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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解放战争结束后，过了几年，为了寻找洪钟字，我把这项任务交给干部们，终于在顺川找到了他。那时，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可是，我们还是让他到道干部学校去学习。他在道干部学校学习之后，仍按照自己的意愿，过着朴素、安静的生活。他把自己的余生完全献给了发掘我父亲革命事迹的工作。
对像洪钟字那样决心为国家，为民族，不失本色的人来说，警察服和警察的牌子都不能成为问题。问题不在睛牌子或服装，而在于人的思想和灵魂。
在八道沟时，父亲依旧关心教育后代的工作。父亲把教师的牌子换成医生的牌子后，仍然像站在讲坛时一样为教育后代的工作倾注心血。通过学校和夜校，对群众做启蒙工作，多多培养有为的人材，才能光复祖国，建设富强的独立国家，这是我父亲的信念。1924年夏天，在三源浦办了个朝鲜小学教员的讲习班，那时，我父亲具体地给他们编定了对学生的教育内容和教唱的歌名。
经过父亲的努力，八道沟办起了朝鲜人的学校。连葡坪的青少年也带粮到这里来搭伙，学习朝鲜文字。
父亲无论到哪里都说：
“教育后代是国家独立和建国的基础。”
“人若不识字，就无异于禽兽。识字懂文才会做人，也才能光复祖国。”我铭记着父亲的教诲，全心用功。我念书的八道沟小学是四年制中国小学，用中国话讲课，科目内容也是中国的。街里没有朝鲜学校。因此，我放学回家，就接受父亲的个别教育。父亲教了我朝鲜语文、地理和朝鲜历史，还给我讲了很多有关列宁、孙文、华盛顿等世界名人的故事。他还给我指定几本必读的进步的小说和其他书籍，读后发表读后感，这样系统地对我做读书指导。由于有这样的指导，当时我读了很多好书，如：《朝鲜之伟人》、《朝鲜英雄传》《俄国革命史和列宁》以及各种报刊。
父亲对做功课要求很严，如不好好用功，我和哲柱弟弟自不必说，就是亨权叔叔有时也要挨我父亲的打。
我母亲也常督促我用功学习。我放学回来后，要上山去打柴，她就说；“还打什么柴呀，快去做功课。”这样，她使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学习方面。
因为母亲连一件好衣服都穿不上，总不辞辛苦，为我们费心，所以，我心里总是琢磨着如何让母亲高兴。有一次，她给钱叫我买球鞋穿，我便到葡坪去用那钱给她买来了女用胶皮鞋。那时，母亲说：“你年岁不大，心可大哩。我穿什么鞋不行啊。只要你们功课好，长得结结实实的，做妈的就高兴了。”
母亲总是为能让我快快乐乐地成长费心思。正因为这样，我在成长时，从没有忧郁的时候，总是活泼、乐观。回想起来，住在八道沟的时期，是我最淘气的时节。有时候，因为过于淘气，大人们直咂舌头。不淘气还能算是孩子吗？
在冰封的鸭绿江上，凿出宽一米多的大窟窿，孩子们排成一行站在江边挨个儿比赛跳冰窟窿。想起那时的八道沟冬天，就是现在也觉得70年前的童心又重现在眼前。那时，我们说，跳不过那个冰窟窿的孩子，将来没有资格当朝鲜军人，于是大家都飞跳了过去。孩子们为避免当不上朝鲜军人的羞耻，拿出全身的劲向冰窟窿跑过去，步子小的和胆子小的孩子，有时会掉进冰窟窿里。这时候，那孩子的家长就会一面忙着给孩子烤干弄湿的衣服，一面唠叨：那个平壤家的成柱，把这街坊的孩子都变成冻明太鱼了。那时，人们都说成柱是八道的孩子王，所以邻居的大人们每当数落自己的孩子时，就要提起我的名字。
有时，在八道沟后山上和孩子们玩军事游戏直到天黑，弄得火人们心焦如焚。遇到这种事，八道沟的人们为找孩子们通夜睡不着觉。由于时常出现这种事，所以大人们对孩子管得很严。可是，要飞向那万里长空自由奔放的童心，哪能锁得住！
有一次，和我一起念书的金宗恒从保管在他家仓库里的雷管箱里拿出一个雷管，向我们显摆。他家仓库里装满了要供给独立军部队的武器、衣服、鞋子之类的东西。金宗恒的哥哥们通过日本会社的代理店购进好多工作服和劳动鞋，给武装队送去。他们为了给独立军供给物资，备了两艘船，还有马，东奔西跑地成批购进物资。
那天，我们坐在火炉旁嗑瓜子儿，金宗恒把雷管拿到嘴边吹口哨。不料，火星碰上雷管，爆炸了，结果他伤了好几处。他哥哥把他用床单包起来背着，跑来找我父亲。雷管炸伤了人的这件事，如果传到警察耳朵里，就要闹出大事来，所以父亲把金宗恒藏在家里，给他治了20多天。
发生过这件事后，我才知道金宗恒的家是往独立军那里运送军用物资的爱国商人。
这个时期，我干了不少冒险的事，的确是不懂事。不过那时，心里总有一个无法驱散的阴影。随着我年龄的增大，亡国的痛苦越来越大地占据了我的心。
五《鸭绿江之歌》
1923年初，父亲把我叫到跟前，问道，小学快毕业了，你打算今后怎么办。
我回答说，想升学继续读书。叫我升学读书，是我父母的夙愿。可是，再次向我问起将来的理想，我心里有些纳闷。
父亲严肃地望了我一会儿，说，从现在起最好到朝鲜去读书。这话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到朝鲜去读书，就要离开父母的身边，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
在一旁补衣服的母亲不禁惊讶地说，年纪还挺小的，送到较近的地方去上学不行吗？
父亲看样子决心已定，他一再地说，眼下虽然因惜别而感到难过，有些惆怅，但一定要把成柱送到朝鲜去读书。我父亲从来就是一言既出，决不毫无道理地收回。
当对，父亲认真地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你从小跟着父母奔走东西，受了不少苦。今后，你重返朝鲜，也许比这还要苦。可是，爸爸还是决定让你到朝鲜去。既然是生在朝鲜的男子，就应该熟悉朝鲜。你到朝鲜去，如果能弄清我国沦亡的原因，那就是很大的收获，你回家乡去，要体验体验我国人民过的是多么穷苦的生活，那么，你就会明白应该做什么。
我回答说，要按照父亲的意愿，回朝鲜去读书。当时的情况是，有钱家的孩子都提着行李争着到国外去留学，认为到美国或日本去，才能文明些，而且能学点学问，这已成了当时时髦的现象。就在人人都在登程去国外时，我却上路回朝鲜去了。
父亲的想法的确很独特。就是现在，我认为那时父亲让我回朝鲜，是做对了。他让一个还不到11岁的儿子一个人去走当时几乎是荒无人烟的一千里地，可见我父亲的性格是不同一般的。他这种性格倒给了我力量和信心。
说实在的，那时候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让我到祖国去学习，别的都没有什么不好，可就是要离开父母和弟弟，我实在不情愿。可是，想回家乡的心情又是那么热切。对祖国的怀念，对温暖家庭的惜别，这两种感情交融在一起，弄得我心神不定地过了几天。
母亲对父亲说，是不是等天气稍暖和些再叫孩子上路。要让小孩子一个人走一千里路，做母亲的怎么能不担心呢！父亲对母亲的话没有表示同意。
母亲心里虽然为我要走千里路担心，但还是为了让我按着父亲的计划上路，连夜给我缝制了朝鲜长袍和布袜子。因为这是父亲已经决定的事，母亲也就没再说别的。这也是我母亲的特点之一。
要出发的日子快到了。父亲问我，从八道沟到万景台有一千里地，一个人能去吗？我回答他，能去。于是，父亲在我的手册上画了路程图。从厚昌到哪里，从和平到哪里，又从哪里到哪里，都详细地标上了地名和里程。他还让我在途中给他打两次电报，一次在江界，一次在平壤。
我在八道沟上路那天是阴历正月三十日（阳历3月16日）。那天，从早晨就刮起了暴风雪。住在八道沟的小朋友们为送我一直跟到厚昌以南，走了30里地。他们要给我做伴一起跟着来了，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回去。
一经上路，我脑子里就出现了很多想法。要走的一千里地中，有500多里是荒无人烟的高山峻岭。要只身越过那险峻的山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从厚昌到江界的路两旁的树林里，大白天也有猛兽出没。我在走那一千里路的过程中，吃了很多苦。尤其是，在走过直岭和狗岘岭（明文岭）时，确实吃了很大苦头，五佳山岭，我走了一整天，越过一道岭，又是一道岭，好像怎么走也走不完。走完五佳山岭，我的脚都起了泡。到了岭下，幸亏有一位老人抱着我，用火柴头给我治了脚上的泡。
我经过月潍，越过五佳山，以后又经过和平、黑水、江界、城干、前川、古仁、清云、熙川、香山、球场，到介川搭上火车，回到了万景台。
从介川到新安州铺的是窄轨，由英国制小型机车“米吉夏”拉着轻便列车运输。从新安州到平壤是和现在一样的宽轨铁路。当时，从介川到平壤的票价是一元九角钱。
我在走千里路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好人。有一次，因为脚疼得厉害，坐了一个农民的爬犁。当分手的时候，为了酬谢，我拿出了一点钱。那个农民没收钱，反而用那钱给我买了饴糖。
最使我难忘的是江界客店老板。天很晚我才到江界，当我找到客店时，他到大门外高兴地迎了我。他个子较矮，留着分头，穿着一身朝鲜式袄裤，为人和蔼亲切，他说，他接到了我父亲的电报，正在等我。
这家有一位老奶奶称我父亲为“金先生”，她很尊敬我父亲。她见了我就说，四年前，你跟着你父亲去中江时还挺小，现在长这么大了。她像见了亲孙子一样高兴。老奶奶用早就准备好的牛排骨熬了汤，还烤了鲜鱼，一点也不给自家孩子，只给我一个人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