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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士把李承晚推为上海临时政府的首脑时，申采浩抑制不住激愤，正面加以反对。这也是因为他平时对李承晚的”委任统治论“和”自治论“感到不满。
”李承晚是比李完用更坏的逆贼。李完用出卖了尚存在的国家，而李承晚却在祖国尚未光复时就把祖国出卖了。“
这是他在临时政府组阁会上像投出炸弹一样投出的一句有名的话。他在退出临时政府后发表的《朝鲜革命宣言》中也严厉批判了李承晚。
孙贞道牧师有时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申采浩是个性格像刀，主张像铁锭一样的人。当他谴责李承晚是比李完用更坏的逆贼时，我心里痛快极了。
申采浩的话是代表民心的。申采浩的心情，也就是我的心情。所以，我就和申采浩一道与临时政府诀别了。“
我想，参考他的这种言论，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出孙牧师的政见了。
他断定，不论是自治论还是”委任统治论“，都是妄想。对安昌浩的”培养实力论“，他采取了半信半疑的立场，而对我们的要发动群众开展全民族的斗争来实现祖国的独立这一全民抗战论，则表示完全支持。这种革新的立场，使他不再感到有必要作为阁员留在以像李承晚那样的事大主义者、野心家为首脑的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而果断地把活动舞台转移到了吉林。
孙牧师到吉林后，同日本警察规定为”第三势力“的革新派人物取得联系，积极地参与了独立运动。他同新一代的青年也十分融洽，只要是青年人做的事，不管是什么，他都真心实意地给予支持。他任神职的大东门外的教堂，就等于是我们的专用集会场所。我常到这个教堂去弹风琴，指导演艺宣传队的活动。孙贞道牧师给我们解决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又真心支持我们的革命活动。所以，我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爱戴他，尊敬他。
孙贞道牧师也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疼爱我。我在监狱里受苦的时候，向张作相行贿，开展请愿运动，要求释放我的主导人物也正是孙牧师。
孙牧师不仅把我作为他朋友的儿子看待，而且把我当作具有一家之见的革命家对待。连在独立运动者中议论纷纷，而又难以解决的家庭问题，他也毫不犹豫地向我和盘托出，征求我的意见。
当时，孙牧师正为大女儿孙真实和尹致昌的婚姻问题大伤脑筋。吉林的独立运动者无论谁都反对这门亲事。孙牧师也感到不满意，认为女儿选错了对象。他认为，如果女儿嫁给了尹致昌，就是家族的耻辱。因为尹致昌是亲日派、买办资本家尹致昊的弟弟。当牧师由于说服不了女儿而十分着急的时候，独立军保守派为了从尹致昌那里索取资金，把他扣留了一个星期。
”成柱，这事怎么办才好呢？“孙贞道牧师征求了我的意见。
我觉得干预大人们的婚事不太合适，便踌躇了一会儿，小心地回答说：
”既然他们搞恋爱，爱上了，不是没办法分开吗？我看最好让他们随自己的意愿办吧！“
我在这样进言之后，说服独立军保守派人物释放了尹致昌。
孙贞道牧师到了北京后，第二年又回到了吉林。有些人说，这是应吴仁华、高远岩等革新派人士的邀请而来了。不知这种判断有多大的真实性。不管怎么说，孙牧师直到去世仍留在吉林。可见，北京方面的独立运动情况不能令人乐观，他的健康状况看来也不太好。
当我出狱见到孙贞道牧师时，他为我脸庞消瘦而担心，但我却为他满面病容而担心。他旧疾复发，连吃饭都感到困难。
”国家沦亡，人也病了，只是日夜长叹啊。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给我赐福。都是那个流放生活造的孽呀。“孙贞道牧师说。
1912年牧师在满洲进行传教活动时，因阴谋暗杀桂太郎的嫌疑被捕，在珍岛过了两年的流放生活。在这期间，他得了病。说也奇怪，群众爱戴的人，常常容易受病魔侵袭。
第二年春，我在明月沟听到了孙贞道牧师病逝的噩耗。向我传递这一噩耗的人说，孙牧师在吉林的东洋医院过早去世。
起初，我以为那不过是谣传。我怎么也不能相信牧师会因病猝死。我想，半年前见面的时候，他还没有卧床，而是谈论独立运动的未来，怎么能因胃溃疡，就像烛火那样轻易熄灭呢？不幸，那确是事实。据地下组织了解，牧师在住院那天就口吐鲜血，当场死去。
当时，侨胞社会有不少人把孙牧师之死看作谋杀。这么看的第一个理由是住院前孙牧师的病势还没有危及生命。第二个有力的理由是，东洋医院是日本人经营的。日本鬼子甚至毫无顾忌地把朝鲜人当作细菌战的实验对象，别说是谋杀，比这更凶恶的阴谋也能搞得出来，这是侨胞们共同的看法。
最确实的理由是这一点：孙贞道牧师是著名的爱国志士。孙牧师是日本警察片刻也未放松过监视的黑名单中的人。他不仅有暗杀桂太郎的嫌疑，而且又曾任上海临时政府的议政院议长、临时政府交通总长、时事策进会成员、兴士团团员、劳兵会董事。他的这种一贯抗日的经历，不能不使日本警察把他看作眼中钉。孙牧师猝死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特意拟一份题为《关于不法朝鲜人孙贞道的死亡》的文件上报他们的外务大臣，可见日本人是多么严密地注视着孙贞道牧师的。
孙贞道牧师的号是海石。有些人说他的号如实地反映了他的特征。他并不怎么公开露面，可是以神职人员的身分，把一生献给了抗日的神圣事业，是一位节操坚贞、具有良心的独立运动者。孙牧师来到吉林后，又同正义府的革新派人士一道，为按时局的变化改变独立运动的方向，为爱国力量的团结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我们组织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和朝鲜人留吉学友会的时候，他作为建立满洲农民互助社的发起人，为它们的成功作出了努力。
孙贞道牧师以他弟弟（孙敬道）的名义在额穆具镜泊湖一带买下50垧土地，经营农业公社。
也可以说是安昌浩提倡的”理想村“的一角吧。镜泊湖畔是有一段时期安昌浩先生最看重的建设理想村的后备地。牧师用农业公社的收入筹措了独立运动资金。
孙贞道牧师的葬礼在奉天会馆按基督教方式庄严举行。据说，由于日本警察的阻挠，从韩日合并以前起，历经几十年的风霜献身于独立抗战的牧师灵前，只有40多个吊丧的人。想到牧师生前用爱国精神教育过那么多人，受到那么多人的拥戴，这样的永别是太冷清，太孤寂了。可以想象到有警察在场的葬礼，怎么能随便流泪、尽情痛哭呢！那是国父死了也不许随便哭的世道啊！
我遥望着吉林市的天空，悲伤地流着眼泪，在间岛土地上祈祷亡人的冥福。
我怀念着孙牧师，怀念着父亲，我悲泣。我发誓为守父辈的英灵，一定要为他们报仇，光复祖国。
我认为，只有光复祖国的道路，才是向恩人报恩的道路，才是消除他们的灾难的道路，才是打碎人民身上镣铐的道路。
从那以后，我和孙贞道牧师的遗属走了不同的道路。直到本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仍未消除的分裂的悲剧，以铁丝网、混凝土壁障和波涛汹涌的大洋，无情地把我们分开：我在平壤，孙仁实在汉城，孙元泰在奥马哈（美国）。
我们半个多世纪没能互通音信。
但是，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孙贞道牧师和他的遗属。对他们的回忆，与岁月一道绵绵不断于我的心中，虽经时间和空间的不断交替，也没有风化或污染。
民族的悲剧越深化，把我们分开的壁障越高，对那些为这块土地流了热泪，为这个国家洒下了鲜血的恩人和烈士的缅怀，就越痛切地渗入我们的心田。
历史对这一缅怀之情并没有置之不理。
1991年5月，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当病理学医师的孙元泰－－
孙贞道牧师的小儿子，应我国侨胞事务部的邀请，偕夫人（李有信）前来我国访问。当年在松花江畔的沙滩上，少年会会员和留吉学友会会员分成”地“队和”海“队搞军事游戏时，孙元泰总是缠着我要跟我一伙儿，那个十几岁的软弱小学生孙元泰，现在变成年近80的白发老人出现在我面前。60年风霜的恶作剧也没能抹掉清楚地印在他白发下面的吉林时代的痕迹。
孙元泰喊了一声”主席“，就扑在我的怀里紧紧拥抱我，泪如雨下。这是集于千言万语的眼泪，的确是包含着无数情由的眼泪呀！在漫长的岁月里，缅怀之情烧焦了我们的心，可我们为什么已经白发苍苍才重逢，是什么东西把我们的重逢拖了半个多世纪呢？
60年，是几乎等于一个人一生的漫长岁月。在超音速飞机满天飞的文明时代，十几岁离别的人，快80了才重见面。那么，不断地把我们推向老年的那个时间的累积，不就太无情，太空虚了吗？
”孙先生，你的头发怎么这么白了？“我不是用对待过去的少年会会员，而是用对待一位具有美国公民权的老学者的口气问他。
孙元泰像在吉林时代那样用有点娇气的表情望着我说：
”我一心想见到金主席，想得我头发都白了。“他说：”我在吉林时代就像跟哥哥一样紧跟主席，主席也像待亲兄弟一样爱护我，恳求您免了‘先生’这个称呼吧。“
”好，那就像当年一样叫元泰吧！“我笑着说。
有些拘束的感情顿时云消雾散。我们好像回到了吉林时代。我甚至觉得这不是在平壤的会客室，而是在吉林当年的住处见到他。在吉林时代，我常常到孙牧师家去，孙元泰也常到我住宿的家里来。
像车光秀那样经常歪着脑袋，身材矮小、沉默寡言的少年，可是一旦开口，就不断讲出富于机智的玩笑和幽默，使对方不由得发笑的第四省立学校小学生孙元泰，现在成了病理学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