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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讨论了有关暴动的问题。专搞派别斗争的分子们准备再发动一次像五·三○暴动那样的暴动。
我批判五·三○暴动是冒险的暴动，并反对了他们的计划。
那年，我度过狱中生活之后又经历了五·三○暴动，有很多体1930年春，的确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成长之春、考验之春。在这个春季里，我国革命为新的变化作了准备。
三卡伦会议
6月下旬，同志们按照约定陆续来到卡伦。卡伦早已有了我们的革命组织。1927年起，我们就感到有必要在较便于来往满洲各地的交通分岔点上设一个活动基地，便派共青骨干分子开拓了这一带。
我们决定在卡伦召开会议，是因为考虑到这里交通方便，又是一个完全能够保证与会者的安全和保密的隐蔽的活动基地。卡伦虽然是反日运动者来往频繁的地方，但还没有被敌人发觉。这里的人民又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是个理想的开会地我抵达卡伦时，早有少年探险队总队长郑行正在车站等着我。我每次到卡伦，他总是到车站迎接我，和我同行。
我到卡伦一看，这里的空气比敦化和吉林稍平稳些。
因为当时是五·三○暴动过后，间岛的空气非常险恶。加上日本军向东满出兵迫在眉睫，使形势更为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出兵间岛的目的，是要镇压这一带迅速扩大的革命运动，确保占领满蒙，使之成为进攻苏联的桥头堡。
为此，驻扎罗南的日军19师师长河岛中将正在巡视龙井、延吉、百草沟、头道沟等地。在同一时间，国民党吉林军参谋长和民政厅厅长也视察了东满。
间岛地区的革命组织号召从东满赶走日军中将、国民党参谋长和民政厅厅长，也是在这个时候。
那时，我到卡伦把住处定在进明学校教师刘永宣和张小峰家。
张小峰一面在进明学校教书，一面又兼任《东亚日报》支局局长。他和车光秀一样，善于写文章，见识高，工作又好，受到同志们的爱戴。他的缺点是回家后常常跟妻子吵架。同志们劝他，他总是埋怨说，老婆太封建，合不来。为了让张小峰对家庭生活感兴趣，我
对他进行了多次说服和批评，可是没怎么见效。
朝鲜革命军成立后，张小峰到长春购买武器时被捕叛变了。据说5他还参与过要我”归顺“的工作。
在卡伦的革命化方面，金赫和张小峰的功劳特别多。他们同此地有志者合作，建立了学校和夜校，以此为据点开展教育运动，将农民会、青年会、少年会、妇人会等从前的启蒙团体，改组为农民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少年探险队、妇女会等革命组织，把各阶层群众出色地教育成为抗日革命的战士。
金赫主持创刊《布尔什维克》杂志的地点，也是卡伦。
我到了卡伦也和在四道荒沟时一样，继续探索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思索后，整理好写出来，便成了很长的文章。
我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深切地感到我国民族解放斗争迫切要求提出新的指导理论。
没有新的理论指导，革命就寸步难行。
进入30年代后，被压迫人民要求自主性的革命斗争，在全世界越来越扩大。在地球上，被压迫人民的反帝、解放斗争最激烈的大陆是亚洲。
亚洲之所以成为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舞台，是因为帝国主义这个时期更加加紧了对亚洲后进国家的侵略，也是因为东方许多国家的人民勇敢地站起来，在各地为维护民族主权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东方人民为驱逐外来势力，为在自由、民主的新社会里生活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
与苏联革命和蒙古革命的发展相呼应，在中国、印度、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亚洲许多国家，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在以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印度，纺织工人打着红旗举行示威，也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事。
中国人民在第二次国内战争的烈火中迎来了30年代。
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开展的革命斗争和国内人民的积极斗争，使我们无比兴奋和奋发起来。
只要建立起党，提出正确的指导理论，就完全能够把人民发动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信心作为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
到了这个时期，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上，仍有代表各党各派的立场和利害关系的各种主义和主张登场，把群众引向这一边或那一边。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难免都带有这样那样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在那时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我们认为最高形式的斗争是独立军的武装斗争。民族主义左翼阵营中最积极的反日独立运动者和爱国者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组织起独立军部队，开展了武装斗争，他们相信只有进行独立战争才能光复祖国。
有些人认为只有开展大部队的军事活动才能取得独立；有些人主张只有直接的恐怖战术，才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好的办法；还有些人说，先把军队训练好，等到苏联、中国、美国等大国同日本开战时，再同他们联合起来争取独立，这才是符合朝鲜实际的战略。
所有这些主张，无论哪一种都是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血战的。
但是，独立军的斗争，没有具备能够切实贯彻这一宗旨的科学的战略和策略；既没有具备能够把独立战争打到底的强有力的、老练的领导班子；又没能打下能够从人力、物力、财政方面支援这一斗争的牢固的群众基础。
在改良主义理论中，称为”培养实力论“的安昌浩的”准备论“成为独立运动者们议论的话题。
我们尊敬安昌浩，认为他是把一生完全献给了独立运动的清白廉洁的有良心的爱国志士，但对他的理论，我们并不赞同。
流亡上海临时政府的非暴力独立运动路线，也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共鸣。
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之所以在成立后不久就令人失望，也是因为它始终乞求于连一线希望都没有的非暴力外交路线而虚度岁月的缘故。因此，把军事路线绝对化的独立军，对此态度十分冷淡。
至于李承晚哀求国际联盟将朝鲜置于其委任统治下的请愿，则说不上是什么路线；民族主义右派所提倡的”自治论“，也只不过是一种与民族的独立精神相违背的梦想而已。
1925年成立的朝鲜共产党，还没来得及制定出符合朝鲜实际的科学的战略策略，就结束了自己的存在。
总的来说，前一代的战略和路线的普遍缺点是不相信和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前一代的运动者们，都忽视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人，推动革命的力量也在于人民群众的这一真理。只有依靠千百万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我国的反日运动者们却认为，革命也好，独立战争也好，都只能依靠几个特殊人才。
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也站在这种立场上，不怎么做打好群众基础的工作。用由几个上层人物组成党中央加以宣布的方法建立了党，而下深入到群众中去，致使三人一党、五人一派地分裂成好几派，搞了好几年夺取领导权的争斗。
前一代的路线和战略还有一个严重的弱点，就是没有扎实地立足于朝鲜的具体现实。
我认为，要想提出符合朝鲜具体情况的正确的指导理论，就不要将经典著作和别国的经验加以绝对化，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独立自主地、用独创性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确定指导理论，既不能囫囵吞枣地吸收十月革命的经验，也不能袖手坐在那里光指望共产国际给你带来万应灵丹式的处方。”我们可以相信的只有人民群众的力量。要相信两千万人民的力量，把这个力量团结成一体，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血战吧。“在我的心里常常发出这样的呼声。
我基于这种思想，努力把今天我们命名为主体的那个思想反映到报告的每个字句中去。报告要反映的内容都是些有关我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
那时，我对武装斗争问题想得特别多。
我们在报告中，把用武装力量全面开展抗日战争作为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路线，作为朝鲜共产主义者头等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
决心开展武装斗争，并把它确定为方针，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在卡伦通过这一方针时，我们还只是赤手空拳。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主张，要开展武装斗争，就要用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双手去建立新型的军队。
那时，有些人提出异议说，独立军既然存在着，那么加入独立军进行活动就行了，何必另建军队呢？那样不就招致反日军事力量的分裂吗？
在独立军趋向右倾和反动的情况下，用到那里去更新军队的方法开展武装斗争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
1930年，当时独立军的兵力非常薄弱。虽说国民府属下有独立军的兵力，但也不过只有九个中队。连这点兵力也因上层的分裂，分成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互相对立。
所谓国民府派是把独立军十多年来坚持着的既有方针绝对化的保守势力；而反国民府派是反对既有方针，追求新的路线的革新势力。反国民府派人物对共产主义表示赞成，也曾企图与共产主义者携手，日本帝国主义把他们视为”第三势力“。意思是说，他们既不是民族主义者又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一种中间势力。在民族运动内部出现了像反国民府派这样的”第三势力“，这证明要把这一运动的方向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愿望已进入了实践阶段。
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的对立，造成了独立军力量的分裂，民族运动内部陷入了混乱。
独立军的各中队大体上都驻扎在不利于打游击战的平原地区的村庄。他们武器低劣，军纪紊乱，训练不力，又没有搞好同群众的关系。
①②
独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