不会说话的牌牌，充当着不会说话的劳改队长的角色，使人不敢停步喘
息；因为兜里牌牌少了，完不成劳动定额，要吃家伙的。可以说是来回重载，甭想在劳改中
找到一点轻松。这是我到山西才发现的“劳改绝招”，难怪古书上记载着巨商富贾，多尽出
于斯呢（始自明、清，有晋商和徽商两大脉系）！
在曲沃劳改的记忆中，拉土车的活儿是最累的活儿了。一天下来，骨头像是散了架一
般。在那条马拉松的长跑（重车）和竞走（空车）流水线上，我们这些“二劳改”惟一区别
于大劳改（犯人）的，就是我们头上不戴瓜皮小帽，身上不穿灰色囚衣。记得，有一天我有
点儿感冒，跑车的速度慢了一点，便和比我年纪长几岁的“同类”李建源君碰到一起，他气
喘吁吁他说：
“拉起土车，让我想起一部小说。”
“你还有闲情雅兴？”我问。
“阿Q的精神平衡法，有时还能解除一点儿精神上的疲惫。”他在解放前的一家报纸当
过文字记者，解放后他在新华社工作。1957年鸣放时期，不知给党支部提出过什么意见，
新账老账一块算，他被送进了劳改队，“我想起拉洋车的骆驼祥子，小说里说他拉洋车拉得
有滋有味，一想起老舍这部小说，我就常常设想我就是骆驼祥子。”
“你真够浪漫的。”我说。
“浪漫能自我解脱。”他说。
“人家是在旧北平的大马路上跑来跑去。”我说，“车儿响着悦耳的铃声不说，还有虎
妞儿给他温暖哩！”
建源君说：“你别较真儿，这是对自己施行精神上的麻醉。拉着土车，尽量想些轻松的
事儿，不是可以忘记这土车沉重的负荷嘛！”
我之所以能记住建源君跑车时的这一细节，不仅是因为在北京茶淀农场就曾相识。更为
重要的是他有着一双区别于其他“同类”的眼睛，不知是先天的遗传因素，还是后天的社会
雕塑，他的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那只较小的眼睛和“同类”并无差异，那只较大的眼
睛却常常垂着泪滴。他爱人是某医院的大夫，告诉他的眼疾学名叫“风泪眼”，只要迎面有
风吹来，他的眼睛就像风中残烛一样，垂泪不止。在他和我并排跑车的时候，即使在无风的
天气，也因车速而生风，因而他的那只眼睛，总在垂泪。所以，建源君拉土车时的这一浪漫
情愫，反而引起了我内心的悲凉，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一瞬间，是因为他一边浪漫，一边在擦
他的那只泪眼。苦戏甜唱——阿Q精神胜利法，在“同类”中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