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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敦化、兴京、桦甸、抚松、安图、磐石、长春、哈尔滨等满洲广大地区和朝鲜北部一带以及国内腹地。共青同盟在朝鲜革命中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党领导群众组织，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属于常识的问题。但是在我国，因为党未能起到应起的作用，共青同盟就把应由党来做的工作也承担起来，一面领导自己属下的青少年组织，一面还领导了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和妇女组织。
我们成立了共青同盟后，没有宣扬出去，悄悄地渗透到群众中去了。即使无人承认，只要对革命、对人民有利的工作，我们就做。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我们的主张。当别人为夺取领导权，打着”正统派“的牌子到处宣扬的时候，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同他们追求虚荣的境界划清界限，沿着革命的道路一步又一步地走向前方。
共青同盟在促进青年群众有组织的团结，培养骨干，加强我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青年共产主义者建立新型党组织的活动，并为早日实现建党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1930年夏成立的第一个党组织的成员，大多数是由共青同盟培养的堪称先锋的青年战士。
前不久，我们把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成立日－－8月28日定为青年节。
四为了扩大组织
我们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后，逐渐向其他地区扩大了活动范围。为了扩大组织，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干陆续离开了吉林。
当时，我虽然是学生，还是经常到许多地方去。甚至经常来往于离吉林有几百里地的地方，开辟新的活动舞台。星期六，坐晚车去蛟河、卡伦、孤榆树等地，第二天坐晚车返回来，如遇到不得已的情况，也有缺课的时候。
对我的缺课，除了李光汉校长和尚钺先生之外，大多数教师都感到奇怪，甚至还有人猜想，我因为没有父亲，家境又贫寒，所以才去外地挣学费的。
我是个学生，所以不能不受到许多约束和限制。既要听课，又要参加课外学习，还要挤出时间去做各组织的工作，所以我总感到时间不够用。
只有假期，才能不受时间的限制，自由地进行活动。我们在平时作好准备，一放假就到各地去进行组建组织的活动和群众启蒙工作。
深入人民群众，这在国内也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到了假期，就有很多学生到农民中间去进行启蒙活动。我在华成义塾的那年夏天，在国内，由《朝鲜日报》社组织那些放假回乡的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编成启蒙队，为他们办了讲习班，然后派到各地农村去，用报社编的朝鲜语教本，做扫除文盲的工作。
留学日本的学生，到了假期也回到祖国，组织留学生巡回讲演队，巡回全国各地，进行启蒙工作。天道教和基督教青年会也深入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振兴工作。
然而，由于总督府把一切旨在启发民族意识的国民运动都视为对他们的殖民政策的反抗，加以彻底镇压，并由于这个运动的领导者们在思想上的局限性，国内学生的启蒙运动没能发展到使群众革命化、组织化的阶段，而停留于克服民族落后状态的纯粹的改良主义运动。到了本世纪30年代中叶，连这类运动也进入了低潮。
从他们在农村进行的活动内容可以看得出，那种运动是纯粹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活动重心是扫除文盲和对农村生活环境进行卫生方面的改造。
基督教青年会成员们进行的活动中，甚至有改善烹调法运动、清洁使用水井运动、养鸡法、养蚕法以及当局颁发的证明书、申请书的用法。总之，包括了介绍和引导农村居民走向近代生活的各种文化启蒙问题。
我们利用日本帝国主义还不能直接到这里来进行镇压的有利条件，把农村启蒙活动同群众的组织化、革命化活动密切结合起来，并为使之升级为一个积极的政治斗争形式，倾注了很大力量。我们的群众工作是，以爱国主义教育、革命教育、反帝教育、阶级教育为主线，使人们意识化，并把他们团结到各种群众组织里来的方向进行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全力以赴地实现群众革命化，是因为我们摆脱了从前把群众只看作愚昧无知的启蒙对象的思想方法，而树立了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导师，是推动革命的基本动力这样一个观点，并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观点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
”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
这一口号，从那时起就成了贯穿在我整个一生中的座右铭。
我是从深入人民群众开始革命活动的，今天仍然是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继续进行着革命工作；并且正以深入人民群众来作一生的总结。假如我忽略过接触人民群众哪怕是一刻钟，忘却过人民的存在，哪怕是一个瞬间，那么，我在十几岁时就已形成的对人民的纯洁、真诚的热爱就不会保持到今天，我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服务员了。
每当想到人民的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得到无限发挥的我们今天的社会，我就要感谢吉林时节，感谢它让我开始搭上了驶向人民的列车。
我们真正地深入人民群众，是从1927年的寒假开始的。
对富人家的学生来说，寒假是名副其实的享受。在这一冬里，他们在家躺着看爱情小说，或者坐火车到长春、哈尔滨、北京等大城市去游逛。到了春节，吃佳肴，放鞭炮，痛快地玩。本来，中国人就有从阴历正月初一到二月二，一直玩一个月的习俗。他们称二月二为龙抬头，把正月里杀的猪全吃完，才算过完了节。
可是，我们既不能像他们那样去游逛，也不能阔阔气气地过年。我们一心想的是怎样利用假期，为革命多做工作。一放假，我就带着演艺队员到长春去。从那里回来，又马上到抚松去了。朴且石和桂永春也和我同行，约定在我家过一冬。那年寒假，我们过得很紧张。
我一到家，就被新日少年同盟的盟员们围注了。他们毫无保留地向我谈了同盟工作碰到的困难。
听了同盟委员长的话，确实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为了给他们解决困难，费了很长时间做新日少年同盟盟员的工作。教给同盟干部以演艺宣传队的活动方法、社会活动方法、群众工作方法。同盟内部工作方法，还经常参加他们的政治讨论会和个性检讨整顿好少年同盟的工作后，我们以抚松一带的青年骨干组织了白山青年同盟。为了表现它是白头山周围青年的组织，才起了白山青年同盟这个名称。实际上，它是反帝青年同盟的同种异体。
我们所以没把它的名称定为白山反帝青年同盟，而定为白山青年同盟，是为了把组织伪装起来，转移敌人的耳目，白山青年同盟伪装成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团体，进行了合法活动。
我们把白山青年同盟盟员调动起来，在清洼子和周围的农村办起了夜校。
在青年组织增多，队伍日见扩大的情况下，我想到必须有一个能够给广大青年和群众以精神食粮的报纸。办报的工作是白手起家的。按照我们的希望，很想一次印个一百来份报纸，可是从我们没有油印机，也没有纸张。抚松虽然有一个中国人办的小印刷所，但从我们编报的内容来看，是不能委托那个印刷所来印的。我左思右想，决定用手写出报纸，便动员新日少年同盟积极分子和白山青年同盟骨干来搞这项工作。写一百份报，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1928年1月15日，我们终于拿出了题名《新日》的报纸创刊号。
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时是从哪里来的精力写了那么多的字，真有点难以置信。我至今还常常留恋那个时候的朝气和青春。那时候，我们能把自己完全献给革命，而感到无上的幸福。
没有理想、胆略和热情，没有魄力、斗志和浪漫的青春，就不是青春。
年轻时，应该提出很高的理想，并为实现这个理想，不辞千辛万苦地进行顽强的斗争，具有崭新的思想、健壮体魄的青年，献出血汗培植和收获的所有果实，都将成为祖国的宝贵财富。对创造了这些财富的主人公，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人上了年纪，常留恋自己的青年时代，是因为青年时代是人的一生中最能工作的时期，能做大量工作的时期是最幸福的。
后来，我从父亲的好友那里，好不容易地弄到了油印机，用它印出了《新日》报。
在1927年的寒假活动中大放异彩的是演艺宣传队的活动。参加抚松演艺宣传队的有新日少年同盟和白山青年同盟的盟员以及妇女会会员。这个演艺宣传队在抚松及其附近的农村部落，进行了约一个月的巡回演出。我们一面搞巡回演出，一面在所到之处组建组织，进行群众启蒙工作。
《血喷万国会》、《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女儿来信》这些话剧都是那年冬天，我们在抚松创作并演出的剧目。
演艺宣传队在巡回演出之前，在抚松市内搞了几天演出活动，这时，军阀当局毫无理由地把我抓去关进了监狱。原来，有几个老封建因为我们演出的节目不合他们的口味，向军阀当局密告了我。
那时，小学时期的同学张蔚华为了争取我的释放，作了很大努力。他说服自己的父亲，让他对军阀当局施加压力，不许他们搜查我的家。
张蔚华的父亲多次到我家治病，和我父亲叙谈很融洽，成了挚友。他虽然是个巨富，却是很有良心的人。我父亲在抚松倡议恢复白山学校，但得不到当局的许可而焦急的时候，是他出面交涉才办妥的。
因为有张蔚华的父亲这样有权有势的人施加压力，又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军阀当局也就拿我没有办法了。
，住在抚松的朝鲜人拥到军阀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他们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