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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山先生是世称33人的三·一人民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天道教三世教主孙秉熙的门生。他从孙秉熙办的讲习所毕业后回到家乡义州开私塾，教育天道教徒的子弟，以此开始了独立运动。他也参加过三·一运动，后来流亡中国，建立了天道教宗理院，在流亡同胞中开展爱国的传教活动。
塾长说，他没能参加我父亲的葬礼，是平生的遗憾，表示非常痛心。他和总管回忆我父亲，谈了很长时间。
那天崔东旿先生对我所作的训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成柱来我们义塾，正是时候。独立运动迎来了需要英才的新时期。洪范图、柳麟锡式的蛮干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要战胜日本鬼子的新式战法和新式武装，就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新式战法和新式武装。这个问题要由谁来解决呢？这个问题应该由像成柱这样的新一代来负责解决呀！”塾长先生另外还说了很多引以为戒的话。他再三强调说食宿条件不太好，并鼓励我，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要展望朝鲜独立的未来，忍受下来。最初的印象就使我觉得他是一位性情温和、具有惊人口才的人。
那天，金时雨家张罗我吃晚饭。饭菜虽然简单，但可以看出主人夫妻的真诚，我跟属于父亲一代的人对坐在饭桌前，心里感慨万分。
圆饭桌一角还放着一瓶米酒。我以为金时雨为了饭前喝一杯而拿出来的，可是没想到他斟了一杯递给我。
这太使我不好意思了，我急忙摇了摇双手。我生来第一次受到大人的待遇，使我不知所措。父亲葬札时，张哲镐看到我太悲伤了，就敬我一杯酒，但这不过是我作为丧主受到的待遇而已。
可是，金时雨却完全把我当作大人来对待。他对我说话时把阶称也提高了一级。
“听说你要来，我就更想念你父亲啦。所以我叫老伴准备了一瓶酒。你父亲来桦甸，每次都在这饭桌上喝我敬的酒。今天，你就替你父亲接这杯酒吧，从现在起，你不就是家长了吗？”
总管这样说着，亲热地向我伸出了酒杯，可是我无法轻易接过那酒杯。
虽然是不足一握的小小酒杯，但是它有着无法估量的分量。
在金时雨把我当作成人对待的席上，我感觉到了应当为祖国和民族像大人那样处事的严肃使命感。
他把自己的寝室兼书房的屋子腾给了我。他斩钉截铁他说，已和塾长先生说好了，不要住宿舍，就住在我家里。
他说，金亨稷先生临终前给我写信，嘱托我好好照顾你，所以我有义务按他的嘱托办事。
无论在抚松还是在桦甸，我父亲的朋友们都对我充满诚意。我想，他们是为了信守同我父亲的情义而这样做的。当时，就这种诚意和情义，我想了很多。这一情义包含着父亲一代人希望新一代为祖国的独立而独当一面的殷切期望。这个期望，使我感到自己作为朝鲜的儿子、新一代的重大责任。我下定决心，把父亲的遗训铭刻在心，好好学习和训练，不辜负民众的期望。
从第二天起，我就在华成义塾开始了生疏的军官学校生活。崔东旿先生把我带到教室。学员们看到我，都觉得好奇，来了个小独立军，看来，他们好像把我看作在哪个中队跑过腿的童子军。
在40多名学员中，看不到一个像我这样年纪小的学员。大部分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人，其中还有长了黑茸茸的胡子的孩子爹。都是些我的兄辈、叔辈的学员。
塾长一介绍，学员们一齐鼓起掌来。
我到老师指定的靠窗的前排桌位坐下来。
我旁边的学员叫朴且石，是从一中队来的。每次开始上课，他就把嘴贴在我耳边简短地告诉我，进教室的老师的经历和个性特点。
朴且石给我介绍的他最尊敬的教员是军事教官李雄。李雄是正义府的军事委员，据说他念过黄埔军官学校。当时，只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大家都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推崇备至。他说，李雄的父亲在汉城经营一家大药房，父亲给他寄来很多人参吃，缺点是有点官僚气，可是他博学多闻，多才多艺，很受学员尊敬。
朴且石介绍说，华成义塾讲授朝鲜历史、朝鲜地理、生物、数学、体育、军事学、世界革命史等课，还找一块纸给我写了义塾的作息时间表。
后来在我进行武装斗争时，给我心中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的朴且石的关系，就是这样结成的。后来他走上了邪路，可是在华成义塾的时候，他和我就像亲骨肉一样亲密无间。
那天下午，原属六中队的崔昌杰带着十多名同学到金时雨家来看我。看来，他们对我的初次印象很好。因为我年纪很小就入了学，他们好像起了好奇心，想跟我交谈交谈。
崔昌杰头上有个很大的伤疤。宽宽的前额，浓黑的眉毛，真像个男子汉。
身材高大魁梧，长得挺帅，要是头上没有伤疤，就可以说是美男子了。他的言谈举止有一种吸引人的洒脱感。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听说成柱只有14岁，可是看起来比年纪早熟得多。你小小年纪怎么过独立军生活的，又怎么入了华成义塾？”
这是崔昌杰的第一个提问。他好像见了多年在一个屋顶下生活和建立了友谊的十年知己一样，嘴边始终挂着微笑，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的脸。
我简单地照实回答了他想知道的问题。
一听说我是金亨稷的大儿子，他们就以惊喜和羡慕的目光看着我，更亲热地对待我，他们想知道我所体验的祖国的现实，从各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
稍后，我向崔昌杰问了他在独立军时的生活。
他首先谈了头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掺和着笑话，他谈得有声有色，真是一个谈吐诙谐的人。他说话的特点是总把自己放在第三人称的地位上。本应该说“我这样做了”、“我受骗了”，可是他偏说“崔昌杰这样做了”、“崔昌杰受骗了”，引得谈话对方不由得发笑。
“那是崔昌杰在梁世凤手下当兵时的事情。有一次押送在开原抓住的一个密探，途中在一个旅店歇脚，那懒散无比的崔昌杰竟然放着密探，打起盹儿来，走了几十里路累了嘛，那个密探就趁机解开绳索，用斧头在崔昌杰的头上敲了一下，逃之夭夭了。幸亏那家伙没打中要害。崔昌杰头上的‘勋章’就有这么个令人寒心的历史哪。人要是精神松懈，就会像崔昌杰一样了。”我跟他开怀畅谈了一两个钟头，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在青年时代结交了千百个朋友，可是像崔昌杰这样把自己放在第三人称的地位上说话说得有声有色的诙谐的人，还是头一次见到。
后来，通过生活，我更具体地了解到他的经历。他的父亲在抚顺开了一家小小的旅馆。他希望儿子帮他经营旅馆，可是崔昌杰却说要争取祖国独立，离家参了军。他在独立军的时候，他的祖母多次去三源浦，想让孙子回心转意。可是，崔昌杰每次都没有答应，他对祖母说，国家都亡了，怎么能守着自家旅馆不动呢。
除了崔昌杰、金利甲、桂永春、李济宇、朴根源、康炳善、金园宇外，我还认识了许多立志参加反日运动从南满和国内各地来到华成义塾的青年。
每天一到下午，他们就来金时雨家找我谈话。那么多的朋友都来找我，我又感激，又惊奇。就这样，我一开始就同比我大5～10岁的年长者结交了。这就是我在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革命活动时期的战友中有很多长辈的原因。
我在华成义塾读书的头几天就了解到，义塾的经济状况比抚松的独立运动者说的更为艰难。在华成义塾，可以算作财产的，只有旧桌椅和几件体育器材。
但是我的抱负仍然很远大。虽然校舍狭窄，黑乎乎的破陋不堪，但在这腐朽的草屋顶下成长的青年们多么可靠啊！华成义塾虽然没有钱，但拥有许多英俊有为的青年。在这一点上，它可以说是富翁了。
这比什么都使我高兴。
二幻灭
我很快就熟悉了华成义塾的生活。学了两周，觉得功课也不怎么难。
义塾的学员最感头痛的科目是数学。有一天上数学课，老师出了一道较长的四则题，先被叫到的几个学员都没能解答，可是我并不费力地解答了。
他们都表示惊叹。这也难怪，他们在独立军里生活，多年脱离正规教育了嘛。
从那以后，我为数学课着实受了折磨。不愿动脑筋的胡子青年们作数学作业时，每次都来缠着我。
也许可以说是其代价吧，他们给我谈了自己的各种体验，其中很多是值得一听的。
在进行体力负担大的军事训练时，他们为了帮助我，从各方面费了不少心。
在这过程中，我们就成了肝胆相照的亲密朋友。我本想，作为一个年龄最小的新生不给年纪大的同学添麻烦就算万幸了。可是无论在学习上或训练上，我都不落后于他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分你我，善于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所以他们也不顾年龄的差距，都跟我亲近了。
这样，我所处的环境还可以说是不错的。
可是，过不多久，华成义塾的教育逐渐不合我的意了。虽然是父亲的朋友建立的学校，又是同父亲有过联系的人主管的学校，但从这里我发现了前一代人留下的旧的思想和方法的残迹。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在义塾的教育中没有那种概括并批判地分析和总结这一运动的理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民族主义运动已有几十年，可是他们没能写出来可以成为这一运动的指导方针和经验教训的论文和教科书。来到华成义塾的独立军重要人物和爱国志士们也只是徒然地敲打讲台，空喊独立。怎样组织革命力量，怎样动员群众，如何实现独立运动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他们却没有什么妙计良策，有关武装斗争的条令和战术也不完善。朝鲜历史课是以王朝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