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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竟然以朝鲜人的名义谈论民族，我便抓注这个机会，冲他说：
“既然这样，就应当多募集愿意反日的人才对，为什么老杀害他们呢？
因为思想不同，就杀害，那还行吗？朝鲜人不能在祖国生活，这已是很不幸的事了；被赶到满洲，又被救国军抓去丧命。这岂不太冤枉了吗？不管是搞共产主义的，还是搞民族主义的，不要分什么主义，而要让他们都团结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老是排斥和杀害他们，有什么好处呢？”那个人留心地望着我，说宣传队长说得对。第二个障碍便这样被排除了。
于司令看到我们的谈话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满意地微笑了我向于司令说，您要是信得过我，宣传队长就让胡泽民兼任，让找用朝鲜人组织一支部队，当队长去打仗，不知可否？
刘本草先生支持我说，这话有理。
于司令问我说，如果用朝鲜人另组织一支部队的话，枪支怎么解决呀？
我回答说：“枪支嘛，您就不必操心，我不会向司令伸手要。我们准备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部队。”
于司令听了我的回答，表示十分满意。
“那你就组织一支部队吧。不过，给了你们武器，将来你们把枪口掉转过来怎么办？”
“这一点，请您不要多心，决不会有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再说，即使掉过枪口，司令的强大部队还怕抵挡不了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兵吗？”于司令挥挥手，哈哈大笑说，队长是不是把开玩笑当真了。我怕一开始就说要从救国军分离出去，会惹怒于司令，便请他以司令的名义给部队起个名称。
。。。。。。
①
金佐镇（1889～1930）：忠清南道洪城人。1913年加入大韩光复团。流亡满洲后，与徐一等一起组织北路军政署。担任新民府的主要职务，从事反日武装活动。
在旁的刘本草先生说：“那就叫别动队吧。我看叫朝鲜人别动队好些。”于司令和我都赞同了刘本草先生的意见。
随着别动队的诞生，秘密游击队合法化的基础工作，就胜利结束了。我把安图的秘密游击队成员和被拘留在于司令部队的七八十个青年，都收进这支别动队里，实现了游击队的合法化。我分别拉着陈翰章和胡泽民的手，走出了于司令的房间。我们连声说“胜利了！”、“特大成功！”，整夜漫步在城市周围。胡泽民递给我一支香烟，叫我吸一口试试。他说，今天这样的喜庆日子，最好喝酒喝个醉，没有酒，就吸烟吸个醉也好。我第一次把香烟叼在嘴上吸了一口，呛得我直打喷嚏，惹得胡泽民和陈翰章哈哈大笑，我也笑了。
“看你，连烟都不会吸，游击队长怎么当呀！”胡泽民开玩笑他说。
我回到小沙河一报告谈判成功的喜讯，那些蹲在人家后屋的同志一哄而起，把我抬在肩头上拥出了门，三呼万岁，让全村人都能听到。
被誉为名歌手的金日龙竟然唱起《阿里郎》来。在这样喜庆的日子，本应该唱轻快活泼的圆舞曲或雄浑有力的进行曲，一个钢铁般的男子汉金日龙却唱出了《阿里郎》这样的悲歌，只能说是反常的了。
金哲（金哲熙）摇着金日龙的胳膊问：
“日龙哥！这样喜庆的日子，你何必唱这种歌呀？”“不知道，我也说不上怎么冲口唱出了《阿里郎》来。我们不是闯过了那么多的险关吗？”金日龙停止唱歌，泪汪汪地望着金哲说。
我听着他的话，肃穆之情油然而生。正如他说的，我们迎来这一天，经受了多少严峻的考验啊！可以说金日龙的一生就是这些考验的缩影。他曾辗转于朝鲜、满洲和滨海省，作为独立军搞过民族主义运动，也搞过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是个风云人物。他在这一过程中，叹息过，也流过很多泪，经历了种种人间苦难。
《阿里郎》可以说是对他一生的概括。应该把叹息换成欢笑，从挫折转入进攻的这一历史的岔路口，金日龙以《阿里郎》当作是回顾一下多难的过去，在青天下尽情唱出了新起点的喜悦。
那时，要是我们没有遇到刘本草先生，我们的命运、游击队的命运将会如何呢？我现在也是常想起这事，默默地向已故的刘先生致谢。
在于司令部队里，对我们的谈判成功最感到高兴的，正是刘本草先生。
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一直把我们送到军营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满怀激情他说，我们不再是敌人了，我们成了兄弟，成了友军，让我们狠狠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吧。
后来，当我听到先生去世的噩耗时，回忆起在安图城进行的难忘的谈判情景和毓文中学时期，我悲伤地流了泪。
由于同于司令的谈判取得了成功，我们实现了游击队的存在和活动的合法化，有了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同盟军。谈判的成功，还使我们有了这样一种信心，只要主张爱国家爱民族这个大义，就是同思想与信念互不相同的他国民族主义者也能形成统一战线，进行共同斗争。
我想，这一信心对我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出现需要团结那些思想和信念不同的民族主义者或生活经历复杂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各阶层人士的问题时，遇到犹豫不决或怀有偏见的干部，我就想起同于司令谈判的经验，开导他们度量要大。
我回到小沙河，向在汪清地区苦心做救国军工作的李光，详细地通报了同于司令进行的谈判内容和组织朝鲜人别动队的经过，并交给他要以安图的经验作参考，在汪清立即组织一支别动队的任务。
直到那时，李光仍在进行着地下活动。我给李光派去一个中队人员，让他在那里组织别动队，从地下活动转为合法活动。
所谓别动队，就是指由朝鲜人组成的特殊部队。在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当中，在同救国军的关系上能够合得来能够合法活动的、只有我们和李光他们。
那时，我们用别动队的名称，可以说是为保障我们游击队的合法活动，加强同救国军的联系，同他们形成反日联合战线而采取的一个策略措施。
组织了别动队之后，我们积极推进了扩大和改组这支部队，以便在短时间内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筹备工作。
确定队伍编制的工作，引起了许多争论。
那时，有些同志为游击队队伍里工人成分不多而非常担心。调查了一百多名入伍对象，大部分是学生出身和农民出身。有几个人为之一惊，并忧虑他说，工人成分少数，这在组织革命军队方面，是不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会不会成为将来革命军变质的因素。
我真诚地开导了这些同志：工人阶级应该成为革命军队的主要组成成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的普遍原理，但是没有必要机械地运用这条原理。在我国居民中，农民占绝大多数，比起农民，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极少数。但也不能因此就把建立游击队的工作推迟到工人阶级数量大大增加以后。在我国，农民和学生出身的 人革命觉悟和民族精神并不次于工人阶级。即便出身不同，只要是以工人阶级的思想去进行斗争就行。农民和学生出身的人多，并不成为革命军变质的因素。
在建立指挥体系方面，我们也没有把既成公式绝对化，而是根据游击战争的特点和要求，本着执行口令的战斗人员多于喊口令的人的原则，组织队伍，确定编制。也就是说，把指挥体系高度简化。所以，部队里没有另设后勤部门和主管这项工作的指挥员，把所有的队员都培养得既会做饭洗衣，又会打仗，如有需要还能做政治工作。
那时，我们要是有了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这样的书，那该能得到多么好的启示啊！当时我们的水平很差，停留在只知道部队编制中的三三制是拿破仑创立的这种常识上。至于克劳塞维茨，只听说过他的名字。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我才第一次弄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必须简化指挥体系，多配备些战斗人员。他的这一主张，很容易地引起了我的共鸣。
反日人民游击队是以连为基本战斗单位组成的。我被选为队长兼政治委员。
游击队的军装是用栎树皮做的染料染成的绿色布缝制的。左胸前缝上五角形红布，上面写上连队番号。帽徽是红星，腿打白色绑腿。确定服装制度，可以说是游击队筹建工作的最后一道细节作业，我们以愉快的心情一个个解决了这些问题。
妇女会会员们根据我们认真讨论决定的服装制度，开始缝制军服。
那时，我母亲虽然缠绵病榻，却也同其他妇女会会员们一起，尽一切诚意裁衣，操作缝纫机。
1932年4月下旬，我们在安图召开了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最终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最终审查了志愿入伍者，讨论了举行游击队成立典礼的时间和场所，确定了当前的活动区域，采取了有关游击队活动的各项措施。
这次会议后，志愿入伍者先集合到三道白河入口处的刘家粉坊（发财屯），然后集结到小沙河，志愿入伍者有一百多名，至今我还记得名字的有：
车光秀、朴勋、金日龙（小沙河）、赵德化（小沙河）、麻子（别名，小沙河）、赵明化（小沙河）、李明洙（小沙河）、金哲（金哲熙，兴隆村）、金凤九（兴隆村）、李英培（兴隆村）、郭○○（兴隆村）、李凤九（三人坊）、方仁铉（三人坊）、金钟焕、李学用（国内）、金东振（国内）、朴明孙（延吉）、安泰范（延吉）、韩昌勋（南满）等人。
1932年4月25日早晨，我们在土器店沟的台地上举行了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典礼。
在四周长着落叶松林的空地上，游击队员们个个穿上新制的军装，携带着武器，在空地的一边按分队整齐地列好队。从小沙河和兴隆村一带拥来的许多群众兴高采烈，谈笑风