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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按照父亲的嘱咐，给八道沟的父母拍了电报。电报每个字要付三分钱，超过六个字，每字要多付一分钱，所以我在电报用纸上写了“平安到达江界”六个字。
第二天，客店老板为了让我坐车去，到汽车站去了一趟，他跟我说，因为车出了故障，要等十来天，车票已经订好，你就算来到亲戚家，多住几天再走。我心里感谢他的热情关照，可是，我对他说，我得快些赶路，他也就没再挽留，给我两双草鞋，还给我找了一架往狗岘岭方面去的牛车。
介川车站前面的“西鲜旅馆”老板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我在那个旅馆住下，就要了定价一角五分钱的份儿饭。那时，旅馆的膳费是分级的，这个旅馆最便宜的份儿饭是一角五分钱。老板却不管这些，给了我五角钱一份的。
我说，没钱吃五角钱一份的。他说，没关系，只管吃吧。
到了晚上，旅馆里给每个旅客发了褥子和两张毯子，收了五角钱。我算了算自己带的钱不够盖两张毯子的。于是，我只要了一张毯子。老板又说，别的顾客都铺褥子，盖两张毯子睡，怎么能叫你一个人那么睡，拿不出钱也不要紧，只管用着吧。
朝鲜人，虽然国家沦亡，变成了亡国奴，过着苦日子，但固有的人情味和世代相传的美好风俗仍然没变。在本世纪初，我国曾经有很多空手旅行的人。人们对来到自家或自己村里的路客，就是不拿钱，也保证他有吃有住，这是朝鲜人的风俗。这种风俗，西方人都表示羡慕。我在千里行的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朝鲜民族是善良的、很讲道德的民族。
“西鲜旅馆”老板、江界客店和中江客店老板都是受过我父亲的指导和影响的人。我在七岁那年去中江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感受：父亲无论到哪里都有志同道合的同志和知己。当我见到人们像亲骨肉一样接待和照顾我们一家人时，就想着父亲是什么时候同那么多的人建立了交情的呢？为了争取那么多的好同志，他该跋涉了多少路啊。
因为父亲到处都有知己，所以他虽然离开了家，身在他乡，也能从各方面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在千里行时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是，四年前还点油灯的江界市，点上了亮堂堂的电灯。江界人因为装上了电灯很高兴，可是我看到街头的景象日本味越来越浓，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我回祖国时，父亲殷切教导的要熟悉朝鲜的真谛，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恨。我重温父亲的教导，注意观察了陷入厄运的祖国的景象。对我来说，那时的千里行是使我了解祖国和我国人民的一个大学校。
离开八道沟后的第14天，即1923年3月29日，日暮时分，我终于走进了老家的院子。
正在下屋纺线的祖母，没来得及穿鞋就跑了过来，一下子搂住了我。
“你是和谁一起来的？”
“坐什么车来的？”
“你爸爸、妈妈都好着吗？”
祖母没等我回答，就发出了一连串的问话。
在屋里编席子的祖父也跑出来了。
我回答说，是我一个人走来的，祖母好像不相信，说道：
“怎么，你真的是一个人来的？你爸爸真是比老虎还厉害呀！”她这样说着，直咂舌头。
那天晚上，全家聚在一起，通宵听我说话。
故乡的山水依然如故，令我感到亲切而美丽，可是村庄各个角落都显露着贫穷的迹象，而且比过去更明显。
我在万景台住了几天，然后到外祖父当校监的彰德学校五年级插班，开始了在祖国的学习。从那时起，我就住在七谷姥姥家上学。
说实在的，那时姥姥家的情况是很难再添我这一张嘴的。由于康晋锡舅舅的事，姥姥家正经历一场苦难。自从舅舅被监禁，警察对这家的监视和折磨变本加厉；狱中的舅舅健康状况很不好，全家都在伤心。日子过得也苦，每天吃米查子粥或豆渣饭，勉强维持生计。光靠种地实在无法维持生计，所以二舅兼赶牛车，艰难度日。
可是，姥姥家的人在我面前，从不露出穷相，为了让我专心学习，作了很大努力。特地为我腾出了内栋的一间上屋，在那里挂上了煤油灯，还铺上了席子。我的同学不分时辰，三三两两地来找我，他们也从不见怪。
彰德学校，是我外祖父和七谷一带的先觉者们，乘着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的风潮，以恢复国权为目的建立的倾向较好的私立学校。
旧韩国末期和“韩日合并”后，在我国爱国的教育运动作为救国斗争的一环蓬勃地开展起来。先觉者和爱国志士含着眼泪痛切地认识到，招致丧失国权的耻辱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落后，深刻省悟到教育正是自强的基础和根本，不发展教育，就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现代化，所以到处兴起了办私立学校的运动。安昌浩、李东辉、李升薰、李商在、俞吉浚，南宫檍等爱国的启蒙运动者，站在这个运动的前面。在各地组织起来的学会，也有力地促进了教育运动。
在席卷全国的教育文化运动的热潮中，诞生了数千个私立学校，给沉睡在封建束缚中的我国知识分子点燃了火种。就在这个时期，教孔子和孟子学说的私塾，改变为教新学问的学堂或义塾，向后代呼吁，要以爱国精神奋发起来。
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无一例外地以教育为独立运动的起点。他们为此①
奉献了所有财力，倾注了心血。金九把恐怖行动作为独立运动的基本方针，②③
在背后操纵和不断制造如同李奉昌、尹奉吉的义举之类难以想象的事件，初期他也曾在黄海道一带从事过教育活动。安重根也曾是在南浦地区办学教育后代的学者。
在西鲜地区开设的私立学校中，较出名的是安昌浩主管的平壤大成学校 。。。。。。
①
金九（1876～1949）：黄海道海州人，朝鲜的独立运动者。早期参加反日义兵斗争，三·一人民起义后到上海历任临时政府主席等职，组织了韩国独立党。日本战败后归国，在南朝鲜反对美国的奴役。1948年参加在平壤举行的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后回汉城，为联共统一而斗争，被暗杀。
②
李奉昌（1900～1932）：京畿道汉城人，独立运动者，金九组织的韩人爱国团团员。1932年1月，在日本东京向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投掷手榴弹。
③
尹奉吉（1908～1932）：忠清南道礼山人，独立运动者、韩人爱国团团员。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日本军要人多人。
和李升薰以个人资金建立的定州五山学校。这些学校培养了很多出色的独立运动者和知识分子。
外祖父对我说，在彰德学校，如能培养出一名像安重根那样的人物，也是光荣的。他叫我热心学习，成为一个出色的爱国者。
我回答说，我虽不能成为像安重根那样有名的烈士，但决心成为一个为争取国家独立敢于牺牲自己的爱国者。
在西鲜地区的私立学校中，彰德学校是规模较大，而且是现代化的学校，学生有200多名。在当时来说，这个学校不算小。有了一个学校，就可以以它为中心，把周围的人民群众很快地发动起来。因此，平壤地区的人民和有志之士很重视彰德学校，从各方面毫不吝惜地给予了帮助。
白善行也曾把巨额资金捐献给彰德学校。世人很少称呼她的本名，常称她为白寡妇，她是解放前在平壤因做了很多慈善事业而扬名的女人。她还不到20岁就成了寡妇，守节到80岁，一文两文地积攒了钱，成了财主。由于她致富的方法独特，而且颇有胆略，所以很早以前就成了人们之谈论的话题。
据说，今天的胜湖里水泥厂所属的石灰石矿区，曾经是归白善行所有的。据传说，她用廉价买下无人感兴趣的石头山，以几十倍于本钱的价格卖给了日本资本家，那就是今天的胜湖里水泥厂所属的石灰石矿。
当人民对只凭一纸文件就把国土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逆臣怨声连天的时候，连算盘都不会打的普通女人，与锱铢必较的日本资本家谈生意，获得了巨额利润，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听到打胜仗立武功的故事一样人心大快。
人们之所以尊敬白善行，是因为她为社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业，她虽然家财万贯，并没有贪图富贵荣华，总是过着粗茶淡饭的朴素生活，但她慷慨地把积攒了一辈子的钱献给社会。用那钱修桥，盖公会堂。白善行修建的平壤公会堂，至今还照原样保留在练光亭前边。
我开始读书没几天，有一次，外祖父给我带来了五年级用的教科书。我接到一大包书，心情激动地一本一本地翻看。但当我翻看到《国语读本》时，非常扫兴。那本写着《国语读本》的教科书，是日文书。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使我们民族“皇民化”，强迫我们使用日语。他们从强占初期就宣布，官署、法院、学校的公用语为日语，禁止使用朝鲜语。
我问外祖父，为什么要把日文书说成国语书。外祖父没有回答，只是叹气。
我用小刀把《国语读本》的“国”字给刮得不留一点痕迹，然后写上了“日”字。《国语读本》于是变成了《日语读本》。出于对日本的同化政策表示抗拒的心理，我做出了这样的行动。
上了几天彰德学校，偶尔看到了在教室里、道路上或游戏场上说日语的孩子。有的孩子还教别的孩子说日语。孩子们不以此为耻，也不以此为怪。
他们可能认为国家沦亡了，连朝鲜话也要消失掉了。
我见了那些拼命想学好日语的孩子，就对他们说，朝鲜人应该说朝鲜话。
我从八道沟回到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