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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接连遭到失败的群众以力量和信心，就要发动他们投入新的斗争，并且一定要以胜利结束斗争。只有取得胜利的斗争才能把群众从恶梦般的消沉状态中解脱出来。如下使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即使由几个先驱者开始武装斗争，也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提供了动员东满地区人民再次起来斗争的机会。
国内人民的暴动也给了他们很大的推动力。
国内接连发生了佃户斗争和反日暴动，高原的东拓农场、龙川的不二农场、金堤的多木农场等地的佃户斗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
龙川地区农民的斗争，1929年以后仍继续进行。当时，当地组织在同我们的联系下很有效地开展了斗争。龙川地区有我们派去的许多工作员。
永兴的3000多名农民和三陟的2000多名农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以后借口“非常时局”强化法西斯镇压和掠夺的行为，举行了大规模的暴动。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在间岛地区组织了秋收斗争。各地的斗争委员会在自己的属下组织宣传队和纠察队，印出传单和檄文，制定斗争口号等，周密细致地做了准备工作。然后，按革命组织区，分别投入秋收斗争。开始时，进行的是争取减租的合法的经济斗争。
有的历史家曾把这次斗争称为“秋收暴动”，我认为这么命名是不太合适的。秋收斗争既不是五·三○暴动的模仿，也不是它的再版。这一斗争是在完全清除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思想流毒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策略原则开展的、取得了胜利的群众斗争。五·三○暴动的主角是宗派分子，而秋收斗争则是由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掌舵和领导的。
秋收斗争没有把暴力作为基本斗争手段。五·三○暴动时，放火烧了变电所和教育机构，地主和资本家一律打倒，甚至毫无顾忌地杀人放火，但秋收斗争参加者提出了三七制和四六制佃租等正当要求，在斗争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同相邻地区互相协调，采取了秩序井然的行动。要求减租，对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来讲，决不是无理的。因为这个要求是正当的，吉林省政府也不得不宣布施行三七或四六制（地主分30％或40％，佃农分70％或60％）佃租。
对那些老老实实接受农民要求的地主，绝没有施加暴力；只对那些对斗争委员会的要求顽固抗拒的恶霸地主和用刀枪镇压农民斗争的军警，动用了暴力；对那些不接受农民要求的顽固的地主，采取了在田地里按三七制或四六制，把佃户的份额拿走，或打开仓库把粮分走的办法。掠夺性的东拓金融部、高利贷者、协助日寇统治的朝鲜人居留民会等反动团体也被定为斗争对象。
我到延吉地区领导秋收斗争回到安图后，有一天，五·三○暴动后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搜捕隐蔽起来的崔东和来找我。他对秋收斗争逐渐带上暴动性质，表示了忧虑。
他本来是在安图鼓动五·三○暴动的带头人，后来他还对我们把那次暴动认定为左倾盲动行为表示异议，要跟我们进行争论，这样一个人突然搬出了暴动有害论，不能不使我感到惊讶。
“成柱同志！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曾经责难五·三○暴动是左倾盲动，现在你们却在纯粹的经济斗争中引进了暴力，这叫人怎么理解呢？”崔东和这样质问后，抱着双臂绕着我踱来踱去。他可能以为击中了要害，显得挺得意。
“先生好像有些误会。你是不是以为你们在五·三○时提倡的’红色暴力‘和我们在秋收斗争中使用的暴力是一回事？”以质问来回答质问本不合乎礼节，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可是我却脱口这样反问他。
“当然会有细微的差别。但是，不管怎么样，暴力还是暴力吧。”“我们是只在有正当理由，合乎情理时，才使用暴力的。比如说，在地主不答应农民的要求时，用暴力打开了地主的粮库。在军警抓人时，我们用武力斗争抢回了同志。当敌人用暴力镇压斗争的时候，难道我们就应该对他们行善吗？”
“我并不是因为不懂应以暴力对抗暴力这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才对你们论是论非。但目前不是一对一地行使暴力的时候。五·三○暴动已成遥远的往事了。不幸的是，我们的革命进入了低潮期。”“低潮期？”
“对，是低潮期。现在是退两步的时期。就是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也不会比现在更黑暗的了。你没看到关东军一举强占了整个满洲吗？连张学良的30万大军也退却了。在这样的时候，要保存革命力量，不要暴露出来。如果轻率地惹翻了敌人，就有可能在东满重演庚申年受讨伐那样的惨剧。”崔东和主张，要防止秋收斗争发展为暴力斗争，群众应当停止拿起武器。
他反对我们的武装斗争构想，说什么时机尚未成熟，是沙土上的楼阁。
和崔东和争论是很费神的。这个人头脑聪颖，又是个共产主义意识较高的知识分子，说些一般的话，是说服不了他的。他开口就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主张的正确，而且说的头头是道，一环扣一环。说服崔东和可不简单。
总之，他的主张是从革命进入低潮期这个基本观点出发的。他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武装进攻、张学良军队的败逃以及独立军的瓦解等不利的因素，全然看不到国内和东满人民趋向暴动的活动，显然是一个睁着两眼却看不见现实的青光眼。
反革命的猖狂和卑怯分子的败逃，决不意味着革命的低潮期。决定形势的是革命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动向。
正像有的前期产主义者那样，崔东和也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他不把人民群众看做革命的主体，不相信并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我通过谈论革命低潮期的崔东和的表现，看到了前一代共产主义者和我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可以说，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是从如何看待人民群众这一问题上产生的。我们和他们虽然追求的是同一个理想、同一个目的，却没能通力合作，相处陌生，就是因为有这个差别。
我对崔东和说：
“也许你会认为这是谬论，我认为人民群众不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趋向暴力斗争的今天，正是革命的高潮期。我们决定不放过这个高潮期，秋收斗争结束后，就马上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把群众组织起来，把抗日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不管形势怎样变化，这个决心不会变，也不会动摇。”崔东和再没有说什么，不高兴地回去了崔东和之流以谈论暴力不利于革命之说来阻挠我们，但我们决不脱离自己选择的前进道路，满怀信心地领导了秋收斗争。
十多万名间岛农民从1931年9月到年底，冒着日本军警和反动军阀的野蛮镇压，进行了不屈的浴血斗争。
在这次斗争中，出现了许多表现朝鲜民族英雄气概的传奇式的故事。开区一带的人民在示威途中，在封冻的豆满江上，同日满军警进行肉搏战的故事，一度成为满洲地区人民惊心动魄的话题。
女战士金顺姬牺牲的悲壮故事，也是在秋收、春荒斗争的烈火中产生的。
金顺姬是药水洞赤卫队队员，又是秋收斗争委员会的委员。窜到药水洞的“讨伐队”用枪口戳着她快足月的肚子，问她肚子里是什么东西。
金顺姬怒视着围住她的日本守备队士兵和领事馆的警察回答说：“生个好样的是皇上，生个赖的就是沿街瞎闯的你们一样的东西。”她这一句有名的回答，使敌人顿时愕然。她为了严守组织的秘密，最后自己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可惜她22岁的芳年就被烧死在敌人的火堆里。
秋收斗争以农民的胜利结束。
通过这次斗争，东满地区的人民有了信心。他们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斗争的胜败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领导方法，以惊异的目光看待把秋收斗争引向胜利的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并紧密地团结在他们的周围。
人民群众通过秋收斗争的胜利，自己找到了五·三0暴动失败的原因，发现并深信这样一个道理：投入暴力的多少，决不是决定斗争成败的基本因素。正像五·三0暴动失败的原因也不在于投入的暴力少，秋收斗争胜利的原因也不在于投入的暴力多。大家认识到：暴力只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而不是万能的东西。
只有为正义使用的、正当的、有分寸的、适时的暴力，才能给人民带来胜利。只有这样的暴力才能对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发展作出真正的贡献。我们只支持这样的暴力。
问题在于怎样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可以说，在这方面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创造了一个典范。秋收斗争是独特的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把和平的方法和暴力的方法适当配合起来，始终牢牢地掌握主动权，使敌人陷于被动。第二年春开展的春荒斗争，也是这样的斗争。
通过秋收斗争，朝中人民的团结得到了加强，朝中共产主义者之间的革命纽带得到了巩固。
秋收斗争曾是提高人民群众觉悟和锻炼他们的好机会。在这个斗争队伍里，朴实的普通人成长为战士和革命者。东满的各革命组织能够以在秋收斗争中得到训练的许多骨干分子，更牢固地建设了自己的队伍。培育出这样的骨干分子，对不久将要进行的武装斗争来说，也是值得庆幸的事。
在秋收斗争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青年革命者，后来成了在东满各县组织的游击队的骨干。
我一面领导秋收斗争，一面继续深入运筹对武装斗争的构想。东满人民在斗争中发挥集体英雄主义和不屈的斗争精神，大大鼓舞了正在探索新阶段革命路线的我。它使我确信，我们一旦手持武器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血战，群众一定会支持和声援我们。
1931年10月，当秋收斗争的烈火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