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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丰旅馆和太丰合碾米厂是独立运动者在吉林的两大据点，即是住处又是联络点。
来自朝鲜的移民也大多利用三丰旅馆。
这个旅馆的主人是孙贞道牧师的同乡。他原来往在平安南道甑山，后来听孙牧师的劝说来吉林开了三丰旅馆。虽然招牌是旅馆，但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宿舍或公共礼堂。
三丰旅馆离日本领事馆只有100米左右。日本领事馆可以说是吉林地区侦探活动的总部。密探和警察那么费尽心机搜寻的反日独立运动者们时常出入这个等于在日本领事馆门口的旅馆，有人觉得不太适宜。可是，独立运动者们却说“灯下黑”，毫不在乎频繁出入这个旅馆。说也奇怪，真没发生过一次爱国者在三丰旅馆被逮捕的不幸事件。所以，我们建立了组织后，也常常利用这个旅馆。
金史宪看了金时雨的纸条之后对我说，他熟悉的叫金刚的朝鲜人在吉林毓文中学当教师，入这个学校怎么样。这是市内新兴社会界办的私立学校，是个倾向性好的学校。这在社会上已广为人知。这是因为《吉长日报》多次登了关于这个学校的报道。《吉长日报》早在1921年就介绍毓文中学说，惨淡经营，成绩优异，博得社会各界赞助。
由于围绕着资金问题和校长滥用职权问题发生的纠纷，毓文中学的校长频频换人。我到吉林时，正是李光汉接替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的张荫轩当校长不久。
校长四次易人，可见毓文中学是多么重视正义和法度的。毓文中学的这种革新性的校风吸引了我。
第二天，金史宪把我介绍给金刚先生。金刚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由他带领去见了李光汉校长。李光汉属于中国民族主义左派，是周恩来总理的中学同学，是从小就受到周总理影响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我知道周总理和李光汉校长的关系，是在几十年后的事情。有一次，我同前来我国访问的周总理谈话，回忆青年时代谈到给了我很多帮助的中国人时，提到了李光汉校长的名字。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说他是他在天津南开大学附中念书时的同学。
那天，李光汉校长问我学校毕业后准备做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愿意把一生献给光复祖国的事业。他赞扬地说，这个抱负很好。
也许是因为谈话坦率的缘故吧，他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不经过一年级，而在二年级插班学习。
我在进行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活动时期，多次得到这位老师的帮助。他明知我因为革命工作常常缺课，却装作不知道，并且从各方面保护我，不许被军阀当局收买的反动教员随便触动我。军阀和领事馆警察要来抓我，他先通知我快逃。因为校长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以有许多思想家能够在他属下站住脚进行活动。
在毓文中学办好入学手续回来，吴东振夫妇劝我，直到学校毕业就住在他们家，不要住学校宿舍。这从当时我的处境来说，确实是一种幸运。
我念书要靠母亲供给学费，可是母亲体弱多病。母亲不分春夏秋冬常年给人家洗衣，做针线活，每月给我寄来三块来钱。这些钱交了学费、笔记本和教科书钱，就连一双鞋都买不起了。
因为处境如此困难，我不得不接受了父亲的朋友们的劝告和好意。我到吉林，起初住在吴东振家上学，他被捕后在张哲镐家住了一年左右，然后在玄默观家住了几个月，后来又在接替吴东振任正义府司令的李雄家住了一些时候。
那时在吉林的名人大都是和我父亲有亲密关系的人，他们从各方面照顾我，爱护我。我常常访问他们的家，在这过程中认识了很多独立军干部和独立运动领导者，见到了来往吉林的许多各式各样的人。
当时，正义府的干部们几乎都定居在吉林。正义府建立了行政、财务、司法、军务、学务、外交、检察、监督等庞大的中央机构和地方机关，甚至向辖区内的朝鲜同胞征收税金，俨然是个独立国家。为保护这一庞大的机构，正义府还拥有由150多名军人组成的常备的中央护卫队。
吉林市是中国的一个省城，和奉天、长春、哈尔滨一样是满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
吉林督军署由张作霖的堂弟张作相当头子，他不大顺从日本人。如有日本人向他告状说，某某是共产党、某某是坏人，他就拒绝他们的要求说，你们用不着管。他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因为他有什么政治见解，倒不如说因为他无知，自尊心却又强。他的这种特点给革命者和社会运动者提供了有利条件。
迁居满洲地区的朝鲜人大部分都住在吉林省。
正因为这样，很多被日本军警追赶的朝鲜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者聚集在吉林了。因此，这个城市自然就成了朝鲜人的政治活动舞台及其中心。“东三省的排日策源地是吉林”，日本人的这一评语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20年代后半期，吉林是朝鲜民族主义运动在满洲的基本势力－－正义府、参议府、新民府的首脑的集结地。独立运动者们办报、办学校等多在桦甸、兴京、龙井等地，而其首脑们聚在一起进行活动的地方是吉林。
ML派、火曜派、汉上派等宗派分子各自为扩大本派势力而疯狂活动的地方也正是吉林。共产主义运动者中自命不凡的所谓名人也几乎都出入吉林。
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宗派分子、流亡者等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在这里。
向往新事物、探求真理的青年学生也来这个城市。
一句话，可以说吉林是形形色色的思想潮流的汇集处。我就是在这里举起共产主义旗帜开展革命活动的。
当我来到吉林的时候，己有“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几个成员按照在桦甸的约定，先来到这个城市进了文光中学等学校和机务段、码头等单位。
他们听到我出现在吉林的消息，马上跑到吴东振司令家来了。他们对吉林市的印象是“东西贵、水贵、柴贵，但书多是个好处”。
我开玩笑说，书多的话，同饥饿的痛苦也可以妥协。不过这也是我的真情实意。
对毓文中学，他们也有良好的印象。他们说，教职员中虽然也有国民党右派，但绝大多数的教师，不是共产党系统的就是三民主义崇拜者。
听他们这么说，我的心也踏实了。
后来才知道，尚钺先生和马骏先生也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决心要在新的地方努力学习革命的真理，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尽一切力量进行斗争。
留在桦甸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们，也为了找活动舞台分赴抚松县、磐石县、兴京县、柳河县、安图县、长春县、伊通县等满洲一带朝鲜人居住区。他们当中也有回原中队重新当独立军的。
在像吉林那样复杂的城市里，靠为数不多的骨干分子，为了让千百万人倾听我们的呼声，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而斗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充满了坚定的决心：各自都成为火种，唤起周围的十人百人，再由那十人百人燃烧起千人万人的心，以变革世界。
我在吉林的活动是从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列主义开始的。我来吉林的时候就决心更积极更深入地进行在桦甸开始的对马列主义的研究。吉林的社会政治空气，使我更加坚定了要进一步深入钻研新思想潮流的决心。我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比做学校的功课还热心。
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大量翻译出版了苏联和日本发行的好书。
北京还出了《翻译月刊》杂志，常常刊登青年学生感兴趣的进步文学作品。
在抚松和桦甸看不到的书，在吉林就可以随意弄到。可是我没有买书的钱。
现在说这些话，可能很难相信，可是那时我只在上学时才穿球鞋，一回家来就几乎都光着脚。
，牛马巷的图书馆一个月收一毛钱的阅览费，我每月都买那个阅读券，放学回家时到这个图书馆看几个小时书和报纸。这样，少花钱也能看各种出版物。
看到书店来了好书也没钱买的时候，我就鼓动有钱人家学生，让他买下书，然后借来看。有些有钱人家的学生，自己不看，为了装点门面，把书买来放在书架上。
当时，毓文中学的学校管理是采取民主方式的。图书主任由学生大会每半年选举一次。当选的图书主任有制定学校图书馆工作计划、购入书籍的权利。
我在毓文中学时先后两次被选为图书主任。我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
书多起来，这回时间又不够了。我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读书费尽了心思。为了在争取到的时间内读更多的书并深入把握实质内容，作出了努力。
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就让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每看一本书，一定把书的主要内容和学习心得记下来。父亲使我养成的这种习惯起了很大作用。读书时掌握好主要内容，那么，无论多么错综复杂的内容也能明确地把握住，也能在短时间内读很多书。
我在中学时代通宵达旦地读书，并不只是因为有单纯的研究学问的趣味或进取心。我并不是为了做一名学者或飞黄腾达而热中于读书的。怎样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又怎样才能消灭社会的不平等，让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我要从书里找到的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无论在什么地方，看什么书，我总是想找到这个答案。
不是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而是作为实践的武器，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中，而是从朝鲜革命这一具体实践中去找真理的标准－－我的这一立场，可以说是通过上述过程逐步产生的。这个时期，我手不释卷地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雇佣劳动和资本》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解释这些著作的书。
在读政治书的同时，还读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