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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我的母亲废寝忘食，精心护理同病魔搏斗的父亲。她的无微不至，是天下任何人都不可企及，不可替代的。然而她的精心照料也未能挽救我父亲的生命。
1926年6月5日，我的父亲在离乡几千里的异国他乡的矮檐陋室里，含着亡国恨，与世长辞。
“我们在辞别故乡时说过，争取独立之后一同回去，可是看来我不能回去了。国家独立后，你带着成柱回去吧。我壮志未酬，便要离世，实在放不下心啊。我把成柱托给你。我本想供成柱念完中学的，可是看来不可能了。
如果你能做到，即使喝粥，也一定要想办法供成柱念完中学呀。至于他的弟弟们，就要看成柱了。”
那天，父亲对我母亲讲的遗嘱是这样开头的。父亲把自己经常带在身上的两支手枪拿出来交给我的母亲，嘱咐说：
“这两支枪，我死后若被发现，会出麻烦，你把它埋藏在地里，等成柱长大走上了斗争道路，再拿出来交给他。”
父亲接着对我们三兄弟作了最后的教导：
“我没有达到目的就要走了，可是我相信你们。你们始终不要忘记你们的身体是属于国家和民族的。你们既使是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光复祖国。”我放声痛哭。父亲的逝世，让我埋在心中的亡国的悲愤一下子爆发了。
我的父亲，为了祖国，一辈子忍受切肤削骨之苦，直至逝世。他屡遭酷刑，身受冻伤，以致酿成不治之症。但他毫不屈服，挺身深入民众，走访同志。他精疲力竭，饥肠辘辘时，宁愿折根树枝当拐棍，抓一把雪当饭吞也不回头，不犹豫，径直前进。
我的父亲，在他的一生中从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党派，从没有追求任何权势，一心一意为光复祖国，为劳动人民的幸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在生活上一无所求，一贫如洗。偶尔有了钱，很想给孩子们买一块糖吃，但用一分一分地积攒下来的钱，买一架风琴赠给学校。他一向先公后私，在想到自己以前先为同胞着想，想到家庭以前先为祖国着想，全心全意为光复祖国，顶风冒雨，奔走不息。他作为一个人，过得廉洁，作为革命家，过得清白。
我从没有听到父亲谈过家庭生活。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很多财富，但是在物质和金钱方面，我是一无继承的。今天陈列在我旧居里的农具和家具，都是我祖父留下的，没有一件是我父亲留下的。
“志远”的思想、三大思想准备、争取同志的思想、两支手枪，这便是父亲留给我的全部遗产。这是要我克服极大痛苦，作出极大牺牲的遗产。这对我来说，是再宝贵不过的遗产。
我父亲的葬礼是社会葬。出殡的那一天，小南门街人山人海。从南北满洲各地、间岛和国内，一向跟随我父亲，仰慕我父亲的同志、朋友、弟子和昔日的病人接踵而至，不计其数。抚松县长也带着金箔香纸，前来在我父亲的灵前烧香叩头，流着眼泪吊唁。
我父亲的墓地设在离小南门街有十里地的头道松花江边的阳地村。这是我父亲生前常来常往的地方。父亲常常同这里的乡亲们叙谈，给他们看病，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我想，我的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愿意同他生前好友们在一起的。
这天，从小南门街到阳地村的十里路，泣声不断，泪流成河。独立运动者们抬着灵柩还放声痛哭。
抚松一带的朝鲜妇女，从出殡之日起就在头发上扎一根白布条，表示哀悼有15天之久。
我就这样失去了父亲。我突然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导师，失去了领导人，对我来说，父亲是给我以生命的至亲骨肉，同时又是从我小时候起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和领导人。父亲的逝世，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无可弥补的损失，使我心若旷野，空无一物。
我有时只身走到江边，遥望着祖国的天空，情不自禁地悲泣流泪。
回想起来，父亲对我的感情是格外深厚的。从我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起，父亲就认真直率地给我讲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无比的严厉，无限的深挚，这就是我父亲的爱。但是，我再也得不到也期望不到父亲的这种爱和引导了。
从悲痛的泪海中扶我站起来的，是父亲留给我的不同一般的遗产－－“志远”、三大思想准备、争取同志的思想和两支手枪。
在那还茫无头绪，不知所措和极度悲哀的时候，我从父亲的遗产中获得了力量，开始探索了我应走的道路。
第二章难忘的桦甸
（1926年7月～1926年12月）
一华成义塾
葬礼结束后，父亲的朋友们在抚松住了几天，商量我的前途问题。
经他们的保证和介绍，我于1926年6月中旬离开抚松。去华成义熟。
当时正是我国发生六·一○示威斗争之后不久，六·一○示威斗争，是由在三·一人民起义后，新近登上民族解放斗争舞台的共产主义者发动的群众性反日示威斗争。
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由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方面，三·一人民起义起到了转折点的作用。这是世人共知的事实。先觉者们通过三·一人民起义痛切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再也不能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了。在他们中间向往新思想潮流的趋势迅速高涨，通过他们的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迅速地传播开来。
发生三·一人民起义的第二年，汉城出现了称为劳动共济会的工人组织，紧接着陆续出现了农民组织、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群众组织。
在这些组织的领导下，从本世纪20年代初起蓬勃开展了维护无产阶级的权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群众斗争。1921年，釜山的码头工人举行了总罢工。从那以后，在汉城、平壤、仁川等工业中心和其他许多地方接连发生了工人罢工。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农民反对日本人地主和朝鲜人恶霸地主的斗争席卷了载宁那茂里平原和岩泰岛，青年学生反对殖民奴化教育、要求学自由的同盟罢课此起彼伏。
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文化统治”的画皮掩盖“武断统治”的刀枪，把几个亲日派收进“中枢院”，他们一面用这种方法假装鼓励朝鲜人参与政治，一面在“畅达民意”的幌子下，允许用朝鲜文字出版几种报刊，然后大肆宣扬什么福扯时代到来了。但是，我们民族没有受他们的骗，而继续进行了反对侵略者的斗争。
工人运动等群众运动的发展趋势，要求有一个统一领导这些群众运动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为了反映这一历史要求，于1925年4月在汉城成立了朝鲜共产党。当时，在欧洲许多国家也出现了工人阶级的政党。
朝鲜共产党由于没有切合实际的指导思想、队伍没有得到统一、未能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等根本性的局限性，未能充分起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用。但它的成立，是标志着新旧思想的交替和民族解放斗争的质的变化的有意义的事件。它推动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群众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共产主义者们为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新的反日示威作了准备。
正在这时，李氏王朝的最后一代皇帝纯宗去世了。他的死亡大大激起了朝鲜民族的反日情绪。朝鲜人听到这个讣告，都穿上丧服，不论男女老少个个放声大哭。亡国后，纯宗还作为末代皇帝象征着李氏王朝，而现在连这个象征也不存在了，因此，积蓄已久的亡国悲愤爆发为痛哭。学生们奏着乐唱的歌使老百姓更加悲伤。
别了，昌德宫，
愿你永存不衰！
我要去北邙山，
那冷清寂寞的地方。
这一去，
何时能再来？
两千万白衣同胞哟，
愿你无限繁荣！
这一痛哭声，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炸弹爆炸一般的冲击。
无论什么地方，一发现朝鲜人聚在一起痛哭，日本骑警队就立刻出动，用刀枪和棍棒野蛮地驱散。连小学生也遭到无情的殴打。他们是要朝鲜人亡了国也不要悲伤，国王死了也不许哭，不许张嘴说话。这就是把“武断统治”换成“文化统治”的总督政治的真面目。
敌人惨无人道的镇压暴行，等于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我国人民激昂的反日情绪。
共产主义者们计划利用人民群众的反日情绪，在纯宗葬礼那天举行全国性的反日示威斗争，秘密进行准备工作。
可是，混进示威斗争筹备委员会的宗派分子竟然向日本帝国主义泄漏了这一秘密。因此，反日示威的准备遭到了残酷镇压。
但是，爱国的人民群众并没有停止示威斗争的准备。
6月10日，纯宗的灵柩经过钟路街时，数万名汉城市民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军队滚出去！”、“朝鲜独立运动者们团结起来！”等口号，举行了群众性的示威。“文化统治”七年来积蓄胸中的怨恨和郁忿，终于爆发成“独立万岁”的高呼声。
连12岁左右的普通学校的学生也列队参加了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同全副武装的敌军警展开激烈的搏斗，进行了勇敢的斗争。
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由于宗派分子的破坏活动，没能经得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而失败了，如果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事大主义思想，是三·一人民起义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宗派行为，则是葬送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的主要祸根。在领导这一斗争方面，火曜派站在自己一派的立场上进行了组织工作，而汉城派则与此相对立，进行了破坏活动。
在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的过程中，朝鲜共产党领导班子的主要人物大部分都被逮捕。
通过六·一○独立万岁事件，“文化统治”的欺骗性和狡猾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这一运动，我国人民显示了无论遇到任何逆境都一定要光复祖国、保持民族尊严的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