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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水田，因此，这里的人们用黄米代替白米来上供，所以家家都在房柱或天棚上吊挂着黍穗。他们即使在断了粮，接不上顿时，也绝不去动它。只在去白头山寺庙供佛时，才把它放在臼里捣，再用簸箕簸好，用木匙挑出碎粒、草籽、黍籽、草芥，把颗粒一般大的拢在一起用高丽纸包起来，用干净的泉水做饭上供。
”就为那个该死的天佛教，奶头山的人都变成了疯子。看来，马克思的宗教是鸦片那句话，是名言中的名言。用新的思想改造这样的宗教徒，到底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
李济宇坦白地发着牢骚说：有时恨不得点一把火烧掉那个把奶头山人们的灵魂都给摄去的”登德宫“。
我批评他的观点太狭隘。
”宗教是鸦片，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我当然不想否定。可是，如果认为这句名言不论任何情况都可以用得上，那就不对了。祈求天佛让日寇遭天罚，让朝鲜民族享天福，这样的天佛教，你能随便给它扣上鸦片这个帽子吗？我认为天佛教是爱国的宗教，这个教的信徒都是爱国者。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是，把这些爱国者团结成一股力量。“
我和李济宇坐在一起真挚地交换了意见，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要去打倒天佛教，而要积极地支持他们的反日情绪。于是，我就在这里逗留十来天，对这个村的人做工作。我对他们说只靠信教是不能光复祖国的。天佛教徒们很容易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那年冬天，奶头山的人们待我们非常热情。奶头山人们的主食是土豆。
掺上扁豆做的土豆饭别有风味。桂永春开玩笑说，吃了土豆掺扁豆的饭，放屁放得炕都要震塌了。
如果那时我们没有到奶头山去了解情况，坐在吉林只听李济宇的报告或口传的风闻作出判断，那么，对天佛教是不会有好印象的。因为到奶头山亲眼看到了”登德宫“、做祈祷的教徒们真挚的表情、家家户户房梁上吊挂的黍穗，才对天佛教和教徒作了公正的判断。
要具有人民的作风和符合人民利益的人民的思想方法，决不是坐在书桌上可以做到的，更不是可以用空谈来解决的。那是只有通过与人民的直接的接触，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直接去体察人们的声音、呼吸、眼神、表情、语气、手势、姿态的过程中才能形成的。
我们先进行了唤醒村民觉悟的政治工作，然后在这个村落组织了白山青年同盟支部，还组成了少年探险队。
我回吉林后，由我们亨权叔负责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他同李济宇一道在德水、德沟、寺洞、药水洞、任水洞、地阳溪等长白一带和新坡、普天、惠山、甲山、三水等国内许多地方建立了白山青年同盟的支部。
同盟组织任李济宇为白山青年同盟长白地区负责人。他出色地担起了这个重任。亨权叔和李济宇在白头山一带的革命化过程中经受了很多考验。由于他们先前作出的功绩，日后我们在这里进行革命斗争时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
假期本是放下书本休息的时期，而我在那年寒假，却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找不到的东西。
寒假后，我们回到吉林总结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半年来的工作，并提出了建立更多的群众组织，分别吸收各阶层青年和群众的任务。
为了执行这项任务，金赫、车光秀、崔昌杰、桂永春、金园宇等共青同盟的骨干分别到兴京县、柳河县、长春县、伊通县、怀德县一带和国内去了。
他们到那些地方，迅速地扩大了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和各种群众组织。
我留在吉林，开展在新安屯组织农民同盟的工作。把农民团结到组织里来，是培养他们成为革命动力的工作。特别是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我国，争取农民的问题是决定革命胜败的关键性问题。
我们到江东村去组织了农民同盟，也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和妇女会，接着在卡伦和大荒沟也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
在蛟河一带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我和旅新青年会组织部长姜明根相识后，同蛟河的青年建立了关系。姜明根可能是从张哲镐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我的事。蛟河曾是张哲镐的中间站。他来往于吉林和抚松之间，每次都到姜明根的家歇脚，把吉林青年学生运动的情况告诉他，回到吉林，就把蛟河的消息详细地告诉我们。就这样，姜明根知道了我们，而我也开始关注蛟河的青年运动了。就在这时候，姜明根专程来吉林找我。
那时，我是住在东大滩的张哲镐家上学的。姜明根比我大十多岁，可是他一口一个”先生“地叫我，十分坦诚地摆出他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焦急地呼吁我帮助他。这使我不由得产生了对他的同情。想到他从远隔180里地的蛟河专程来到吉林找我这个还不过是一个普通中学生的人谈工作，我对他这种革命者的热情不能不感到佩服。
当时，蛟河以拉法山为界，西北边有旅新青年会，东南边则有拉法青年会。蛟河一带的朝鲜青年大都分别参加了这两个青年团体。
青年们起初是怀着很大的抱负参加组织的，但看到民族主义运动的头头们只埋头于争权夺利，搜刮军费，毫无作为，逐渐对他们失望了。
同时，对那些只就”无产阶级革命“和”领导权“夸夸其谈的赶时髦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感到愕然。
我完全理解姜明根说他简直弄不清该何去何从的心情。
我向姜明根介绍了吉林一带青年学生运动的情况和我们的工作经验。我还对他说，回到蛟河后要为组织反帝青年同盟支部作好准备。他回去时，我还给了他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
我虽然尽心尽意地给他讲了许多问题，但他走后，对蛟河的情况总觉得放不下心。于是我终于越过老一岭到蛟河去了。那大概是1928年的春天。
姜明根见到我来，非常高兴，说他正想再跑一趟吉林呢。他说，在吉林的时候，觉得不会再有什么困难，可是回来一开始工作，又碰到了不少难题。
蛟河的农村青年，首先对怎样建立组织的问题，就持有各不相同的意见。
有的说，旅新青年会是民族主义者的组织，应当马上退出那个组织，由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另建一个反帝青年同盟，有的则说，干脆把旅新青年会解散了事。
对吸收哪些人参加组织的问题，他们也没有正确的见解，说这个人是”敌对分子“，那个人是”动摇分子“，都不能吸收。他们就是这样把还过得去的青年都事先排除在吸收对象之外了。
那天，我在客房里枕着木枕和他们躺在一起，对他们说，要建立组织，就要多争取群众，哪怕多一个人也好。为此就不要把人们分成这一边的和那一边的，重要的是要孜孜不倦地进行教育和说服。
我对他们说，要设法让青年不受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的影响，要加强旅新青年会和拉法青年会中的先进青年骨干的作用。我还同他们一一讨论了今后他们要做的工作。
然后，选拔五名旅新青年会的青年骨干，建立了反帝青年同盟蛟河支部。
从那以后，我常到蛟河一带去做反帝青年同盟盟员的工作。
我开始把东满青总的青年也吸收到我们的组织里来。当时，到龙井勤工俭学的朝鲜青年几乎都加入了东满青总。他们受着火曜派的影响。
这个团体的组织部长、东兴中学学生金俊看了我们在吉林创刊的杂志和小册子后，找我来了。
那时，我通过金俊具体地了解了龙井一带青年运动的情况。
金俊自从来吉林后，和我们保持着联系，到大成中学、东江中学、恩真中学等龙井市内各学校的青年中去，宣传了我们的思想。我们通过他们，对间岛一带以及会宁、钟城等六邑之内的青年进行了先进思想的教育。
这个时期，我对工人的工作也予以关注。
当时，吉林有火电厂、铁路机务段、火柴厂、纺织厂、碾米厂等大小工厂，为数不少，但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人组织。只有一个1927年春组织的以帮助朝鲜工人就业谋生为目的的汗诚会。
我们对一个原在吉林火电厂做工，后来到农村来的青年进行了教育，吸收他参加了反帝青年同盟，然后让他重新回到吉林火电厂去做工。他到吉林火电厂站住脚，集结了进步的工人。从此，我们有了立脚点。
我们发动留吉学友会成员，以松花江码头为中心开办了工人夜校，在三·一人民起义纪念日、五·一节、国耻日，还到他们那里去做讲演，举行文艺演出。在做了这种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于1928年8月，组织了反日劳动组合，由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干人员担任这个组织的负责人。
我们一直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工作对象，积极地进行使他们意识化、组织化的工作。而如今把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工人阶级中去，把工人吸收到组织里来，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以朝鲜工人为主组织起来的这个反日劳动组合，掌握了合法团体汗诚会的活动。汗诚会的政治倾向渐趋鲜明。后来，汗诚会为帮助元山工人总罢工，募捐支援了元山劳动联合会。1930年夏，朝鲜发生水灾时，它又同各朝鲜人团体联合组织救济会，为灾民募捐；在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工程的斗争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把以吉林和蛟河一带为中心的在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影响下的青年团体改组为革命组织，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积累了很多好经验。
革命者的生命，可以说是从深入群众开始，离开群众就要告终。
我想，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华成义塾时节是我的青年学生运动开始的时期，而组织和扩大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吉林毓文中学时期，是越出学生的圈子深入到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中去，到处播下革命火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