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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谋求和民族主义者进行共同斗争。当我们了解到安昌浩的思想是改良主义的时候，对他的思想方法进行了批判。但是当他被捕的时候，我们又毫不踌躇地进行了营救他的斗争。当三府合并会议由于争夺领导权的派别斗争而迟迟没有进展的时候，我们本着希望爱国力量实现团结的心情，借艺术的力量给民族主义者敲响了警钟。当独立运动团体合并成国民府的时候，我们又为之而高兴，表示了欢迎。
但是，国民府的领导人们却不理睬我们的诚意，以野蛮的屠杀对待了我们。
那时我在陵街再一次清晰地回想起了车千里老人的一段话：”朝鲜人，就是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独立运动者中也有过不少主张团结的人。群众期望所有爱国者不分主义、团体和信仰，都要携起手来，同心协力，投入反日抗战。
但是，国民府的恐怖分子却残酷地践踏了民众的这一期望。
每当回忆起旺清门的惨案，就禁不住怒火中烧。每当回顾那次悲剧时，我就想，在我们民族内部绝不能重演那样残酷而无意义的杀戮。如果高而虚、玄默观还在世，我相信他们也会这么想。在感情上跟我那么亲密，只因为思想不同而没能走同一条道路的玄默观，后来在长沙被恐怖分子杀害了。他自己最后也成了恐怖活动的牺牲品。
玄默观的女儿玄淑子，解放后随临时政府的人士回国，在汉城半岛饭店给她母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可能保存在党史研究所。他的子女现在在祖国的北方过着幸福的生活。
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史证明，共产主义者走的道路才是爱国爱民族的道路，共产主义者才是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正的、坚贞的爱国者。
今天，在国土被分害，外部势力的干涉严重的情况下，每当迫切地感到民族团结是第一生命时，我就想起旺清门的悲剧！
十在狱中
”吉林的风暴“席卷了满洲许多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军阀，逐渐觉察到我们的存在了。蓬勃开展的青年学生运动、中东铁路事件和南满青总大会事件，把有关我们的消息散布到了许多地方，敌人随之看出了搅乱吉林空气的肇事人是青年学生，于是开始了对我们的追查。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满洲，到处安插密探，严密监视朝鲜人的一举一动，同时唆使中国的反动军阀，大肆逮捕、监禁共产主义者和反日独立运动者。吉林的形势变得非常险恶，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了难关。
看到形势险恶起来，那些在吉林市内混日子的宗派分子就向龙井、磐石、敦化等地逃跑，独立运动者们有的加入中国国籍逃往中国关内，有的躲到旺清门等地去了。1929年秋的吉林，已不再是反日运动者云集的朝鲜海外政治运动中心了。
正在这样的时候，吉林第五中学的学生们在读书会上的无谓的大声议论，给敌人提供了线索，我们的同志就开始被捕了。我刚从旺清门回来，为收拾事态而奔走，也被反动军阀当局逮捕了。原来，五中的学生把连毓文中学的共青组织也都供出来了。
警察们扬言，他们对学生运动领导人已经一网打尽。他们天天对我们进行残酷的严刑拷打。他们企图查清我们进行斗争的情况，破获我们在吉林市内的密如蛛网的组织及其背后势力。
我们约好，除了承认读过一些左翼书籍外，别的什么也不说。我们对审讯我们的刽子手抗辩道，学生看书，有什么不对。我们读的书是书店里卖的，要问罪，就该先问当局的罪，是当局许可出版和出售那些书的呀。我们就这样坚持下去。
有一天，我正受拧手指头的刑，曾任华成义塾塾长的崔东旿先生忽然从旁边一块隔板后面探出头望了我一眼就不见了。这事太出乎意外了，起初我怀疑自己的眼睛，以为也许是一种错觉。
但是，一点不错，确实是我上华成义塾时的塾长崔东旿先生。我心想，敌人甚至把我华成义塾时代的老师也叫到审讯室来，可见敌人对我的调查已经到了相当的深度。
崔东旿先生的出现，使我想得很多，很复杂。
崔东旿先生的中国话讲得很好，又精于外交工作，所以担任了国民府的外交委员长。先生为了协调同国民党反动军阀当局的关系，主要留住吉林，同青年学生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如果他向反动军阀当局照实说出我们的真实情况，那么，我们要尽可能减轻案情的努力就会化为泡影。尤其是我们在中东铁路事件中为维护苏联而斗争的情况，哪怕暴露出一点点，也绝不会顺利过关的。
在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操纵下，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奉系军阀，到了20年代末背信弃义，顽固地进行了反苏活动。广州人民起义失败后，蒋介石政府枪杀了苏联驻广州领事，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
反苏是蒋介石向帝国主义列强献媚求其保护和支持的王牌。
军阀的嘴里常常迸出”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口号。他们巧妙地利用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掩盖帝国主义的侵略真相，顽固地鼓吹反苏思想。
连那些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也被军阀的宣传所欺骗，恣意喊出”占领乌拉尔山，占据贝加尔湖“、”要在贝加尔湖饮马“等好战的、挑衅性的狂言，觊觎苏联领土。
军阀利用这种情绪，作为反苏挑衅的第一个回合，攻占了中东铁路。本来该铁路的财产和设备，由中苏两国根据协定各占一半，通过叫做董事会的管理机构共同经营这条铁路。军阀却调动兵力占领无线电信局和管理局，完全夺取了铁路，单方面地取消了苏方的股份。掌握了中东铁路之后，立刻越过边界，从三个方向向苏联发动了进攻。于是，苏联军队和中国反动军阀军队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
当时，冯庸大学和东北大学的一些右翼学生，在反动派的唆使下，甚至拿起武器，反对苏联。
我们为了制止国民党政府和反动军阀的反苏活动，发动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开展斗争，维护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有些没有觉悟的中国青年疏远我们，说我们是坏人，是帮助”侵犯“中华民族利益的人。这实在叫我们为难。
我们在市内各处散发传单，揭露军阀反苏活动的本质，还深入到中国人中间去开展宣传工作，说明十月革命后苏联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给中国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援助，而中国军阀军队夺取中东铁路，进攻苏联，是不可容许的背信弃义行为，其目的在于捞取政治资本去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
为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的宣传所骗，敌视过苏联的人，听了我们的宣传后认清了对苏进攻的危险性和本质，改变了态度和立场，反对进攻苏联了。
我们同中国的进步青年一道，对那些拿起武器进攻苏联的冯庸大学学生，也给了沉重的打击。
在中东铁路事件中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是从政治上维护苏联的国际主义斗争。当时，我们把地球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看作希望的灯塔，并认为为维护它而斗争，是共产主义者的神圣义务。
通过我们围绕着中东铁路事件进行的斗争，中国人民认清了军阀的真面目，认清了帝国主义者从背后不断唆使军阀进行反苏活动的真实意图。朝中人民通过中东铁路事件大大觉醒了。
当时，国民党军阀对拥护苏联的人是毫不留情的。
崔东旿先生来过后，审讯者们仍然把我只当一个读书会案子的主犯来对待。看来，军阀当局是为了核实我的身分，查明我与苏联有无联系，搞过什么运动，才传讯了崔东旿先生的。但是，崔东旿先生好像没有说什么对我不利的话。
不久，我们被押到了吉林监狱。吉林监狱是一个十字形的建筑，走廊从中央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伸展，走廊两旁是牢房，看守坐在中央监视四方。
我被囚的是北边走廊右侧第二个牢房。这个牢房朝北，长年见不到阳光，霉臭刺鼻，冬天满墙白霜，整天不化。我们被押到这个监狱是在秋天，可是牢房里冷得和冬天一样。军阀当局对待囚犯，民族歧视非常严重。看守们使用”高丽棒子“、”朝鲜亡国奴“等污辱性的话，还给朝鲜学生戴上拴了重铁块的脚镣。
在伙食方面和利用监狱里微不足道的医疗设施方面，军阀当局对待我们朝鲜学生也有差别，不同于对待中国政治犯。
我决心在狱中继续坚持斗争。
对干革命的人来说，监狱可以说是一个斗争场所。如果把监狱单纯地看作监禁罪犯的地方，那就会陷于被动，什么也干不了。可是如果把监狱看成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在那狭窄的空间里也能为革命做些有益的事情。
我振作起精神，开始摸索斗争方法。我首先想设法同外界取得联系，尽快重建遭到破坏的组织，使它进行活动，并决心同军阀当局进行斗争，争取早日出狱。
要在狱中开展斗争，难题是如何同外界取得联系。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教育看守，使他成为我们的同情者。
我争取看守的意图，意外地顺利实现了。当时，监狱当局要修缮牢房，让我们临时同一般罪犯住一个牢房。监狱当局的这一措施，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有一天，和我在一个牢房里的中国罪犯，忽然得了重感冒，躺倒了。他是在对一个富翁家行劫时被捕的，此人举止非常粗暴。
我搬到一般罪犯的牢房那天，那个被称”戆头儿“的罪犯盘腿坐在上首，不由分说地要我们拿出钱或吃的来请客。他喝令我们说，初来这个牢房，不管是谁，都得守这个规矩，你们也要遵守。他是个凶狠残暴的人。
我反驳他说，我们在审讯室受了几天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