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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把精力集中于教育工作。
我们从朝鲜革命军队员和地下组织成员中选出得力的青年，分配到三星学校去当教员，由他们主导，革命地改革学校的教育内容。我们直接办校以后，废除了讲授民族主义思想和封建儒教思想的陈旧科目，新设了政治课。
在三星学校取消学费，也是在这个时候。学校的经费，由自治委员会提供。
从这年冬天起，五家子的所有学龄儿童，上学不交学费了。
后来，我们在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中规定了免费义务教育这一条，但朝鲜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实行免费教育，是在孤榆树、卡伦和五家子。五家子的三星学校、卡伦的进明学校和孤榆树的三光学校等，都是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实行免费教育的意义深远的教育机构。
我们还致力于为那些不能受学校教育的青壮年男子和妇女办夜校。
我们不仅在中心村，而且在周围各村也都办了夜校，让所有的青年都参加夜校学习。
我们根据在卡伦发行过《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在五家子也发行了《农友》杂志。《农友》起到农民同盟机关刊物的作用。《布尔什维克》登的文章较难理解，《农友》刊登的文章写得简明易懂，农民容易理解。《农友》也和《布尔什维克》一样，发行范围扩展到间岛地区。
当时，我们通过学生，给村里的人教唱了很多革命的歌曲。《赤旗歌》、《革命歌》等革命歌曲，只要到学校去教唱一次，当天就传遍全村。
五家子村有个由我们组织起来的演艺队。在桂永春的领导下，这个演艺队以三星学校为据点，积极开展了活动。
我也着手完成《卖花姑娘》的剧本。这个剧本，我在吉林市就已开始写，并已试演过几次。剧本一完成，桂永春就带领三星学校的戏剧小组成员开始排练。
在十月革命13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在三星学校礼堂演出了这出歌剧。
这出歌剧解放后长期被埋没，到了70年代初，才在党中央组织书记的指导下，由我们的作家、艺术工作者改编成电影、歌剧和小说公诸于世。组织书记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我们在五家子人民的绝对支持和声援下，在短时间内，把辽河地区的农村建设成为朝鲜革命军可靠的活动基地。我们曾在吉林周围做过农民的工作，在长春周围也做过农民的工作，可是从没有像在五家子那样彻底实现过农村的革命化。
对于我们在五家子做的一切事情，共产国际的联络员金光烈大为惊叹。
我们提出独创性的革命路线，以自主的方法开拓革命道路前进，因而共产国际也开始注视我们了。看来当时共产国际的东方局好像议论了很多有关我们的事情。听说朝鲜出现了与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完全不同的新一代革命者；是股不属于任何派别，又不声张，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的势力；他们的群众基础也好，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大概他们是出于这种好奇心，派遣了联络员的。
金光烈经过哈尔滨联络站，来到五家子，见了我们的同志和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同”志士“们也见了面。他和很多人谈过话后跟我见了面，对我们做的工作说了很多鼓舞性的话。他说，朝鲜的青年共产主义者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中正在开拓独创性的道路，在这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对我们提出的革命路线和方针表示了积极的支持和赞同。
对于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他感到非常惊讶。他问我，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规定革命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的问题，不断地进行着深刻的讨论，而你们却同顽固的民族主义势力、宗教徒，甚至同有产阶层也携起手来，这该如何解释呢？
我对联络员说，单靠少数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贫雇农是干不了革命的；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连中间势力也都动员起来；不知别的国家如何，可是在朝鲜，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和宗教徒也都反对外来势力；不喜欢革命的势力只有那些地主、买办资本家、亲日派、民族叛徒等一小撮人。我们是要把其余的人全部动员起来组织进行抗战；用朝鲜人自己的力量，争取朝鲜独立的秘诀在于争取一切反日势力。
联络员听完我的解释后，说：”你不拘泥于经典著作，万事都独创性地加以处理。这最合我的意。“他还劝我到莫斯科去留学。
”你前程万里，实践固然重要，但还是要学习呀！“金光烈还把装有西服、衬衫、领带、皮鞋等的提包打开给我看，并说，共产国际对你寄予很大的期望，所以一再劝你去留学，最好还是接受这一劝告。看来他是到共产国际去接受了说服我、把我送到莫斯科去的指示。
我对金光烈说：”你们对我表示关心，我很感谢，可是，我要去东满，深入到群众中去。要是我到苏联去吃面包，也许变成俄国派，这是我所不愿的；朝鲜有ML派、火曜派、汉城派等很多派系，这就够叫人痛心了，怎么能连我也是重蹈他们的覆辙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我准备从书本上学习！“车光秀和朴素心等同志也曾为我准备好了留学所需要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劝我上莫斯科去。
同年12月下旬，我在五家子召开了朝鲜革命军指挥员和各革命组织负责人的会议。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在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的斗争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并根据目前局势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和发展革命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确保新的殖民地，扩张领土，挥动军国主义铁锤，把国力全部动员起来，加紧进行推进侵略战争的准备。凡是他们认为有碍于推行这个计划的，就毫不留情地加以消灭。
我们准备在日本进攻满洲之前，到东满去占据阵地，作好对付侵略的准备。要到东满去，就需要总结我们在满洲中部地区的活动，采取武装斗争的准备所需要的措施。于是召开了五家子会议。
朝鲜革命军的骨干分子和各革命组织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蔡洙恒等许多革命组织负责人，冒着零下3O度的严寒，从间岛和稳城、钟城等地，来到了五家子。许多互不相识的青年革命者，在这次会议上才互相认识，建立了友情，为朝鲜革命的未来，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在会上讨论的焦点，是在东满大力开展活动的问题。把斗争的基本舞台转移到东满去，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意向。这从革命面临的形势来看，也是不可推迟的。我虽然身在五家子，却一直不忘东满，迫不及待地等待去东满的那一天，也是因为这一点。
在会上，我还提出了加紧推进抗日武装斗争准备的任务和加强同国际革命力量联系的任务。
这次会议的全部过程，明确地表明了我们要从青年学生运动和农村地下工作过渡到武装斗争，对敌人发动决定性攻势的决心。卡伦会议集中了朝鲜民族要以武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意愿，而五家子会议则再一次确认这一意愿，指明了走向抗日大战场的捷径。
五家子会议为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由卡伦会议经过1931年春季明月沟会议、松江会议、冬季明月沟会议，走向抗日决战的战场架起了桥。
到了30年代，我们的青年学生运动终于发展到了武装斗争阶段。可以说，五家子起到了跳板的作用。
在我离开五家子的时候，文朝阳陪我走到10里外，流着泪为我送行。
十难忘的人们
有一年，我在平壤同卡斯特罗同志见面，就抗日革命时期的斗争经验谈了很长时间。那时，卡斯特罗同志问了我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武装斗争时期怎样解决粮食问题。
我对他说，有时也用过夺取敌人粮食的方法，但主要是人民始终如一地给我们提供粮食。
我搞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斗争的时候，也是人民提供了饭菜和住处。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和正义府、新民府、参议府等独立军团体都各自制订出什么法来，向同胞募集捐款、征收军费，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搞革命活动有时需要钱，可是，我们不能为征收税金制订出法来。用某种法律和规定把人民束缚起来，掖着个帐本转，谁家要出多少，某家要出几圆的方法收钱，本来就不符合我们的思想。人民给我们就吃，不给也没关系，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可是，人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顾生命危险帮助了我们。人民提高了觉悟，动员起来了，就会像对待亲生子女一样照顾革命者。所以我们一向信赖人民。在有人民的地方，我们从没有饿过一顿饭。
我们之所以能够赤手空拳起来斗争并取得胜利，完全是因为有人民的支持和声援。孤榆树的玄河竹、金保安、承春学，卡伦的刘宣、刘春景、黄顺信、郑行正，五家于的边大愚、郭尚夏、边达焕、文时骏、文朝阳、金海山、李蒙麟、崔一泉等，都是在南满和满洲中部地区，真心帮助过我们的难忘的人们。
人民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在他们自己喝稀粥的时候，也给我们做干饭吃。
我不好意思给人民添麻烦，有时就借口工作忙，要熬夜，在学校值班室里睡。在卡伦，进明学校的教室是我的住处；而在孤榆树和五家子，三光学校和三星学校的教室便是我的住处。我在三光学校教室里枕着木枕睡时，玄均就赶来，生气地拉我的胳膊。
玄均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盟员和朝鲜革命军队员，是个聪明、耿直、有人情味的人。
玄均的哥哥玄华均，在孤榆树做农民同盟工作，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他们兄弟俩都参加了我们的组织，他的父亲也搞独立运动，所以他家待我格外亲切、热情。
玄均的父亲玄河竹是在独立运动者当中享有相当地位和权威的人物。河竹是他的号，本名叫玄正卿。孤榆树的人们都不叫他的本名，而称他河竹先生。当时，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