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诔锉钢械拿裰谠硕叽蠡岬�72名筹备委员名单。这简直是利令智昏，只顾争夺领导权的宗派分子们把共产党干部的名单全部送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公开告密书。日寇就靠这个名单大肆逮捕了共产党干部。结果，火曜派的主要人物几乎都被关进了监狱。
如果忘记这一教训，照宗派分子的主张再次开展公开论战的话，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那是不言而喻的。
熟悉日本内情的车光秀，谴责政友会宣言说，它是曾在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过的机会主义思潮－－”福本主义“的翻版。福本曾主张说，为了重建党，应通过”理论斗争“，先辨别具有纯正革命思想的人和不具有纯正思想的人，然后只吸收思想纯正的人。他的这一主张，是分裂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主张，它给日本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政友会宣言不但原封不动地搬用了福本的理论，而且连它的文字都毫厘不差地抄袭过来。车光秀断然唾弃了这个宣言。他对宗派分子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于是去了柳河。他决心到乡下去当个教师，给孩子们灌输民族的正气，无声无息地了却一生。后来，他偶然碰见了崔昌杰，并且经过他的介绍，来到了吉林。车光秀坦白地说，他在异国土地上的凄风苦雨中漂泊的时候，一直如饥似渴地盼望着出现一位领导者，给他以力量和希望，给他指出正确的斗争路线。
他讲完了自己的经历，激动地说道：
”成柱！咱们能不能在相互信任、相互爱护中搞共产主义运动啊？就在没有宗派、没有领导权争夺战的环境里“
车光秀的这一呼声，正是他在远离祖国几万里的异国他乡颠沛流离，彷徨摸索，最终找到了革命道路所作出的总结，所得到的教益。
我也很激动，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新一代人，不要学宗派分子走分裂道路，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沿着革命的康庄大道勇往直前。
车光秀还坦率地谈了他在听崔昌杰介绍我的时候产生的想法。他说，当他听到我在吉林搞学生运动的时候，曾经心不在焉地想过，区区一个中学生能懂得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搞共产主义运动又能搞出个什么样子呢？于是他打定主意要到吉林来找我试探一下。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也难怪我当初把这个豪爽热情、平易近人的愣头青当成了一个枯燥呆板的人。
没过多久，车光秀就成了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一员。
这年夏天，我派车光秀到新安屯去。新安屯，位于吉长公路以西不远的地方，是朝鲜的爱国志士建成的理想村，是在满洲的朝鲜人居住区中为数不多的政治运动策源地之一。如果把这个村庄革命化了，就能开辟深入农民群众的第一个渠道。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车光秀。
我叫车光秀到新安屯去工作的时候，他很吃惊，半开玩笑地问我，他好不容易接上了组织关系，刚从乡下上来，怎么又叫他下乡？别人在汉城啦、东京啦、上海啦这样的大城市里搞运动还嫌不过瘾，甚至跑到共产国际去掀风起浪，而他却要到巴掌大的农村去，还能搞出什么名堂？可见他虽然反对旧工作方法，却还没有完全克服旧的观念。
我给他作了解释，大致是这样讲的：
认为在大城市里才能搞革命，是不对的。不论是城市或农村，哪里有人民，我们就应该到哪里去工作。农民在我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到满洲来的朝鲜人，也大都住在农村里。不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就不能唤起人民群众投入光复祖国的伟大事业，也不能设想共产主义运动在我国取得胜利。我念完了学校，也准备到农村去工作。认为跟共产国际来来往往才能树立共产主义者的名分，这也是不正确的思想方法。共产主义者所以尊重共产国际，是因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是带有国际性质的，是因为工人阶级只有加强国际团结，才能粉碎国际上联合在一起的资本的锁链。只要为完成自己所承担的民族义务和国际义务真诚地进行斗争，就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也能使我们渴望已久的光复祖国的那一天早日到来。目前搞运动的人，都在往上走，从农村到城镇，从城镇到汉城，再从汉城到共产国际，他们认为，只有往上走才能跻身于群英之列，也才能得到承认。然而，要为无产阶级搞革命的人，脱离群众，老是往上头走，这行吗？我们要往下走，下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去。
”不要往上走，要往下走。“
车光秀神色严肃地自言自语道，然后沉思了好半天，突然用拳头啪地一声敲着桌子喊道：”妙！是一个奇妙的发现！“由于车光秀的出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核心力量更加壮大了，我们的队伍也有了能够同朝鲜共产党上层大人物们比高低的高水平的理论家了。
从这时起，车光秀跟我们休戚与共，并肩战斗了三年多。他为开展青年学生运动，促进群众革命化，为抗日武装斗争奠定基础，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新安屯、江东、蛟河、孤榆树、卡伦、五家子、柳河等地区的革命化，都离不开他的名字。
最初，他参加了实现吉林附近朝鲜人村庄革命化的工作，接着以吉林为轴心，在南满的柳河、中部满洲的卡伦、孤榆树、五家子等朝鲜人居住地，同金园宇、桂永春、张蔚华、朴根源、李钟洛、朴且石等人开展了团结青年群众的工作，最后一个时期在安图一带参加了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工作。
他的群众观点很强，不论到哪里，很快就能同群众打成一片。他生性落落大方，潇洒豪放，知识渊博，又能说会道，群众都喜欢他、尊敬他。他讲授的社会科学课，在三光学校（孤榆树）学生中最受欢迎，他们总是抱着很大的期望和兴趣盼他来讲课。他为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作过很多讲演，也普及了很多歌曲。
他在白信汉的追悼仪式上作的悼词是很有名的。
车光秀最常去的地方是新安屯。他在新安屯吉兴学校曾当过一个时期的教员。他住在学监家里，用革命思想教育村里的农民、青年和妇女，把他们团结到反帝青年同盟、农民同盟、妇女会、少年会等组织里来，推进了全村的革命化。
新安屯原是深受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影响的地方。那些宗派分子们不时地到村里来，讲些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论“呀，这个论呀那个论呀，尽扯一些荒谬的怪论，所以封建保守的老年人和大人们，一说起”社会主义“，就摇头表示反对。
正因为这样，车光秀开始也很难站住脚。他借了一间人家的上房，把墙裱糊好，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当作乡亲们来闲谈的地方，常常邀请一两名有文化的老年人事先作些准备，然后让他们在老年人中间进行宣传。
村里的好些老年人一到晚上就别着长烟袋到车光秀修好的房里来闲聊。
这时候，由车光秀事先安排好的老人就开始天南地北他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缀上一句说：”现在是个坏世道，要改变这种世道，就要先打倒地主。“用这种方式天天宣传几句革命道理。
车光秀就是这样先教育老年人，然后开办夜校，有时还给大家讲话，也跟大家一起唱歌跳舞，使村子变得热气腾腾，很有生气。于是，村里的人们开始说，要是像车光秀先生搞的这种社会主义，他们是不会反对的，并且开始积极参加革命工作。
车光秀在新安屯站住了脚以后，星期六一放学，我就去找他。
那时候，为了摆脱敌人的监视，我们一到吉林郊外，就钻进高粱地或玉米地里，脱下学生服，换上农民服装。
我到新安屯去，听取他的工作经验，也帮他做些工作。
在这过程中，我对车光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也对我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我们通过车光秀积极推进新安屯革命化的时候，有一天，车光秀来到吉林把我拉到北山公园。我们在树荫下找了个位置坐下以后，车光秀告诉我，有个叫许律的人很值得重视。据他说，许律在龙井上东兴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前不久他来吉林准备上法政大学，可是因为供不上学费，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车光秀所以关心许律，是因为考虑到了许律的背景。据他说，派许律到吉林来的是金灿。而这个金灿，是当时车光秀还很崇拜的一个人。
我听了很吃惊。
就金灿而言，他是我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人物。第一次建立共产党时，他是宣传部的负责人，第二次建立共产党时，他又起了主导作用。后来发现有被捕的危险，他就躲到了上海，组织了朝鲜共产党上海部。他是火曜派的代表人物，是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实际组织者。
他把自己影响下的青年派到吉林来，是因为他看上了我们。我们在吉林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积极开展青年学生运动的消息一传开，他也开始把视线转向了我们。他看到我们的力量日益壮大起来，就想派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来给我们灌注他们的思想。
金灿本人也到吉林来接触过许多青年学生。他还作过几次报告，我也听过。听说”马克思主义大师“要作报告，我就同车光秀一道去了他下榻的大东门外李琴川的家。可是他讲的是对革命实践有害的鬼话，令我们大失所望。
那天，金灿说他们的一派是朝鲜革命的”正统派“，并对别的派别大肆攻击和诋毁。他还荒唐地主张，朝鲜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革命的动力只能是工人和贫雇农，其他一切非无产阶级分子都不能成为革命的动力。
那天，我听着金灿的报告，深刻地认识到，他的主张是给人民群众造成混乱，对革命实践有极大破坏作用的危险的诡辩，不同这种诡辩作斗争，我们就不能走正确的共产主义道路。
车光秀说，他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后悔自己过去不知道金灿是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