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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纪事》，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希被戴上“恶攻”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先是在农场里被
斗得死去活来，那些劳改队中的积极分子们，先用力揪起朱希的头发，使其双脚离地；然后
由五大三粗的汉子，没头没脸地抽打他的全身。直到打得朱希高声嚎叫，使在场的会议参加
者，心灵颤栗为止。打过之后，打手们用绳子从背后反吊其双手（在劳改队称之为“吊鸡
爪”），狠狠地向上一勒，朱希又是一声惨叫，似乎他已经死了过去。然后，打手们把他往
卡车上一扔，像是扔一头死猪似的——下一个节目，是武警押着他，在整个长治市游街。
多少年后，朱希在对我回叙当时的情景时，还感到毛骨悚然。他说：“不知道那根绳子
是怎么捆的，我只感到两只胳膊以及双手，疼痛得失去了知觉。大汗珠子顿时从身体的每个
部位流了下来。说是汗如雨下，没有什么过分，因为我的脚边，被汗水洇湿了一片。这么一
吊，我的头立刻像葫芦上般垂了下来。我就是这样垂着头，乘着卡车穿过整个长治市的大街
的。但是卡车没有拉我回来，而是把我拉到一个有大墙、电网和岗楼的大门里，我坐了
牢。”
那儿是一座昔日阎锡山开创的模范监狱，是专门以关押共产党人出了名的铁牢。那是窑
洞形的牢房，没有窗子，只有一个通气孔。每到冬天，里边生火取暖，是没有烟筒的火炉—
—因为其不通风之故，有一次差一点儿把牢里的犯人全部熏死。多亏有人感到了头晕，请求
监管干部放风——所有的犯人都到了院子里来，才算喘过一口气来。
与他同一牢房的是淮海兵工厂的厂长，也是一个老革命。他进监狱的原因，是因为兵器
的流失，从而演化成长治的大武斗。但是朱希的上书材料，是通过农场革委会转呈中央的，
即使是观点错误，怎么就成了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了呢——朱希生性刚直不阿，对此
他一直想不通。因而，他拒绝检查，他认为五七年反右就错了，现在是错上加错。按着这位
老革命的观念，共产党会自我修正错误的——因而他一直等待着农场来车接他回场。
第一年过了，没有消息；第二年过去了，还没有消息……他在里边一直当了四年多的囚
犯，直到他被收监50个月的时候，农场才来人把他不明不白地接了回去。在这四年多的光
景中，他连续不断地上书，因为新来的犯人告诉他，林彪叛逃已命毙温都尔汗，他昔日上书
指责林彪理应平反。临行前，他曾问过监管干部，但是回答是“无可奉告”。所以受尽了折
磨的朱希，是以“现反”进监，又糊里糊涂出监的。
发生在以后的故事，不仅是我没有想到，连朱希自己也大吃一惊：当1979年中央为右
派平反时，国家新闻出版局在翻阅朱希的卷宗时，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卷宗中写
明朱希是个死刑犯，是当时当地的公检法秘密判决的。只是还没有执行死刑，林彪叛逃的案
件发就生了——朱希因此而捡了一条命。使人不解的是，卷宗中却没有推翻死刑的任何文字
材料。真是人如草芥，一个革命了多半生的朱希，自己在当时竟然不知道，有一天会被拉向
刑场，吃上一颗子弹！
公章大印皆在，让平反单位大为其难。他们先后三次住返长治，才拿回来一张写有“查
系错捕，宣布无罪”的公文。所以朱希一直到了1979年的5月，才算是回归了干部队伍。
当笔者为写此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回忆录，到朱老的家中拜访时，朱老十分感慨他说：
“当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就这么难！我看的史书也不算少，但是历朝历代哪
有把55万多知识分子，都给打成敌人的，你在史书中发现过吗？”
“没有读到过。”我说，“这55万多的数字，是报纸上公布的。实际数字怕是还要
多。”
我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团河农场右派大聚集的时候，一些来自最基层
的右派告诉我，当年在山高皇帝远的边塞地区，为完成单位中百分之十的数字，还有选举出
来的右派。谁当天正好不在单位，就选上了谁。我说：“当然，像朱老这样判死刑的，虽不
多见。但在‘一打三反’时期，南京就枪决了4个右派，在1997年10月，我在《金陵晚
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希望有知情者，能告之死者情况于一二。文章发表以后，只
有一个《扬子晚报》的读者，给我来过一封信，讲述了她见到行刑前的批斗会现场。当时参
与此事的‘文革’成员，都像是哑巴一样，缄口无言。”我对朱老讲述了那4个老右的名字
和当时被枪决时的情况。
“我也差点儿就成了这样的一缕冤魂。自己掉了脑袋，怕是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掉的！”
朱老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朱老己年过八十，家中陈设几乎还都是50年代的。他用哆哆嗦嗦的手，给我找出一张
他在监狱服刑时的照片。我望着那张照片，虽然强作笑颜，却掩不住内心的凄楚。我问朱
老：“临离开农场之前，大辛庄的干部，就没有一点良知上的表示。比如，向你道个歉，或
者……”
朱老打断我的话说：“没有，在1978年他们就把我给撵回北京来了。”
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哲人，曾说过如是的话：“暴虐的政治，能使人类的道德、良知沦为
娼妓。”在朱希的遭遇上，可以证明此话并非虚言；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文革”的打手
们，连任何一丝自愧的感情都没有呢？！
第5节 我的一次生死劫难
我的这场生死劫难，不属于政治上的——中国历史到了1973年之尾，举国上下正在批
林批孔的高潮当中。场里革委会紧跟形势发展，抽调一批文化人，办墙报，出漫画专刊。我
和张沪以及画画的曹大士、马常等七八个人（大都是办过报纸或在原单位搞过宣传工作的
人），被安排在一间屋子里，从事批林批孔的宣传。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不费劲的事情，
报纸上有现成的材料，将其摘头去尾随便动动笔墨就行了。应该说，这是我和张沪到大辛庄
以来，体力上最为轻松的日子；但从思想上去反刍那些时日，却又是我们最为疲累的日子。
如果是单纯地批判孔子的“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也”，这倒不用去花费什么脑筋。抽到这
个宣传组来的都是知识分子，几乎没一个人不了解“项公舞剑，意在沛公”——打靶的真正
靶牌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做过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到了1962年的广州会议
期间，与陈毅一起，曾为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陈毅还当场为文艺界的两
个知名作家脱帽“祝酒”，这是所有知识分子记忆犹新的往事。
因而在那间批林批孔的小屋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双关语：
“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其山水之间也！”立刻有人应答。
“尊法批儒，谁是法家？谁是儒家？”
“当今法家非张春桥莫属。”
“那么谁是当今的儒家呢？”
……
每当说到关键问题，小屋就沉默下来。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但是谁也不说出周恩来的
名字。虽然，被抽调到这儿来的没有爱打小报告的人，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
可无”，这是那个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公式。朱希事件的场面犹如昨天，我们这些知识
分子，自然不敢随便乱说乱动了。因而在宣传组，大家只能用含而不露的双关语，表述各自
的心迹，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好在，批林批孔的风，很快就刮过去了。宣传组解散归队。我没能再回到我的铣床之
前，当我的铣工。化工车间的四氯化碳即将上马，化工厂要组织一批人员，去张家口化工厂
学习此项工艺的生产流程——这同样需要有文化知识的人去完成，我被列入去张家口学习的
成员之一。对此殊荣我颇感惊喜，因为至少我可以到远离山西的地方去看一看，蜗居山西这
么久，外部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已经全然无知；去张家口可能要路过北京，也许有可能顺
便到家里走上一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之？！
不知为了什么，自从被召入宣传组开始摇动笔杆之后，多多少少勾起来一点死去了的梦
幻。尽管批林批孔，并不是自己所想干的，但是突然接触了文字工作，便有了一种“久别胜
新婚”的亲切之感。当时正好有一位姓高的同类，他因为小提琴拉得比较到位，突然被长治
文联调走，有此先例可寻，我想到我的命运能否在长治有一点转机？那位姓高（我已记不起
他的名字）的同类，在临行前对我说，以我的文学功底和名声，长治市是求而不得的人才；
山西老一辈作家又都知道我的情况，何不想办法回到社会中去？他说他进入文联后，要替我
力荐一下，让我也通过山西的老作家，努一把力。
我拿不定主意，回到小屋与张沪商量。她的意见，是征求刘绍棠的意见——因为他身在
北京，知道文化大环境的宽严程度。当然如能跳出牢笼，怎么也是件好事；但她也担心这个
时代，要跳出劳改的生活圈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记得，在临去张家口之前，我发出去
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绍棠征求意见的，并说我去张家口有可能在北京停留一下，听听他对我
去文联工作的现实性，到底有多大；第二封信是写给马烽和他的爱人段杏绵的，马烽在全国
青年创作会议上与我相识，而段杏绵则在那次创作会议上，与我同在北京代表团为北京代
表。这是我到了山西以后，第一次想到突破围墙，并第一次拿出具体的行动，做突围的试探
和准备。信发出去不久，我们这支开往张家口的队伍，就集结待命了。
带队的队长姓甚名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