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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为实现武装队伍之间的团结，进行了很多工作。当时，父亲感到最苦恼的是独立运动队伍的团结问题。
当时，间岛和滨海省地区有许多独立军部队和独立运动团体。那是一夜之间出现一个团体的时代，什么韩族会、大韩独立团、太极团、军备团等等。
这种独立运动团体，仅南满地区就有20多个。这些团体，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很好地合作，肯定会发挥很大的力量。然而那些专搞派系斗争的分子，一开始就嫉恨并排斥其他的团体，进行争夺权力的勾当。
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独立运动队伍就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不是遭到人民的唾弃，就是被敌人各个击破，已决定的改变运动方向的大业，也就无法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听到大韩独立青年团和广济青年团之间的争执越来越严重，就赶到宽甸去，花了好几天的工夫说服了两个团体的领导人，实现了他们的合并。由于父亲的努力，兴业团和军备团等鸭绿江沿岸一带的武装团体，也合并成为国民团。
用工农出身的人改造原有武装部队的力量，使之重新开始，朝着为共产主义运动开展武装活动的道路前进，并把各个不同系统钓武装部队统一起来，克服武装活动的分散性，可以说这是我父亲在准备新的武装活动时索怀心间的志向。
父亲为实现改变运动方向的方针，费尽了心机，直到生命的晚期，在这过程中，他得了不治之症。
自从宽甸会议宣布了关于改变运动方向，由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以后，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分化过程加快了。
当我父亲卧床不起的时候，在那些具有共同思想意志的人当中，有的被捕，有的叛变，有的走散，能够为共产主义运动全力以赴的人所剩无几了。
主义者中，保守的人仍然把自己束缚在顽固守旧的圈子里，拒不接受新生事物。但是，不少进步人士选择了新的道路，后来同我们携手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
父亲的关于必须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成了促使我成长的特殊滋养品。
四从他乡到异乡
因为父亲经常转移活动据点，我们搬了好多次家。
我第一次离开家乡是我五岁那年。那年春天，我们搬到了烽火里。那时，虽然要同祖父、祖母以及一家亲人作别，我倒不觉得难过。因为那时，我小不大懂事，对离别亲人想得很少，倒是对新地方、新事物抱着很大的好奇心。，但是，我们去中江的那年秋天，我心里很难过。
看着我们要搬到北方的一端去，家里的亲人都非常难过。只要是父亲要做的事，祖父一向表示支持，全心全意地帮助。当他听说，儿子、孙子要搬到相隔千里的远方去，不禁愕然了。
父亲在临别时，为了安慰显得怅然的祖父，费了很多心。父亲最后一次在廊台上帮祖父做活时说的话，如今还索绕在我耳畔：
“我被登在黑名单里，在朝鲜中部一带，简直寸步难行。我出狱时，敌人对我说，不要搞运动，要在家种地。可是，我即使再坐十次牢，也要进行斗争。日本鬼子是狠毒的，只喊喊独立万岁是不能光复祖国的。”我们出发去中江那天，我大叔抓着我父亲的手说，既使到远处去，也不要忘记家乡，如果没工夫回家，就常写信。他说着哭得很厉害。
父亲也紧握着大叔的手下放。
“嗯，我不忘家乡，我怎么能忘掉这个家乡啊。咱们没碰上好世道，就这样分离，但总有一天，会实现国家独立，全家团圆，过上美好日子的，你从小为了帮助我，打草鞋，手都磨出了泡。今天，我出走了又把这一大家子的重担托给了你，我心里真难受。”
“大哥，快别说那些话。爹、娘有我瞻养。你只管去斗争，实现你的理想吧。我在这里等待那天的到来。”
我看着他们分手，心里不禁悲伤起来。
母亲那时说，国家独立了，就回家乡来。我当时心里则感到茫然和不安。
实际上，父亲和母亲从那时离开了家乡后没能回万景台一次，就长眠在异国他乡土地上。
当时，我舍不得离开祖父和祖母，老回头看他们。
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搬到远处的他乡去，我心里是不愿意的，可是有一点倒觉得挺好，到中江去，离平壤监狱就远了，我想这是好事。父亲刑满出狱后，我心里总感到不安，担心日本鬼子再把父亲抓走。当时我不懂人间世事，想得很天真，以为远离平壤和汉城的山沟，就不会有监狱，也看不到日本鬼子的凶相了。
我问队平壤到中江有多少里地，人家告诉我有一千里地。我一听这一千里地，就放心了，以为日本鬼子总不会跟到一千里远的地方来。
人们说，中江是朝鲜最冷的地方。可是我认为，只要能保证父亲的安全，忍受点寒冷是没有问题的。
要说搬家的行李，只有母亲带着的包了一些碗筷的包裹和父亲背的一个行李包。搬到烽火里的时候，还有箱子、桌子、铜碗、陶器之类的家什，可是这一回没有什么家具了。
那时，父亲的一位朋友和我们同行。
我们在新安州下了火车，经过介川、熙川、江界到中江这段路，一直是徒步走去的。那时，江界方面还没有铺设铁路。
一上路，父亲就担心我能不能走这么远的路，母亲也怕我跟不上。那时，我只有七岁，难怪他们都为我担心。
有时，我坐一会儿过路的牛车，可是大部分的路是徒步走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经历的严峻的体力上的考验。
到了江界，我们在南门外的客店住了一宿，第二天又上了路。这家客店老板和在江界的地下组织成员一道，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从江界到中江的500里地，多半是山岭和荒无人烟的地段。我们越过背囊岭时，母亲受了很大的罪。她背着三岁的哲柱，头上顶着包裹，加上草鞋已破，脚上起了泡，吃了很多苦。到了中江，我失望了。原来，那里也和平壤的黄金町或西门通一样，有很多日本人。朝鲜人在故乡活不下去，被撵得不得安宁，而他们却连这样偏僻的地方也不放过，到这里来以主人自居。父亲说，无论是哪里，只要是住着朝鲜人的地方，就有日本人夹在那里。原来，中江也有警察署，有监狱，还有宪兵队。
我到了中江，看到这里的情况后，才领悟到，整个朝鲜这块地就无异于是一个大监狱。
日本人把中江市街上部的一多半变成了他们的移民区，那里有他们的学校、商店，还有医院。
据中江人们说，日本帝国主义早在10年前就开始向这里伸出了魔爪。签订《乙已保护条约》后，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我国的山林采伐权，在新义州设了营林仓，在中江设了支仓。然后，让他们的伐木工迁移到这里来住。他们所说的伐木工，实际上多半是系统地受过军事训练的“在乡军人”，有事时可以随时出动的半军事集团。在中江，除了他们外，还有好几名武装巡警和正规军守备队。
父亲带我们来到中江的目的，是要在这独立运动者常来常往的地方开个医院，以此为据点，更积极地开展反日斗争。有了医生这个身份就很容易伪装自己，免受敌人监视，又可以较自由地和人们接触。
我们在康基洛开的客店住下了。
康基洛为我们腾出了一间最清静、干净的屋子。我父亲在出狱后，到北间岛去过，回来时，在中江呆过一些日子，那时他就住过这个房间。
康基洛挂出客店牌子，同时开设牙科门诊和照相馆，他就这样在中江打下了基础，当我父亲在国内时，他负责朝鲜国民会的国外组织和我父亲的联络工作。当我父亲在国外时，他就负责朝鲜国民会国内组织和我父亲的联络工作。
我父亲通过这个客店，同在临江、长白、中江、碧潼、昌城、楚山等鸭绿江流域一带进行活动的国内外独立运动者取得联系。
康基洛是中江有名的人物，他可以随便出入官厅。他通过官厅搜集到的敌情材料对我父亲的活动是有很大益处的。
我帮父亲放哨，又帮助到客店来的独立运动者干点活，还去中上、中德等地进行秘密联络，中江给我留下的印象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我同比我身材高大的日本孩子摔交，把他撩倒在地。那时，我一见欺负朝鲜孩子的日本孩子就绝不放过。客店老板的一家人都怕这件事惹祸。可是，我父亲却说，在小看朝鲜人的家伙面前绝不要低头，他这样为我鼓劲。
这个时期，中江的反日情绪十分高涨，到处接连不断地发生散发传单、罢课、处决极恶走狗的事。
敌人认为中江发生的事情与我父亲有关。中江警察署根据平安南道警务部发来的通报，把我父亲登记为“不逞鲜人”、“特号甲种监视对象”，并严加监视，康基洛在事务所看到，户籍簿上把我父亲的名字打上了红杠。他告诉父亲说，警察已经把金先生定为逮捕对象，为了安全要尽快离开此地。
就在这时，有一个巡警说露了嘴，中江警察署要逮捕我父亲。父亲又不能在中江呆下去了。
我们只好再背上行李离开寒风凛冽的祖国北端，渡到异国的土地上去。
从中江向北走出一步，就是中国的土地。从中德渡口坐上渡船渡过鸭绿江时，我禁不住眼泪直涌。离开中江，是第四次搬家了。本来，中江是个人地两生的地方，感到凄楚，可现在要离开这里到外国去，就觉得这里是和家乡一样亲切的地方了。不管怎么说，中江到底是祖国的一部分。如果说，给我唱摇篮曲，为我荡秋千的地方是万景台，中江和烽火里一样，它使我领略到朝鲜无论到哪里都被日本帝国主义变成了监狱。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我难以忘却的地方。
我们离开中江的那一天，天气格外阴沉。晚秋的落叶被风吹到摆渡口散落，飘零，天空里候鸟成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